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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ings：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喜爱纯粹是审美上的，而不应完全实行。比方说，我们认为生命在苦涩的情况下最动人，这是一种审美的偏好，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将生命过成苦涩的。我们感到离别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浪漫气息，但大多数时候离别都是可悲的——因而我们对“茨冈人不害怕离别”津津乐道，因为我们并不是茨冈人，我们对茨冈人的欣赏是审美上的欣赏，别强令自己也爱上离别，也别在发现离别并不愉悦时怀疑自己的承受力。 这种审美偏好和具体生活偏好之间的区别，经常被人攻击为虚伪或矫情，这是不公的。事实上，它是应该被正视的抽象与具体的合理分野。抽象本就应该与生活保持适当的距离。一个人可以同时欣赏离别的美学意味，又在现实中害怕离别。一个人可以认可抽象的生命的痛苦，但在生活中享用美食和舒适住宅。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才能避免虚伪和矫情的嫌疑，那就是平等对待自己和他人。既然用自己审美上的偏好指导自己生活是错的，那么更不要以此为条件来指导、评价别人的生活。 人的审美本身就有忽视具体的特征。最常见的例子是，我们隔着遥远距离爱慕一位男士和女士时，我们总是忽略以后会遭遇的各种具体的不堪，而注重某一部分魅力带来的抽象的享受。关于审美的误区之一，是将原则付诸实践而不加任何转化和限制。抽象的审美与具体生活之间并不总能完全贯通，然而人们通常会将审美的抽象原则本身视作可以完全践行的准则。有些在情操和思考中显得动人的事物，在生活中则并不可行，因而从哲学到生活有一段并不短的路程。哲学作为一种精神之物，并不涉及具体生活，而哲学的实践要以一个人的命运为代价，就得考虑舒适度、可持续性，要加以修正和限制。这一点，可以清晰地反映在遵循极简主义的产品设计上，它们不约而同地在实践中对极简主义哲学本身的理念打了折扣。 昨天推送中引用了罗素《幸福之路》的部分内容。今天推送的是另一些段落。你会发现，“人永远劳作，物永远动荡，可没有一件东西常在，虽然后来的新东西跟过去的并无分别”这样的话真的非常动人，让人陶醉，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劳作和制造精良的物品。“太阳之下无新事”听上去也充满华丽的智慧，但事实上呢，你新遇到的那个女孩和昨天早上吃到的新菜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在审美上谈论生命的易逝和悲哀是一回事，一旦真的遇到破产、病痛和离别，审美就失去指导意义，我们就仍然应该赚钱、治病和苦苦挽留。） 浪漫底克的忧郁 作者：罗素 翻译：傅雷 对于那些因觉得世界上无事可做而彷徨的杰出青年，我要说：“放弃写作，尽量不要动笔。走向社会，去做海盗，去做婆罗洲的国王，去做苏俄的劳动者；去过一种生活，让你的全部精力几乎都用来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 现在，象世界史上许多别的时代一样，有一种极流行的习尚，认为我们之中的智慧之士都看破了前代的一切热诚，觉得世界上再没什么东西值得为之而生活。抱着这等见解的人真是抑郁不欢的，但他们还以此自豪，把它归咎于宇宙的本质，并认为唯有不欢才是一个明达之士的合理的态度。他们对于“不欢”的骄傲，使一般单纯的人怀疑他们“不欢”底真诚性，甚至认为以苦恼为乐的人实在并不苦恼。这看法未免太简单了，无疑的，那些苦恼的人在苦恼当中有些“高人一等”和“明察过人”的快感，可以稍稍补偿他们的损失，但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为了这快感而放弃较为单纯的享受的。我个人也不以为在抑郁不欢中间真有什么较高的道理。智慧之士可能在环境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快乐，倘他发觉对宇宙的冥想使他有超过某程度的痛苦时，他会把冥想移转到别处去。这便是我在本章内所欲证明的一点。我愿读者相信，不论你用何种论据，理性决不会阻遏快乐；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是真诚地把自己的哀伤归咎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犯了倒果为因的毛病：实际是他们为了自己尚未明白的某些缘故而不快乐，而这不快乐诱使他们把世间某些令人不快的特点认作罪魁祸首。 表示这些观点的，在现代的美国有著作《近代心情》的胡特·克勒区；在我们祖父的一代里有拜仑，各时代都可适用的，有《旧约》里《传道书》的作者。克勒区的说法是：“我们的案子是一件败诉的案子，自然界里没有我们的地位，虽然如此，我们并不以生而为人为憾。与其象野兽一般活着，毋宁做了人而死。”拜仑说： 当早年的思想因感觉底衰微而逐渐凋零时， 世界所能给的欢乐决不能和它所攫走的相比。 《传道书》的作者说：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去的死人，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比这两等人更强的，是那从未存在，从未见过日光之下的恶事的。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都把人生的快乐检阅过后，获得这些灰色的结论。克勒区氏处于纽约最高的智识阶级群里；拜仑一生有过无数的情史；《传道书》的作者在快乐底追求中还要花样繁多：他曾尝试美酒，尝试音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挖造水池，蓄有男女仆役，和生长在他家里的婢仆。即在这种环境内，智慧也不会和他分离。并且他发觉一切都是虚空，连智慧在内。 我又专心考察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道也令人沮丧。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 照上面这段看来，他的智慧似乎使他受累；他用种种方法想摆脱而不能。 我心里说，来罢，我用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道也是虚空。 由此可见他的智慧依旧跟着他。 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那末我比人更有智慧又为何来？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我所以憎恨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因为一切皆空，一切令人沮丧。 我自己常有“万事皆空”的心境；但我摆脱这心境时，并非靠了什么哲学，而是靠了对于行动感到强烈的需要。倘使你的儿女病了，你会不快乐，但决不感到一切皆空，你将觉得不问人生有无终极的价值，恢复孩子的健康总是一件当前的急务。一位富翁，可能而且常常觉得一切皆空，但若遇到破产时，他便觉得下一餐的饭决不是虚空的了。空虚之感是因为天然的需要太容易满足而产生的。人这个动物，正和别的动物一样，宜于作相当的生存斗争，万一人类凭了大宗的财富，毫不费力地满足了他所有的欲望时，幸福的要素会跟着努力一块儿向他告别的。一个人对于某些东西，欲望并不如何强烈，却很轻易的弄到了手：这种事实能使他觉得欲望之实现并不带来快乐。如果这是一个赋有哲学气分的人，他就将断言人生在本质上是苦恼的，既然一切欲望都能实现的人仍然是抑郁不欢。他却忘记了缺少你一部分想望的东西才是幸福底必不可少的条件。 以心境而论是如此。但《传道书》派的人仍然有纯智的论据。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曾满， 太阳之下并无新事， 已经过去的事情无人纪念。 我恨我在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劳碌，因为我将把得来的留给后人。 假若我们把这些论据用现代哲学的文体来复述一遍的话，大概是：人永远劳作，物永远动荡，可没有一件东西常在，虽然后来的新东西跟过去的并无分别。一个人死了，他的后裔来收获他劳作底果实；江河流入大海，但江河的水并不能长留大海。在无穷尽而无目标的循环里，人与物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并无进步，并无永久常存的成就。江河倘有智慧，必将停在它们的所在。苏罗门倘有智慧，一定不种果树来让他的儿子享用果实。 但在另一心境内，这些说话将显得完全两样了。太阳之下无新事？那末，摩天楼，飞机，政治家的广播演说，将怎么讲？关于这些，苏罗门曾经知道些什么？倘他能从无线电里听到示巴女王在游历他的领地回去以后对臣民的训话，他不能在虚枉的果树和水塘中间感到安慰么？倘有一个剪报社，把新闻纸上关于他的殿堂的壮丽，宫廷的舒适，和他敌对的哲人底词穷理屈等等的记载剪下来寄给他，他还会说太阳之下无新事么？也许这不能完全医好他的悲观主义，但他将因之而用新的说法来表现他的悲观。的确，克勒区氏的怨叹中，就有一项是说太阳之下新的事情太多了。没有新的事情令人烦闷，有了新的事情同样令人烦闷：可知失望的真原因并不在此。再拿《传道书》所举的事实来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来处来，仍向来处去。”这等见解当作悲观主义的论据说来，是认为旅行不是一桩愉快的事。人们暑天到疗养地去，临了仍向来处回去。这却并不证明到疗养地去是枉空的。假如流水能有感觉，对于那种探险式的循环往复也许会觉得好玩，有如雪莱诗中的云彩一般。至于把遗物留给后裔的痛苦，那是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的：拿后裔的观点来说，这种递嬗显然不是如何不吉的事。世间万物都得消逝这事实，本身也不足为悲观主义的根据。假令现有的事物将被较劣的事物来承继，那倒可能做悲观主义的凭藉，但若将来的事情是较优的话，岂不反使我们变得乐天？倘真如苏罗门所说，现在的事物将由同样的事物替代，那我们又该怎么想？难道这就使整个的递嬗成为虚空了么？当然不！除非循环里面各个不同的过程是给人痛苦的。（那么所谓变化非但换汤不换药，且还增加苦难：要变化做甚？）瞻望未来而把“现在”底整个意义放在它所能带来的“未来”上面：这种习惯是有害的。倘部分没有价值，整个也不能有价值。在戏剧里，男女主角遭着种种难于置信的危难，然后吉庆终场：人生可不能用这种观念去设想的。我过我的日子，我有我的日子，我的儿子承继下去，他有他的日子，将来再有他的儿子来承继他。在此种种里面，有什么可以造成悲剧呢？相反，倘我得永远活下去，人生的欢乐临了倒势必要变得乏味。唯其因为人生有限，人生的乐趣才永远显得新鲜。 我在生命之火前面烘我的双手， 等到火熄时，我就准备离去。 这种态度实在和对死亡表示愤慨同样合理。因此，如果心境可由理智决定，那末使我们欢悦的理由，当和使我们绝望的理由一样多。 《传道书》派是悲痛的；克勒区氏的《近代心情》是凄怆的。他的悲哀，骨子里是因为中古时代的确切无疑的事情，以及较为近代的确切无疑之事一齐崩溃了的缘故。……罗杰·培根的见解，也便是与他同时代的全体文人的见解，没有一个人欢喜他所处的时代的。我从不相信这种悲观主义有什么形而上的原因。原因只是战争、贫穷与暴行。 …… 要写悲剧，必须感觉悲剧。要感觉悲剧，必须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不但在头脑里，而且在血管里肌肉里去意识到。克勒区氏在全书中不时提及绝望，他英勇地接受一个荒凉的世界，这种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这荒凉是由于他和大半的文人尚未学会怎样用适应新刺激的方式去体验旧情绪。刺激是有的，可不在文学社团里。文学社团和集体生活没有活泼的接触，而这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人类的感觉要求严肃与深刻：悲剧和真正的幸福即是渊源于严肃与深刻的。对于那些老觉得世界上无事可为而彷徨的优秀青年，我要说：“丢开写作，竭力想法不要动笔。进入世界，做一个海盗也好，做一个婆罗洲上的王也好，做一个苏俄的劳动者也好，去过一种生活，使低级的生理需求几乎占去你全部的精力。” 来源：《幸福之路》，文章之初引用的段落即最后一段，但采用了另一个更现代的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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