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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 随后，泰戈尔一行去了北京，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北上之行。他在北京的演讲受到攻击，他的学说受到质疑。老诗人黯然离京，5月21日至太原，之后赴武汉。5月28日上午，泰戈尔一行从汉口抵沪，下榻极司菲尔路的意大利诗人倍纳夫人家。 29日下午，在慕尔鸣路37号，也就是上海各界为泰戈尔举行第一次欢迎会的地方，上海各界代表又为泰戈尔举行了欢送会。泰戈尔在演讲时伤感地说：“如今我快走了，我带走的也就只有这一层友谊的记忆。但同时我亦不需自我掩讳，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 老诗人的告别词意味深长。参加送别会的人都能听出其中蕴涵的无限酸楚与悲哀，并不由得为这位千里迢迢抱着诚意来到中国的印度老人感到难过。 泰戈尔刚到上海时正是暮春天气，温和而隽永；而现在要离去时已接近上海的梅雨季节，老诗人的心情也犹如这变化了的天气。“他的笑容，除非我是神经过敏，不仅有勉强的痕迹，有时看来简直是眼泪的替身。”一路陪伴老诗人的徐志摩对泰戈尔情绪的变化感受最真切。 在华的这40多天，老诗人经受了他所爱的中国的考验。他“学乖”了，在告别演说中，他不再直接批评中国的物质主义，而只婉转地讽刺，语气里多了一点惆怅，一点无奈，一点欲言又止的伤心： “你们一部分的中国人曾经担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的。” 5月30日，泰戈尔一行从上海乘船赴日，结束了这次路途和心境都颇为坎坷的中华之行。送行者目送着这位60多岁老人的身影从中国的国土上慢慢消失，心里不知是何感想。他们或许在自问：这次泰戈尔先生来华，不知是他接受了中国人的裁判，还是中国人受了他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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