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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 礼比色如金比草 当年有人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子掉到水里，要不要伸手去拉。这涉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假如“礼”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吗？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也”，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 有关礼与色孰重的问题，孟子说，礼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不管怎么说，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里有些东西重，有些东西轻。正如我们现在说，有些事格调高，有些事格调低。假如我们重视格调高的东西，轻视格调低的东西，自己的格调就能提升。 作为一个前理科学生，我有些混账想法，可能会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看了身上长鸡皮疙瘩。对于“礼”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没有可比性；其二，礼重色轻，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最后是有这种度量，礼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单位的礼相当于若干单位的色。以上的分类恰恰就是科学上说的定类、定序、定距和定比这四种尺度。 这四种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然而，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按定序的尺度，礼比色重，顺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该打一辈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事急从权的说法，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时候从权，什么时候不可从权的问题——如果没个尺度，想从权就从权、礼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于是，孟子的格调之说应视为定比的尺度，以格调来度量，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色。 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色，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该从权了。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 对于作品来说，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我爱我的祖国”。场景是在庐山上，喊起来地动山摇，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必然是男女主角拥抱热吻一番，这样格调虽低，但比较切题。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解；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按照前一种方式，逻辑是这样的：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经过权衡，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爱祖国、爱人民等等，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 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我爱你”，按照这种节奏，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几十集的连续剧，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很难看到。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虽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后一种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心里也爱祖国、爱上帝，等等。但是此时此地，他觉得爱女主角最为急迫，于是说，我爱你，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不言而喻，这种格调甚为低下。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只在于有无经过格调方面的加权运算，这种运算本身就极复杂，导致的行为就更加复杂。后一种方式没有这个步骤，显得特别简捷，用现时流行的一个名词，就是较为“直露”。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爱对方为契机，把祖国人民等等—一爱到，得到了最高的总格调。而后者径直去爱对方，故而损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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