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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第一次见到鲁藜，是去他家帮忙换一个开关。 那时是1950年，她刚12岁，上小学六年级。她家开一个小电料行，就在文联对面。因为家境不好，放了学，她也不能像别人家孩子随便去玩，她总得帮着家里做些小修小换之类的活儿。 她麻利地操作着，鲁藜为她扶着叠放的椅子，称赞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换好开关，鲁藜请她坐，给她倒水，还拿糖给她吃，问她几岁了。站在眼前的这位诗人身材颀长挺直，有一双漂亮和善的眼睛，让人觉得气质不凡。她脸红红的，垂了头低声作答。鲁藜就笑，说：“比我女儿大一岁。”临走时，他选了几本书给她。 她从此喜欢上了看书，书给她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徜徉其中，她觉得生命有了不同的味道。她开始收集鲁藜的作品。在一个孩子的心里，他成为一个完美的偶像。 到了1954年，她已是16岁的少女。有一天，她被带到了派出所，一大堆她收集的鲁藜的书、诗作、照片被扔到面前。原来鲁藜受“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牵连，被隔离审查，凡与他有关的人都纳入到了审查的范围。 她被关在小黑屋里，每天要交待的问题都差不多，“你同他怎么认识的？他对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她于是在记忆里搜寻与他的一切，他的书、他讲的故事、他的关心、他的音容笑貌……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楚亲切了。 当她被放出来时，内心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变化，脑袋里满是那个清秀、飘逸的男人形象。她情窦初开，丝毫没想过那个最完美、最可爱的男人是个有妻子儿女的大人，他们的年龄整整相差24岁。 再次见到他时，他没有了“完美”的形象。那是在剧院，她看到一个穿着又脏又破的棉大衣、戴着大口罩、帽沿压到眉际的“老农”，一动不动地缩在椅子上，悄无声息地在听戏。不过，她还是认出了那熟悉的身影。 几次长谈之后，她知道了诗人多舛的命运。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开除党籍，关进天津军法处，因为他拒不承认反革命问题，这一关就是将近两年。妻子与他划清界线，一纸离婚协议撕碎了他的所有幻想。现在虽然解除了关押，他已经无家可归。 她流着泪听他的讲述，对眼前这个只有43岁、却已鬓发苍白的男人涌起了无限柔情。几天以后，她约他到宿舍，她把全部心思说给他听了。他却缓缓站起身，回答说：“不行，我要去板桥农场劳动教养了，我不能再见你了。” 这之后，他再没了消息。而她的命运也如海上的小船，在风雨中飘泊不定。 她也曾“上山下乡”，一次到支部书记办公室，忘记敲门就推门而入，意外地看到了支书正和一个女知青亲热。很快，她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起来，然后是没日没夜的批斗，直到她那“多事”的眼睛快要失明。 幸亏农场里一位青年，默默地关心她。当支书组织一帮人到医务室去骚扰她，推推搡搡打她、骂她时，他伸出胳膊，护着她，给了她一个流泪的角落…… 她的眼睛慢慢好了，他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生活就此走上了正常人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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