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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见王小波(2)

 xc活人的娄子 2014-08-01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我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是他迟到了。
  
  这时,在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了,然后我随着他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一句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汽水,他说:“我屋里没水。”
  
  岂止没水!我走进一间纯粹的写作室: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一张床;电脑桌上搁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那像一个“海归派”的窝呀?!
  他告诉我第一部书出版的极度艰难,为找销路他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
  “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
  
  还有一次,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图书宣传,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反复折腾,差点没有中暑,结果节目播出时恰恰给剪掉了这一截。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我听着几乎笑岔了气。无限辛酸,都付笑谈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6岁到云南插队,然后到山东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回北京后进过街道工厂,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后来,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还学过计算机,会编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国。他是真真正正的“海归派”。
  
  回国后,他曾到北大和人大任教,1992年9月,为专心写作,他辞去教职。
  
  早于70年代中期,王小波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叫《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大大的练习薄上,后来大家争相传阅,这篇小说成为“手抄本”,越传越远,传出了一段姻缘。王小波的写作缘于一种本质的创造欲望,没有利益,没有外界关注,他还一直写下去。他说:“写了多年小说,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起义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即便这样,他仍说:“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精神准备。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为什么选择了严肃写作——这样一个趋害避利,既冒险又挨穷的反熵过程?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反熵过程。如果人人都进入趋利避害的熵增过程,随着大流而下,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地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认定反熵过程就是他的宿命。
  
  王小波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只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6年11月,我将“时代三部曲”上报。12月上旬,花城的选题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讨论到这套书时,有人认为王小波没有知名度,长达99万字的三部曲,存在着发行等方面的风险。最终社长肖建国拍了板:王小波的作品有鲜明的艺术个性,那怕冒点风险也要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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