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笔能追万古魂之二（韩祖伦·上海） (2013-07-14 1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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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能追万古魂 ——康殷先生篆刻艺术试论韩祖伦·上海 三、 对于康殷先生来说，无论是溯本讨源直师先秦古玺，或是博观约取借鉴秦汉印，这都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以他的天分和悟性，蜕变只是迟早的事情。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我们决不可忽视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对先生篆刻蜕变取径的分析。从《印稿》自序中得知，先生在十四五岁时已得见邓石如、吴让之印拓，并因此而得启蒙。三十岁以后辍辑《印典》大开眼界，方才超脱赵(之谦)、吴(昌硕)藩篱，这其中至少有十多年时间他是受明清流派印几位大师的影响。这几位大师各自的成功实践概言之，邓石如是，“印从书出”他是印学史上将书法和篆刻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吴让之师承邓派而在表现线条笔写意味方面又有新的发展；赵之谦“印外求印”，广采碑、铭、砖、币文字入印，拓宽了入印文字的途径；吴昌硕以石鼓文笔法入印，开创出个人书写风格入印的新天地。归纳起来，四位大师的创新都在字法和笔法（当然还有刀法，但刀法的目的还是为了表现笔法）虽然先生没有沾上流派印的习气，但这几位大师开宗立派或自立门户的成功实践，却无疑会给他以创新的启示，此所谓“大匠授人以法”。其二是先生其时书艺的发展轨迹。他在《学篆琐言》中谈到从少时开始就酷爱了篆书，与篆刻是同时起步的。南下羊城后又承容庚、商承祚、邓散木等篆书老一辈名家的指点，且得当时搞文物管理工作能得见铜器铭文拓片的天时之便，直接取法铜器铭文拓本原迹，篆书特别是金文的书法水平日益精进。在文化交流并不频繁的五十年代后期，他的作品参加了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两次赴日本书法交流展，颇得好评。他在《古图形玺印汇》（第一版）内页题写的“图形印汇”四字金文题书，是一九五八年的笔墨，已见出了沉郁雄强的个人书风面目。其三是蜕变突破口的选择。前一节曾述及先生对秦印的重视，内中确有深意。近年曹锦炎先生所著《古玺通论》中，对秦印有精辟的论述，当可作为解说：“研究者一般都将秦统一以前的秦国玺印，不包括在‘古玺’的范围内，而将其与秦代印合在一起，分列出 ‘秦印’类。其原因主要是这些玺印跟秦代的玺印很难区别，而且秦篆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文字的风格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秦玺的文字风格与东方六国古玺相比，其字形略长，线条圆转流畅，富有笔意。传世的秦诏版、秦虎符及权量上的文字，与之较相近。”“秦国原来僻处西陲，比较落后，各方面的发展要比东方(指函谷关以东)诸国要迟得多，而且带有一定的保守性。相对来说，其文字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的传统正体。”简言之，只有秦印文字最接近铜器铭文，也最多保留了宗周文字的正体。康殷先生是深知秦印三昧的。综合以上三方面因素后便不难明白：以字法为蜕变取径，以金文为载体，以秦印为桥梁，使先生的印作水到渠成地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以下印拓，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蜕变突破阶段的概貌：“康雍”
风格特色与表现手法 一、印从书出，体现强烈个人书风的艺术语言。 自从晚清篆刻鉴赏家魏锡曾（稼孙）指出“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这一见解后，不仅深刻揭示了邓派印风的艺术特色，更代表了近现代篆刻艺术的基本创作方式。继承邓派的吴让之又通过丰富的用刀变化表现“书写”的意味，成为印从书出的典范。到吴昌硕继起，以钝刀直入的厚朴苍古的写意式线条，去表现独具特色的欹斜生姿的石鼓文，更将“印从书出”发挥到了空前的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康殷先生所选择的也可算是一条险径。他之所以不被吴昌硕的强大流风所淹没，实在是缘于其金文书法的强烈个性。他有论书诗一首，道出了对书法的审美追求：“先民落笔已无伦，更有刀锋妙入神。造化千秋添异彩，我于此处悟天人。”他以自己独到的体悟和笔法，在造化赋与金石铭文的千秋神采中找到自己的线条语言；以自己特有的审美，构建起个性化的艺术模式，先生印艺的风格特色，因此而有了具体的表现方式。 （一）雄健苍劲的西周金文书风为主基调的大气磅礴的印风。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先生雄强生辣的金文书风的形成，他的篆刻也登上了创作的高峰，刻出了一批堪称他毕生治印的代表作品： “书剑同法”
这批印作除“向老逢辰”外，均为白文巨制，可见这种形式特点最适宜表达先生苍遒厚重的线条特征和磅礴大气的书风。由这批印作看，先生的篆刻艺术已进入确立个人面目的第三阶段。 （二）建立在古文字书法基础上的创作特色。这又与先生的治学经历密切相关。也是在七十年代，先生在坎坷的逆境中开始发愤研究古文字学，他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望形生意”。因此对上起殷墟甲骨文字下至春秋战国的铭刻文字烂熟于心。自此以后，他的书法创作也由西周金文为主基调扩展到整个古文字领域（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有《学术书艺，珠联璧合》一文详细论述。篆刻创作与书法双轨并行，方寸间展示出绚烂多彩的古文字艺术长卷：甲骨文类：“夏光”
笔意。“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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