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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末代”悲剧

2014-07-31  相约归渡头



大明弘治五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止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


朱祐樘览奏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认识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七十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六十三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


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像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正如朱祐樘所料,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以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二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无法弄不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都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


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这仅仅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与此相对照的,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说,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虽然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仿佛,但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两万九千人。(《满与汉》,第20页)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也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人口如此急遽的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却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


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十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致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做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


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做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溜溜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


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各地王爷们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们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第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们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止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的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二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百分之四十,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收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


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


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们经常向皇帝哭穷,向皇帝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都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六十所……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会要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们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他们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已经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虽然民怨重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他们理直气壮: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做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们确实是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二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


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二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之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太原总兵姜(王加襄)据其亲见亲闻,向皇帝汇报说,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四千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尽。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锋同赴井殉国,翟山王效钦、陵川王效铿等相继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执不知所终。


姜襄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居六日,屠戮将尽。兼过天星、张天琳,百计搜查,几无噍类。而素居州县潜匿乡村与逸出者,所存无几……”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一万多人。(《坐天下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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