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君臣知遇而传为佳话者不乏其人，比如商鞅之于秦孝公，诸葛亮之于刘备，赵普之于宋太祖，都是君臣联手、双剑合璧成就伟业的典范。如果不以动机和结果论，蔡京之于宋徽宗，也堪称君臣“知遇”的范例，其依赖如股肱、信任如手足的感情，也真是千古少有。 一、初露干才 蔡京是福建仙游人，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24岁的他金榜题名，中进士第，即授杭州钱塘县尉、舒州推官，从此步入仕途。累迁起居郎，不久出使辽国，因出使有功，授中书舍人，元丰年间升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宋哲宗绍圣间任户部尚书，不久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 蔡京进士出身，满腹经纶，才思敏捷。绍圣间，蔡京以翰林学士身份，出面接待辽国使臣李俨，留住颇久。李俨也是才华横溢，精通诗词。一日，蔡京宴请李俨，李俨看到侍从端上来新鲜的杏子，诗性大发，指盘中杏子吟道：“来未花开，如今多幸（杏）！”蔡京一听，随手拿起另一盘子中的梨子对曰：“去虽叶落，未可轻离（梨）。”以梨对杏，工巧。又以谐音表达挽留之意，更妙。 蔡京书法笔法姿媚，气势豪健，痛快沉着，格调高雅，堪称一绝。宋徽宗欣赏蔡京，或许就是自书法始。崇宁三年（1104），朝廷开铸“崇宁重宝”钱，宋徽宗命蔡京书写钱文。宋徽宗的画作，也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所以，有人认为“苏、黄、米、蔡”这宋四家的蔡当为蔡京，不无道理。 诗词歌赋、翰墨丹青，只是修身养性之技，作为行政官员，其能力大小，得用落实力和执行力去衡量，这一点，蔡京也强过他的同僚们许多。元祐初年，司马光任相，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复行差役法，要求5天之内，全部改正。同僚们一听，纷纷抱怨时间太紧，无法完成。而时任开封知府的蔡京，雷厉风行，短短5天，便把辖区各县的雇役悉数改为差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在政事堂听了蔡京的汇报后，大喜道：“蔡知府，倘使人人奉法如你，还有什么政令不能落实啊！” 在司马光之后任相的吕公著，对蔡京更是佩服之至。有一次，蔡京刚从州府任上罢官，路过京城作短暂停留。吕公著听说后，赶紧把蔡京请到自己的宰相府，让儿孙们环侍在侧，郑重其事地对蔡京说：“蔡君，公著目人无数，却无人强过你。”接着，他又手抚太师椅说：“蔡君日后必会坐上这把交椅，我这些儿孙们的将来，就托付于你了。”蔡京作为一般大臣甚至贬官，能够得到前后两位宰相的高度肯定，其卓越的干才，可见一斑。这些典故，也一度被时人传为美谈。 二、四登相位 蔡京一生，在仕途摸爬滚打50多年，历经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四登相位，可谓官运亨通，荣贵至极。不过，他虽然一直顺利，但让他四登宰相之位的、任相近20年的，只有一个宋徽宗。也就是说，他虽然在神宗十五年（1082年）、官至从三品龙图阁直学士，在哲宗十五年（1100年）、官至正三品翰林学士，但这前30年也有过起起落落、跌跌撞撞，且从未有过拜相之兆。唯独在宋徽宗一朝，不但拜相，而且三次致仕退休，三次被重新起用，而且不断加官晋爵。 宋徽宗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的弟弟。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逝，宋徽宗继位，这一年他19岁。宋徽宗是个典型的才子皇帝，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其一笔“瘦金体”书法，俊秀飘逸，独步天下。他喜欢玩，骑马，射箭，踢球，样样都会。他爱赏玩爱收藏，奇珍异宝，奇花异石，他恨不能都集中在他的皇宫。天下的书画古董，他恨不能都安置在他的书房。他更爱女人，后宫三千粉黛还不能满足，常常出宫寻花问柳，还专门设立“行幸局”，为他张罗召妓和善后诸事。他既是个才子，更是个花花公子。要得到一个公子哥儿皇帝的赏识，说难是难，说易也易。 宋徽宗登基之时，54岁蔡京正走背时运，被一群谏官弹劾，一贬再贬，先由翰林学士贬为龙图阁直学士，再贬为太原知府、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后来干脆被罢去一切行政职务，闲居于杭州，抑郁寡欢。宋徽宗上台第三年，即崇宁元年（1102），他才起用蔡京为定州知州，当年便提拔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右丞相。第二年正月，又以更快的速度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左丞相，也就是百官之首的第一宰相。 从进士到翰林，蔡京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跋涉了30年；从一个赋闲的散官，到一人下、万人上的宰相，蔡京只花了短短一年多时间。如此天上人间的轮回，只因为宋徽宗对蔡京的特别青睐。 宋徽宗刚刚上位之时，万事开头难，认真了两天，但他爱玩贪婪的本性不久就暴露无遗。为了得到更多藏匿于民间的字画珍宝，他任命童贯为内廷供奉官，安排他到江浙一带去搜刮珍奇。童贯在杭州一住就是数月，期间，他多次与赋闲的蔡京交流，让蔡京指点迷津。蔡京不仅艺术造诣极高，鉴赏眼光也十分独到。两人一拍即合。童贯搜集，蔡京鉴定，把那些历代遗留下来的书画珍品、极品，快马加鞭源源不断地送达京城，同时还附有鉴赏、品评。宋徽宗把玩着那些国宝级艺术品，惊喜之余，开始对蔡京特别关注起来，并以突破干部任免流程的加速度，三两步把他提拔为宰相。 蔡京出任宰相后，也的确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皇帝贪玩，他就陪玩；皇帝喜欢珍宝，他就设法搜寻；皇帝要建万岁山，要把全国的名胜古迹，珍禽异兽，奇花异石，“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都统统浓缩到这里，他就马上安排心腹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事搜刮。为了把这些奇花异石、珍禽宝贝运到京城，他还在全国各地征调船只无数，通过运河、汴河运到汴京，大兴“花石纲”之役。 蔡京投皇帝之所好，不但表现在物质上，还表现在政治上。宋徽宗十分追慕父亲宋神宗、兄长宋哲宗的改革理想，他以“绍述父兄”为己任，他在位的第二个年号为“崇宁”，即继承神宗常法熙宁之意。所以，在政见上，蔡京按照宋徽宗“绍述父兄”的思路，继续走改革之路，而且成绩斐然。任相那些年，他大力改革科举，发展州县教育，增设算学、医学、武学、律学，使科举考试与行政事务更加协调适应。他大力改革经济，对茶法、盐法、货币、漕运、方田等进行了大范围改革，尤其是茶、盐的专卖改革，改革后较改革前，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长，连年翻番，“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宋史·食货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京还推行社会救助制度，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机构，“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五十以上，许行收养。”可以说，在宰相任上，他做了一些实事。而蔡京的聚财之能，对于以京畿为自己的后花园、以大宋国为自己的储藏室、且贪婪成性穷奢极欲的宋徽宗来说，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怀。
于公于私，宋徽宗都对蔡京特别青睐，虽然多次贬过蔡京的宰相职务，但往往转瞬就重新起用。其对蔡京的眷顾真是情深谊长。崇宁二年任左相，后封为嘉国公。崇宁五年，进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改封魏国公。同年，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乙宫使。大观元年，复升左相，拜太尉、太师。大观三年，致仕退休。政和二年，复召辅政，封鲁国公。宣和二年，致仕。宣和六年，再起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称“公相”。同年，复致仕。在宋徽宗的扶持下，蔡京不断加官晋爵，是北宋以来加官最多、地位最高的宰相。宋徽宗还曾七次亲临蔡京府上，可见其权力如日中天，无以复加。当时，民间甚至有“但知有蔡氏，不知有朝廷”之说（《程俱年谱》）。 三、贬死潭州 虽然说蔡京有点干才，做过实事，但蔡京也绝不是什么好鸟。他任相那些年，为巩固权位，他几乎把人给得罪遍了，几乎把坏事做绝了。 为了巩固地位，为了与宋徽宗在政见上保持高度一致，蔡京通过打击反对改革的元祐大臣来表态和站队。他把元祐、元符年间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请皇帝亲书碑文，刻于石碑，置于文德殿门东壁，称“元祐党籍碑”。他自己又再书写，颁布天下，让全国各地翻刻。对于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已故者依然毫不放过，极力丑化。对于黄庭坚、苏辙等在世的同僚，则远贬至宜州（今广西宜州）、雷州（今广东雷州），黄庭坚等许多大臣均被贬死他乡。 在君主专制时代，邀宠或能得意一时，但邀宠者也往往不得善终。当金兵南下，当宋徽宗去位，蔡京的末日也便到了。宣和七年（1125年）年十二月，金人大举南侵，宋徽宗赶紧传位于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继位于北宋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大敌当前，首要任务是稳定人心。稳定人心必须找到把国家糟蹋成今天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于是，蔡京成了众矢之的。宋哲宗靖康元年（1126年），年届八十、昏耄衰老的蔡京，先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再贬崇信军、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贬韶州、儋州，一年之内，连贬五地，这在北宋贬官史上也十分罕见。当他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贫病交煎，忧愤难当，最后贬所未到，竟客死于长沙城南东明寺。 蔡京死前几天曾作《西江月》一词：“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这首词既是他辉煌一生的生动写照，也是他被打入地狱的深刻反思，句句刻骨，声声泪下。 《宋史》把蔡京列入了“奸臣传”，说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宋钦宗时期的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把蔡京定性为朝廷“六贼”之一、奸臣之首。这基本形成了后来人们对蔡京的印象，认为他是误国奸臣，若不是他惑乱君主、结党营私，北宋或许不会亡国。然而，王夫之在《宋论》中，却认为蔡京还远远够不上“奸臣”之称，他认为堪称奸臣的，像李林甫、卢杞、秦桧等人，“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而蔡京与这些宰相比起来，其权威相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任相伊始，皇帝案上弹劾他的奏折就从未断过，陈东等几个草泽之士就可直接上书骂他国贼；至于“胁持人主”，则更是无稽之谈，宋徽宗三次让他致仕，就是明证。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有什么机会让其“胁持”？ 所以，就威权和地位来讲，蔡京不过是一个不断满足皇帝欲望、哄皇帝开心而巩固其权位的“弄臣”而已。的确，蔡京是以弄臣形象出现在宋徽宗面前，获取他的欢心的。宋徽宗有一次生日，想在生日宴上用玉杯、玉盏宴请大臣，又因太奢华，怕人闲话，便与蔡京商量。蔡京说，我当年出使契丹，契丹人就曾用玉盘、玉盏在我面前夸耀，说宋朝无此物。今在皇上生日用用，符合礼制。事情只要合理，何畏人言？陛下贵为天子，应当享尽天下荣华，受尽万民供奉，区区玉器，何足挂齿。说得宋徽宗连连点头。此禁一开，其他大把烧钱的高消费，便顺理成章了。于是，铸九鼎，祭明堂，祀园丘，修新乐，造万岁山，真是花钱如流水。而宋徽宗要的就是这份花钱如流水的潇洒感觉，要的就是这份花钱如流水的享受。当他看到蔡京通过专卖改革给他带来的巨大财富时，他竟然高兴地对左右说：“这是太师给我的俸料啊！”贪婪之相毕现。 蔡京的确是一个干才，但他的干才却用在了取悦和讨好皇帝上，他只能算一个颇有干才的弄臣。他之所以成不了奸臣，是因为他既不能“弹压百僚”，又无法“胁持人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北宋之亡，他顶多只能算一个帮凶，算不得罪魁，把账算在蔡京头上，那是高估了他。 蔡京是奸臣之论也好，北宋亡于蔡京等六贼误国之说也好，均是从传统的“奸臣模式”而来，以为国之灭亡，无不是乱臣贼子之过，只要奸臣倒台、忠臣事主，则国家不会灭亡，宣和年间所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就是这种说法的“民谣版”。然而，持此种论调，又是多么的可笑？北宋灭亡，当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外忧内患，比如朝廷党争，比如百姓困苦、边关疲敝等等。但是，加速北宋灭亡更直接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竭泽而渔的盘剥和荒淫无度的奢侈。无论是让百姓民不聊生的花石纲之役，还是让丰盈的国库再度空虚的营宫建观、垒山造园，无不是满足宋徽宗的一己之私欲，宋徽宗的享受，是建立在国家机器在为一个人的奢縻运转，群臣百官在为一个人的享受搜刮，全国无数黎民百姓在为一个人的私欲艰辛劳作，其苛政可用敲骨吸髓，刺血济饥来形容。就这一点来说，宋徽宗才是葬送北宋王朝的真正祸首。 靖康元年底，金人铁蹄踏破汴京，宋徽宗、钦宗成了阶下囚，被掳北去，押送途中，受尽凌辱的宋徽宗，写下了《在北题壁》一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此情此景，此心此感，也是句句刻骨，声声泪下，与蔡京当年的逐臣感受，堪称异曲同工、感同身受吧。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县政协 晏建怀 责任编辑：谢建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