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有《饮冰室文集》等。
(一)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
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叶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廿二史箚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
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做动植物的人，懒得采集标本，说他会有新发明，天下怕没有这种便宜事。
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钞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抄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工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
先辈每教人不可轻言著述，因为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这原是不错的。但青年学生“斐然有述作之志”，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譬如同是读《文献通考》的《钱币考》，各史《食货志》中钱币项下各文，泛泛读去，没有什么所得；倘若你一面读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国货币沿革考》，这篇考做的好不好另一问题，你所读的自然加几倍受用。
譬如同读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读去，某乙一面读，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学案》，读过之后，两个人的印象深浅，自然不同。所以我很奖劝青年好著书的习惯。至于所著的书，拿不拿给人看，什么时候才认成功，这还不是你的自由吗?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彀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抄录的随读随抄。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叶。遇有想抄录的，也俟读完再抄，当时勿窒其机！治国学杂话
(二)文献各部分之专门研究，前途可开拓的境土甚多。正如一个极丰富极辽广的矿区，矿苗到处分布，层层堆积，只要你有方法开采、分析、制练，便可以生出许多珍奇高贵的产品。这种事业并不专靠书本，但书本里头可珍贵的原料，也真不少。
这种研究，各门有各门的特别资料和特别研究法，这里不能详细论列。书籍中的资料，到处散布，也不能遍举书名。今但把研究法之普遍原则说说：
第一，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先辈说“故见自封，学者之大患”，正是谓此。所以会做学问的人，本领全在自己会发生问题。“天圆地方”，向来不成问题，到歌白尼却成了问题。“人为万物之灵”，向来不成问题，到达尔文却成了问题。“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向来不成问题，到戴东原却成了问题。乃至苹果落地，开水掀壶盖，在旁人不成问题，奈端瓦特却对他发生问题。《古文尚书》《太极图》，旁人不成问题，阎百诗、胡朏明对他却发生问题。为什么不发生问题?第一，以为是当然的事理，不值得注意；第二，以为前人久已论定了，何必更费心。这都是被旧日意见把自己封闭住了，如此便永远不会有新学问。然则如何才会发生问题呢?朱晦庵说：“学贵善疑；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善疑便是排除“故见”的第一法门。无论读什么书，听什么话，看见什么事，你疑他一下总不会蚀本。所谓疑者，并不是一疑之后从此便不信，因疑得信，也是常有的。但这回的信，却是有责任的了，有意识的了，不是故见而是新见了。总之，一疑便发生问题；发生问题便引着你向前研究；研究结果，多少总得点新见；能解决这问题固好，即不能，最少也可作后人解决的准备资料；甚至只提出问题，不去研究，已经功德不少；因为把向来不成问题变成问题之后，自然有人会去研究他解决他。
第二，用耐烦工夫去搜集资料。披沙拣金，千万颗沙里头不知道得着得不着一两颗金，可谓最不经济的事业。但既已沙外无金，那么，你除非不想得金罢；想得，只好耐烦拣去。做中国文献学的苦处在此。材料是尽有的而且很丰富，但散在各处，东一鳞，西一爪，合拢来可以成七宝楼台，分散着却一钱不值。但我们万不可以因此灰心或厌倦。做昆虫学的人，那里会有许多奇种异类的蝴蝶蜻蜓……不劳而获的飞到你身边让你研究?博物馆里头一格一格的蝴蝶蜻蜓标本，像我们这种门外汉看着，还不是莫名其妙吗?真有昆虫学趣味的人，倒是非亲手从树林中采集下来，不能过瘾；亦且非做过这番工夫，他的智识不能算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对于资料之多量而散漫，应该欢喜，不该讨厌。搜集资料之法，应该以问题为中心；未有问题以前，资料平铺纸上，熟视无睹；既有问题以后，资料自然会浮凸起来。凡自己会发生一个问题，必先有若干资料，曾供观察。就拿这些做基本资料，以后凡遇着和这项问题有关系的资料，见一件便搜罗一件。最要紧的工作，是要勤用笔记。因为许多宝贵而零碎的资料，稍为大意一点，便像拣出的金依然混回沙堆子里，要再找可就费力了。我们若能把勤做笔记的习惯养成，那么你所要的资料，自然常会聚拢到你身边，供给你的新见解。凡研究一个问题，搜集资料的工作，总是居全工作十分之七八。先有丰富的“长编”，才能有简洁的定稿。以一个人的全生涯而论，中外古今大学者，他们有价值的著作，多半是四五十岁以后才成功。四五十岁以前做的什么事呢?须知都销磨在搜集资料里头。
第三，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我们读书往往做了许多冤枉功夫，辛辛苦苦搜集些资料拿来当宝贝，那里知道这资料却是假的或是错的。若将假的错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不独自己不会成功，而且贻误别人不少。中国书假货极多，稍为外行的人便要上当：例如将今本《尚书》的《大禹谟》当作唐虞时候史官所记，将《周官》当作周初制度，将《孔子家语》当作孔子一生行状，又如认战国初年有列御寇这个人曾经作过一部《列子》，隋唐间有王通这个人曾经作过一部《文中子》：岂非笑话?或者书虽不假，而里头所讲的话许多靠不住：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公认为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名著，然而书中所记三代以前事，最少怕有一半错谬。官署里记当时办理一事的档案，文集中载同时人的墓志、行状，岂非耳闻目见，最可信据?然而十件中总有八九件绝非实录。凡此之类，倘不认真别择，则所凭藉的资料先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如何能有价值?好在重要的伪书，经清朝儒者考证明白的已经不少。我现在打算做一部书，名曰《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我希望将来出版后，可以省青年许多冤枉工夫。至于各种事实的鉴别法，恕我不能详说。我两年前著过一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头有一部分专论此事，请读者参看。
第四，用致密技术去整理资料.满屋散钱请你拿，但没有一根绳子串上他，你便拿不去。会切烧鸭子的人，块块都是肉；不然，便块块都是骨头。这两句话虽然鄙俚，却是做学问的极好譬喻。孔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我们读前人名著，看见他征引繁富，总以为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性，脑子里常满贮这许多资料。殊不知脑力之强不强，并不在乎能否记忆，而在乎能否分析。呆板的“多学而识”，并惟不可能，抑亦无用。荀子说：“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这便是“一贯”的正解，便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我们对于一个复杂问题，搜集得无数资料，如何才能驾驭这些资料使为我用呢?第一，要提挈出他的特点；注意这件资料和别件资料不同的地方在那里。第二，要善于分类；把所得的资料，察其性质，纵分横分，分为若干组比较研究。第三，要求出相互关系；各种资料中，或有主从的关系，或有姊妹的关系，务要寻出线索贯穿他，不令一件一件的孤立。学者如能常用这三种方法，那么，资料越多越得用。如其不然，会被资料把你弄得头昏哩!
第五，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无论何项学问，都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对于资料所下种种工夫，不过为解决问题之预备。虽然，发生问题，不妨为极大胆的怀疑，解决问题不可不为极小心的判断。当搜集，鉴别，整理资料的时候，当然会随时发生种种“假定”，但是这种“假定”，切勿便认为已经成熟的意见。戴东原说：“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凡未至十分之见，若轻于自信，便会变成魔障。大抵研究一个问题，到能彀设立“假定”时候，工夫已经过半了。真是忠于学问的人，在这时候绝不肯放松自己。最好将自己的“假定”当做“被告”，自己先做“原告律师”，极力推寻他的破绽；凡有一丝一隙的反面证据，断断不肯隐匿。经这一番之后，再回过头来充“被告律师”，替自己的“假定”辩护。辩得通，那么，这个“假定”的正确程度便增加一分，或者问题就从此解决。辩不通，便须毅然决然把这个“假定”抛弃了，切勿护短留恋。若觉得这个“假定”十有八九是对，却还有一二分像站不住，那么，就请把你认为站不住的那几点老实说出来，重新作为一个问题，待别人研究。切勿因为怕妨害自己的主张，把他隐藏或曲解。因为：(一)你自己对于这问题研究很深，别人或不容易看出你的破绽，所以该自己说出来。(二)这问题一部分已经解决的，省得别人费力，把剩下的几点指出，给别人集中研究，是学术上分功的办法。(三)自己觉得站不住的地方，或者别人有方法令你站得住，便是把自己意见增加价值。总之，无论大小学问绝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所能完成。若件件完成，后来的人有什么可做呢?我们最好常常存心：认自己研究的结果只能供别人参考资料，庶几孔子说的“可以无大过矣”。
这种研究法，我认为治文献学唯一的法门，不如此做，便非学问。但应用这种法门也非容易，总要在青年时代养成习惯，最好更得前辈所做过者为之模范。我请把几部可以做模范的书推荐给各位青年：
万斯大的《周官辨非》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 胡渭的《易图明辨》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崔适的《史记探源》
这几部书看他们发生问题何等大胆。但他们判断问题有不甚谦谨之处，不可学。
赵翼的《廿二史箚记》 俞正燮的《癸巳类稿》 陈澧的《东塾读书记》
这几部书看他们对于资料之搜集整理何等辛勤。(《癸巳类稿》多经史以外的考证，故举为例。)
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 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
这几部书看他们怎样的驾驭资料，且所下判断何等谨慎。
总之清代经师做学问，大概都是用这种方法，和近代欧美人研究科学的方法很有点相同。以上不过随举数书，其实各种经传新疏及各文集中专篇，可学者甚多，恕不枚举了。他们所致力者虽仅在古典方面，然而这种精神应用于各种文献学乃至自然科学，皆可以“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也。
这种研究法，不惟在学术上可以引起种种发明创造，即就涵养德性论，亦极有关系。若能从青年时代养成这种学问习惯，则勇敢，耐烦，明敏，忠实，谦逊，种种美德，不知不觉会跟着养成。所以我奉劝青年们多用这番工夫才好。读书法
(三)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第一求真 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要先知道“他的确如此”，才能判断“他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的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子细别择，把许多讹书和讹事都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哩!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藉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彀我们受用咧!
第二求博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学的人，采集各种标本，愈多愈妙。我们可以用统计的精神，作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先立出若干种假定，然后不断的搜罗资料，来测验这假定的是否正确。若能善用这些法门，真如韩昌黎说的：“朱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许多前人认为无用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把他废物利用了。但求博也有两个条件：荀子说“好一则博，”又说“以浅持博”。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又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资料越发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 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他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纤悉周备；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种学问的关系；在大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