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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冬，张仃先生的女儿乔乔来找我，告诉我她母亲病逝后，父亲生活有困难，而她马上要返回日本，希望我去帮助照料一下。乔乔说完，我心想：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吃大食堂，缺乏做家务的经验，恐怕做不好这件事。再说我最不善支配钱财。乔乔又说，家里有个小阿姨，不大懂事，要我去指导一下她。 到家后，乔乔和小阿姨在厨房忙了一阵子，端出一桌美餐。张仃说，乔乔快走了，在这困难之际，他们只能想到我，因为彼此熟悉、了解。 此后，每隔几天，我就去检查小阿姨的工作，教她做简单的菜、汤，以及搞卫生等家务活儿。小阿姨年纪太小，不懂整洁，玩心很大，把张仃的纸拿出来乱画。再后来，张仃给她买了车票，让她回家了。 很快，乔乔回日本去了。乔乔7岁的小女儿年龄太小，张仃带她太困难。我就把她和我的两个小孙女儿及邻居的小女儿放在一起，让她们玩。后来，为她交涉办妥了学校。平时住校，每逢周末假日接回家来。这样，生活稳定下来，张仃也能正常工作了。 一天，张仃郑重地对我说：“灰娃，我们都太了解了，我们要说的话很多，从延安到北京，彼此都熟悉。我一直看着你成长，你至今还是那个光长个儿不长心的姑娘。你心地纯洁，大家都知道你。我这个人也不复杂，我很想和你一同走完今生的路。我们一定能把生活、事业都安排处理好。我们结婚吧，你说好不好？” 在老同志眼中，我好比他们亲手栽植的一株苗，现在长成了。在我心目中，他们最亲切、最可信赖。张仃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实在不懂世故，不顾利害，心里装的只有艺术。于我，他是严厉又亲切的导师与兄长。在日常生活中，他对我也有诸多建议与提示，发现我的不妥之处和缺点，他会沉下脸来严肃地指出。我有一种家里人的感觉。 我知道他提出婚事，是他慎重考虑的结果。经过数十年的交往，我和他是互相了解的、相知的。他这样提出，我内心觉得更亲近了。于是，1986年夏，我们一同到有关机构办理了结婚手续。 和张仃结婚后的十年间，我们到过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四川、新疆、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湖南、安徽、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两次回陕北延安，两次深入腾格里大沙漠，六上太行。每次虽非风餐露宿，但亦常与山民同吃同住。张仃心里无所谓苦与不苦，其心思 完完全全置于艺术之中。只要一回北京，就分秒必争地作画，沉迷于此而不能自拔。他自己曾将此状态比作吸毒者发作了毒瘾。 这样紧凑的工作，频率很高的出行，起初我尚不适应。出门往往丢三落四，造成进山后生活的诸多不便。每次出去，必须带上许多东西，画画的材料、工具自不必说，生活用品也需一应俱全，洗漱用具、饮食用具、衣帽鞋袜、各类药物等等，全要一一反复查看，携带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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