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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 (大学毕业30年返校聚会有感 王学龙)

 老树新芽782 2014-07-28
        很少能激动,这次真的激动了;很少流泪了,这次却不想拭去泪水——大学毕业三十年返校重聚,见到几十年未见的同窗,听着当年的老师再一次耳提面命,“一弦一柱思华年”,你能无动于衷吗?

       几个月前接到老班长陈钦的短信通知,不假思索,我就立马回复,一定参加这次聚会。我们是文革十年浩劫后1977年参加高考的,1978年初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整整三十年了,同系同级四个班同学一同返回母校,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心舒路畅,十月五日上午十一时许,赶到大树掩映的芜湖铁山宾馆,在(2)班我是第三个签名报到的。当场就有先到的其他班同学在大厅里同我打招呼。一位同学还记得,当年闹地震时,我是整个0号宿舍楼第一个光着脚跑出来的。我笑着说,那不成了“范跑跑”吗?下午大家都聚集在宾馆总台一楼大门前,欢迎后到的同学。有的同学因事不能躬赴盛会,如黄元访下有大孙女儿当晚过生日,张劲秋上有98岁的老母要侍奉;有的同学永远来不了了,如伊为民、魏玉侠、郁学礼等八位与我们是天上人间;有的同学长期联系未断,如耿尊芳——我称之为永远的小耿,她是我女儿女婿无意中的介绍人、有心的证婚人;有的纵使相逢也不识,看见一个硬硬的汉子在大门外大声叫我,我背过身去悄悄问其他同学这是谁。原来他是当年与我一道在大学入团的赵小宝,三十年未见,“昨日少年今白头”,与我同岁的“小宝”成了“老宝”。来自上海的郁德尹同学,还是开放如初,一见到我就来一个双臂拥抱。记得有一年寒假后回校上课,她烫了个鸡窝头,大家都视为怪物。同寝室的小组长严永胜一家八人来芜湖了,老伴、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女儿一家三口,这位老兄说,在南京的小儿子一家有事还没来。这真可谓“昔别君初婚,儿孙忽成行”。身材伟岸的“大”帅哥潘延年华发如雪,娇小玲珑的“小”美女陈海云苗条若柳……变而未变,似老非老,透过岁月的沧桑,同学们彼此的眼里,似乎又都回到了当年。相看两不厌,绝对流逝的时光中,平行对视的心互感对方是永远年轻。

       晚上四个班同学在一个大厅里聚餐,同班的都往一个桌子围。后到的赵志坚,见我们桌上已坐满了十个人,便拖来了一把椅子,叫服务员加碗筷,硬要挤在一起。主持人杨树森教授65岁了,还像一个老顽童,代表同学聚会筹备组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因为留在芜湖的同学中,他没有任何行政头衔,年龄又最大,所以被大家公推为主持人。未等老杨的话结束,同学们就已经喝开了。蚌埠的胡之星说自己开车来的,开车也不行,车可以丢在那里不管,酒却不能不喝。这三十年间,你同别人喝了多少酒,喝了多少不得不应酬的酒,而这顿酒不是你想喝的、盼喝的、该喝的吗?能不一醉方休吗?当年的“饭友”(我们两人菜饭票四年放在一起,中餐晚餐各有分工,一人打饭,一人打开水)周农杰酒量一反当年,杯杯见底。而我真的不行了,好在身旁的常说自己永不下岗的陈在职,见我最后掺了点开水在杯中,笑而不语。敬酒来到邻桌的唐跃旁边,我问他最近可出了新的作品,并告诉他我女儿平时对我很不以为然,但看完唐跃2006年送我的《藤花小屋读画》一书后说,老爸,你们七七级还真有人才。三十年依旧瘦骨峥嵘的老唐连连摆手。酒席上,4班的杨书基,一位摘了眼镜宛如老农的66岁老哥,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标题是《悠悠十一载 漫漫高考路》。原来他是巢湖一中66届理科全校前8名的学生,却与日夜向往的高考分手长达十一年,其间还入狱1081天。七七年参加高考考了全市总分第一,但政审结论迟迟不能出来,是安师大领导大胆录取,才使他1978年2月12日跨入师大校门。岂料三个月后省招办发出42号文件作出《关于取消杨书基入学资格的决定》。在各方尤其师大校方的坚持、努力、关心下,两个月后省招办76号文件再次作出《关于恢复杨书基入学资格的决定》。历经坎坷、韶华将逝的杨书基终成安师大中文系七七级的一员。这一纸回忆如同一杯陈年老酒,激起同学们对各自不平坦的求学之路、人生之路霎时的回味慨叹,酒不醉,人自醺。人生漫漫,炼狱之路连通天堂之门,只不过“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一夜无眠,正如主持人杨树森酒席上所说的,今夜可以彻夜不眠,今夜可以彻夜不归……

        六日上午,返校聚会的正式集会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厅举行,该院的原党委书记葛富才曾是七七级(1)班的班长。当年给我们授过课的健在的老师们大多来了,年龄最长的周承昭教授90岁高龄,拄着拐杖来了;原七七级化学系的同学、师大的现任校长王伦,也来了;现任文学院党委书记、中文系的学妹余大芹来了,当年(1)班的同学、现在的文学院院长丁放教授自然来了……安师大唯一的国家级教学名师余恕诚先生代表当年老师的讲话,把全场的气氛推到了最高潮。余老师回忆起自己1957年考入大学后的坎坎坷坷,深情地感谢在“教学相长”中七七级同学的支持使他在文革后的授课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他细细地回忆起当年师生亲密无间的往事。先生那时一学期要上二十几周的课,和同学们隔一天要见一次面。在台上,先生提起刘人云同学在教室里常坐的位置和特殊的坐姿,先生说起杨玉堂同学的试卷字迹工整得像碑帖一样。先生还问到王学龙同学来了没?我当即站起来向先生鞠了一个躬,本想同当年一样答声“到”,但嗓子早已硬了,无法作声。先生说,我记得王学龙同学的字,像维吾尔族姑娘一样,辫子多,一串一串的,还有一下课他就缠着问这问那,结果自己常常下课后水都顾不上喝又接着上下一堂课……中文系七七级当年四个班,196名同学,先生几十年后,还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我们真是既感动,又汗颜。这样的师生情、教学缘,还能重现吗?生于1939年的余先生最后说,“我今天说得细了点,因为参加这样的聚会我知道自己没有下一次了”。“有!”全场师生顿时发出了集体的喊声,共同的心声。

       四个班各推荐一人在会上发言。(1)班的周陶富,娓娓忆起当年的同寝室、当年的同床。他说睡在上铺的李明阳特沉稳,四年上下床从不惊扰下铺,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走了;睡在上铺也从未有过《诗经〈关睢〉》中所说的“寤寐思服,辗转反侧”。(3)班的女同学朱殷想起当年入学时曾表演节目“小曲好唱口难开”,因为紧张,把手中的碟儿弄掉了,笑说今天上台来还是心有余悸。(4)班的女同学杨光,讲话中三次面对全场自说自演“行注目礼”,软语款款,仿佛在讲述着一个童话故事。(2)班来的同学中,我虽五十有五,但还算最小的。受老班长和各位兄姊的委托,代表全班发了言。我讲到此次聚会,来的都是惊喜,不来确是有憾。作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很难做到“三不朽”,但必须做到三不忘,师恩不能忘,学谊不能忘,人情不能忘。岁月如水,我们都会随风飘逝,但“七七级”必将定格为历史的永恒!
      情犹未尽,意犹未尽。聚会没有不散的筵席,但余老师的话始终言犹在耳。人脱离不了所处的时代背景,凡事尽力就好,不必苛求自己。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曾劝慰杜牧,“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你们最小的同学都过了知天命之年,一定要认真总结前半生,认清自己的短与长,每天早晨醒来看到初升的太阳,就要快乐地度过这一天。是的,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曾自豪过,也曾自责过,现在想来真的不必过多地自恋。无论是从政,为学,还是经商,我们这一代应该承认并正视自己的准备都不足。历史给了我们磨难,也幸运地给了我们补偿;历史给了我们荣耀,也注定要给我们遗憾。先天注定在先,后天只是善后。我们七七级大学生,尤其是当年全部分配到教育教学一线的师范大学七七级大学毕业生,只能是过渡的一代,只能是一座承前启后的桥,不可能是一条伸展无限的路。不过没了桥,还能有通往远方的路吗?

              2012.10.20(星期六)《大江晚报》

                                                                                              (作者现任怀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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