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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忆玉哲师:关爱与宽容

 guosining2011 2014-08-01
按:王玉哲先生是我国著名先秦史专家,他生前是南开大学教授,是刘泽华先生的老师。博客的内容是刘泽华先生在王先生去世后对王玉哲先生的追忆。原载“学术批评网”
  
  时间:2005年6月1日 作者:刘泽华 来源:学术批评网
  关键词:
  
  
  五月四日下午,我们4位老学生来到医院看望先生,当时先生处于闭目静睡状态,我们本不想惊动老人家,想看看即告退。先生多年来耳背得厉害,几近失聪,往日去看望他都要大声贴耳方可交流。所以他对我们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护理人员说先生没有睡着,是闭目养神。护理人员晃动先生的手臂,先生缓缓睁开了眼睛,但已不能说话。我握着先生的手,轻轻摸着他的脉搏,开始没有明显反应,我以为先生神志有阙,怕给先生增加负担,正想退下,他突然点头示意,露出一丝笑容。我咬着他的耳朵,祝愿他安心治疗,他点点头。当我们告辞时,他有些激动,不停的挥动着双手。我从病房出来有几分悲伤,便同先生的女儿兰珍说,如此高龄的肺心病,很难治愈,切开气管也很麻烦,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兰珍告诉我,在先生健康时曾有嘱咐,不割气管,药物不能治愈则自然了结。我本是来看望先生的,怎么竟然说了些不吉利的话?这是因为我跟随先生近50年,我们两家老小相亲相知,所以言语无忌。我回家后,心里一直不安。5月6日一早,接到电话,告知凌晨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历历往事一下涌上心头。
  
  1961年春我被分配做先生的助教,第一次“认门”时先生问了我一些情况,我汇报粗读过先秦诸子,对其他原始资料所知甚少。先生问我,有《书目答问》吗?我说有。接着又问,有《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吗?我说没有,他从书架上取出书给我看,接着又拿出《贩书偶记》,随后叮嘱我要有这三本案头书,要对照翻阅。俗话说师傅领进门,这三本书就是引我进门的第一步。先生还赠给我他的著作《中国上古史纲》,并嘱以此书为线索追踪原始资料。遵照先生指教,我从北京猿人为起点,查阅所有考古文章,一篇一篇的读,收获十分明显。没有想到,大约是初夏之时,先生突然咳血(肺结核)住院。系领导临时指派由我与孙香兰老师一同给新生授课,我当时紧张的不得了,先生在病床上鼓励我要有信心和勇气,为了应急,要熟读几本书,要写一份讲稿,至少要写一个详细的提纲,把引用的史料写清楚。遵照先生的指教去做,心中踏实多了,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963年巩绍英先生来南开任教,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系领导又派我兼做巩先生的助教。我当时是“一仆二主”,虽然较忙,但似乎长进也快了些。先生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他安排我给65级新生授课。这次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紧张,但仍感到有压力。先生幽默地说:“不要怕,你讲,我做你的助教”。当时实行试讲制度,每次试讲前,先生都要审阅我的讲稿。我讲课时先生真的做“助教”,一起给同学进行辅导。我想65级的同学们会记得这一幕。
  
  那时,根据系领导的规定,青年教师都要在老教师指导下制定进修计划,并定期汇报。进修计划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读什么书,二是研究题目和写文章。在读书方面,先生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求按时间顺序一本一本接着读,这样可以建立历史感。二是要选择最好的注本,因为先秦的书除少数外都有多种注本。读《尚书》时要我读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读《左传》时,要我读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同时细读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当时还要求写文章,我每写一篇都要请先生审阅,先生在我的文稿上很少有批字,却常有几个符号:一是问号,一是一个圈或是两个圈,偶尔还有三个圈。圈表示鼓励和首肯。但先生对我的文字并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口顺而笔涩。其实我口才也相当木讷。多少年之后先生的公子成了我的学生,他仍提起先生往日对我的评语。先生的评语十分中肯,我以此作为终生的提示。以后每写一篇文章,总要再三斟酌,反复修改。我也常同学生们讲我这个弱项。
  
  先生对我关爱和提携是很多的。1979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但直到先生离世也没有同先生议起这件事,也没有向先生道一声谢,我明白,没有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先生的支持和关爱,是不可能的。在先生仙逝之后,我深深地向先生的在天之灵道一声谢谢!1983年我出差在外,适值学校要晋升,时间很紧,王先生,还有杨志玖先生、杨翼骧先生和教研室主任冯尔康同志,联名举荐我晋升教授。返校后得知此情况,我当然非常感激举荐我的几位先生,但我自身感到压力很大,自认为不能连续“出头”,我在系学术委员(我也是委员)会议上除表示谢意外,谢绝了诸位先生的举荐。这件事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在此提起往事,仅对王先生等提携后进表示深深的敬意。此外,在1979年,史学界启动《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编纂委员会聘请知名专家任分册主编,先生受聘为《战国卷》分册主编,我作为先生的副手也参与其事。等到分册编纂成稿之际,看到清样上,我竟与先生并列为主编。我一再向先生表示,要维持原来的定位,但先生话语很简单:这件事听我的安排,我已经同编委会说好,要讲实际,不要再让了!同时王连生同志也被提为副主编。先生就是这样提携晚辈的。
  
  先生在学术上具有一种宏大的宽容精神,这里举几个例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有一篇文章受到吉林大学赵先生的批评,先生让我比读,我对甲骨文所知不多,很难对两方的论争进行判断,但当时感到赵先生文中的用语有些尖锐。先生对我说,用语尖锐不碍事,这是争论文章常有的。多少年过去了,在先生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战国卷》时,先生首先邀请赵先生参加分卷编委会。赵先生同我谈及他往年与王先生的争论时,深表懊悔,怪那时年轻气盛,同时对先生的大度则佩服之至。赵先生带领一帮学者参加了《战国卷》的纂写工作,成为重要的学术支柱,并由此缔结了南开与吉大密切的学术交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先生指导的硕士生中有一位怪才。他写的论文洋洋洒洒十余万字,颇具文学色彩。面对这样的文章先生有点犯难,对我说,从史学角度看不大合格,用材料不严谨,但文笔不错,很有想象力。你看看文章,商议一下如何办?我看后的印象与先生大体相同。学生毕业在即,先生对我说,他们的吃饭要紧啊!这位学生是有能力的,得设法让他过关!我们商议了几条办法,让该生通过了答辩。先生在这件事上,并不是无原则的好好先生,他看重的是实际的能力。据我所知,这位学生后来写了数百万字感言性的,或曰具有文学风格的史学著作,多有创见,也颇为畅销。先生著文是非常工细的,无据不成文,但他对学生和他人则从不以己为标准进行衡裁,而是看重他人的学术个性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先生的慧眼和学术宽容。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位康殷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尤长篆书。在他出名之前,对甲骨文很有兴趣,从书画同源角度对甲骨文许多字作了新的解释,他把书稿寄给先生,请先生审阅。先生给予鼓励,还请他来南开作讲演。就实而论,康殷先生的见解并不为甲骨学界所重,先生也有很大的保留,但先生认为从象形成字的角度看,康殷的想象力还是有启发性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先生在学术上不拘一格的宽容精神。
  
  我现在有一件十分内疚的事,就是先生有一部书稿未及时了结。去年秋天看望先生时谈及书稿的出版事宜,没有想到我随后连续两次住院治疗,前后有三个月之久,把出版的事拖下来了。先生在病重时嘱咐女儿,此事要刘泽华来协办。先生在病塌上依然信重我,使我多少舒解愧疚的心。先生安心长眠吧,您托付的事,我一定办好!
  
  (感谢朱彦民先生推荐)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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