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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春晚前彩排，我看王旭穿一条旧绿裤子，一件洗得不太看出来色的毛衣，问他上春晚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 他拿个装胖大海的铁杯子，感冒，嗓子是哑的，也不担心直播的时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让唱一首歌，他觉得这一点不如在地下通道里唱得痛快。“有时候过道里人特别多，嗡嗡嗡的，我烦那个声音，就吼老崔的一二三四……唱完一段之后，消停了，没一个人吭声。” 他44岁了，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16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成方圆唱《游子吟》，坐火车去开封花45块钱买了一把吉他。“那个时候我家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我们就在马路边上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他承包了一个苹果园。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盖个看苹果的小屋子，晚上几个人坐着，“抱着把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有烟，但是不喝水，想起一出唱一出。马路上有人，在那站着听。有的骑着自行车直接从马路上就下地了，‘我离老远都听见你唱歌了’。” 一两年后，跟他一样大的都结婚生子了，就他一个人每天晃悠。后来不结婚不行了，老被人打听，“一打听你，什么都行，就两样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这么在生活的框里过下去了，一笔一笔，填满就算。 但是县里来了歌舞团，要到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各地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跟他闹，他说我怎么也得走啊，“喜欢啊，那个东西勾着魂。老婆特伤心，抱着个小孩子，那么长一点。” 歌舞团一共13个人，他什么都干。他烫了头发，穿个皮裤、高跟皮鞋和红衣服当演出服。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他往台上一站，刚准备起范儿，底下有人认出来了，“哟，那个是卖苹果的！”他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底下就有人接话“你早就该走了。” 到了春节，他回家，带回去20块钱，里头还有跟别人借的10块钱。“手冻得红肿，裂着大口子。那时候感觉老婆的被窝特别暖和，往里一钻，再不想出来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河南的外出打工大潮开始了，他去了乌鲁木齐，就靠出大力，一天10块钱。春节在黄河小浪底，他为了一百多块钱的加班费不回家。大年三十值班，“没人，大山里面回音特别好，就吼呗，‘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000年，北京的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过来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火车。 “快到西站的时候，心里直跳，首都啊这是，突然间就来了。结果下了车直接就拉清河去了。”原来是给KTV包房烧锅炉去了。 趁老板不在，他们几个人爬上台去唱唱。他说，能洗澡，能唱歌，能挣钱，多好！但到最后烧锅炉的活欠他半年工资没给，他待不下去，回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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