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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前几年抓住了某种人生机遇，当上了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公司奇迹般地发展壮大，他本人也成了一个羡煞旁人的人物，几乎在一切人前颐指气使，不可一世。 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叹错过了某些人生机遇，满肚子的愤世不平。当然，他顶瞧不起的，是我那当上了董事长的同学，又瞧不起又羡煞。 实事求是地说，当了董事长的同学，确有许多“暴发户”的劣迹。而瞧不起他又嫉恨他的同学，渐渐地便将收集他的种种劣迹，当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主要、很正经的事。收集自然是为了宣扬，宣扬自然是为了搞臭对方。虽然效果可能甚微，但讽谤之，总是一种宣泄，心理也多少获得些许暂时的平衡，仿佛连世界都在这一时刻变得公正了些。 几年来，一方在不断地发达，一方在不断地攻讦。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儿，另一方却把对方的存在当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总盼着某一天看到对方彻底垮台。 果不其然，当董事长的那一位东窗事发，一变而为“严打”对象，仓仓促促地逃往国外了。 此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怀才不遇”的同学。 我问他：“今后，你心情该舒畅些了吧?” 他却郁郁地说：“有什么可舒畅的?” 我说：“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终于彻底垮了，你的心情还有什么不舒畅的?” 他苦笑一下，说：“高兴是高兴了几天，可是……”嗫嗫嚅嚅，分明有许多难言隐衷。 我问：“可是什么啊?讲出来，别闷在心里嘛!” 他吞吐片刻，说出的一句话是：“可是我还是我啊!眼瞅着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个副科级，这世道太黑暗了!” 我望着他，竟不知怎样安慰。 他任的是一个闲职，没什么权力，自然也没什么责任，却有的是时间，无所谓上班，经常在单位四方八面地打电话，怂恿熟悉的人们“撮一顿”。 只要有人买单，他风雨无阻，蹬辆破自行车，总是要赶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着的同时，还可以骂骂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醉了还可以骂骂这社会。而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逃往国外以后，在国内连一个可供他骂骂出气的具体人物也没有了。倘偏要继续骂，听者无聊，自己也索然无味。醉了骂这社会呢，又似乎骂不出多少道理了。于是，诅咒失去了具体的目标，嫉恨失去了具体的目标，仇视也失去了具体的目标。须知原先的他，几乎是将诅咒、嫉恨、收集别人的劣迹并广为传播当成自己生活的重要意义的。现在他似乎反倒觉得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意义，缺少目的了，觉得活得更无聊、更空虚、更失意了。话说得少了，酒却喝得更多了，人也更颓废了…… 同学们都劝他应该想想自己还能做什么，可他，其实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于是呢，也便没有什么大的机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机遇又一次次被他从身旁放掉…… 后来听说他病了，去医院检查了几次，没查出什么大病，但又确实病着，总一副恹恹苟活的样子…… 再后来我回哈尔滨，众同学聚首，自然又见着了他。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气色又变好了，酒量更见长了。 “他也配当局长?你们说他哪点儿比我强?我当副科长时，他不过是我手底下一催巴儿!” 我悄悄问身旁的同学：“他这又骂谁呢?” 答曰：“咱们当年的一个同学当上了局长……” 我暗想——原来他又找到了某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进而想，也许他能比我们大家都活得长，因为那么一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今天实在是太容易找到了。即使一度丧失也是暂时的，导致的空虚不会太长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饭店里碰见了他，人五人六的，见我爱理不理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女秘书!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过不了多久，他准一个筋斗从局长的交椅上栽下来，成为×××第二……” 他说得很激昂，很慷慨，颈上的、额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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