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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摊冠军 1992年，南非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不久，赤字高挂，外债巨大，经济低迷，市场萧条，失业率高达30%。正在这时，我们这群中国人来了。 我在约堡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个台湾老板当记账员，月薪是1000兰特。工作很轻松，空闲时，我一边找学校读书，一边结交新朋友。不过，我在新认识的一些朋友看来，我的薪水太少了。“打工？”他们不屑地撇撇嘴，“赚那么一丁点花生米的钱，我们出来就是要赚钞票！” 我的这些新朋友全在约堡城里摆地摊。 我在约堡市中心里看到，热闹大街的拐角、巴士站、火车站、超市门口，都有中国人在摆摊。他们都在卖表，卖的是香港钟表商进口的深圳产的廉价电子表。姿势优雅点的，把几十块电子表铺在一块可以折叠的熨衣架子上。有的就在街边地上铺块小塑料布，人蹲在一边。又过了几个月，每位摆摊者都有了一只3尺长、2尺宽，里面衬着红绒布的黑色木制表箱。 谁会想到，我的朋友们就靠那几十块表的小摊位，每月可以赚三四千兰特！（1992年美元与南非兰特的兑换率是1∶2.81，表的进价为每块15~20兰特，可以卖到30~45兰特，表电池进价1粒0.7兰特，卖7兰特。） 我认识一位小女生，在她住的公寓楼下每天摆摊四五个小时，除去房租扣掉日常开销，也可以纯进账2000多兰特。 当时约堡的摆摊标兵是位耐心、温和的上海女同胞，传说她的人气指数和收入经常高居摆摊排行榜的榜首。当然，这都源自她的摊位固定，价码合理，并有售后保修等服务。日后转入批发生意，开着奔驰车的她，对想接她这个黄金摊位的接班人轻轻地说：“要摊位可以，不过要付转让费。” 之后，每周4班从香港或新加坡到约堡的飞机上都有几位从国内来的新移民。前一天看到他们身穿袖口缝着商标、线条笔挺的化纤西装，戴着墨镜气宇轩昂地出现在约堡机场；两三天后，便看到他们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守着一个卖表的小摊位。 外围游击战 随着市中心摆摊的中国人的新面孔越来越多，摆摊的品种越来越丰富，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摆摊的前辈，便开始琢磨着把摊摆到“外围”去，我的朋友们称远离约堡市中心几十、几百公里的工业区、商业小镇为“外围”。 别看这些人不懂英文，做买卖时，他们自顾自地讲中国话让当地人摸不着头脑。但这些前辈对于100以内英文数字的听觉反应已很灵敏，说得也已滚瓜烂熟。而且他们已经相当了解当地人喜爱的货品及规格。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实力花个万儿八千买辆二手车拉货了。 每天清晨，一个在“外围”摆摊的老“游击战士”就驾驶一辆当地人叫“Combi”的面包车，满载他雇的十几个当地员工和货出发；到了一个个工业区的出口处、小镇的巴士站、超市前，他放下一个个员工和一堆堆货。傍晚，他去各个据点把人和货一个个接回，然后，逐个点货，收货款。白天，他放完摊，便去约堡各个批发站看新货和比较哪个批发站的货价便宜。晚上，他点完营业额、盘完库存，便开始分析哪个据点的生意好，和哪种货卖得好，以便做出进货和摆摊点的合理调整。 他独自一人与十几个黑人同吃同住在远离约堡的几百公里外，被同胞称为“鸟不生蛋”的边远小镇一套简陋的公寓里，那种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清苦和孤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忍受的。 不过，清苦和孤寂是有回报的。他每月摆摊所得利润，绝不会输给市中心任何一家中型零售店。而且，摊商还不用烦恼店租上涨和税管之类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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