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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与中国人打太多的交道，一位外国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仅凭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不可能了解他的真正意图的。情况依然会这样，即便这个外国人精通口语，——他或许能听得懂每一句话，他或许还能写下他听到的那句话中的每个汉字，如果最糟糕不过的话；即便这样，他依然有可能无法准确地揣摩出说话者的所思所想。究其原因，这当然是因为说话者没有表达出他的所思所想，但是，他还是说出了一些或多或少与之相关的东西，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让人理解、或是部分地理解他的意思。 对于任何一位想与中国人成功相处的人来说，除了熟练地掌握中文之外，一种强大的推论能力也是很关键的，可是无论他的这样一种能力有多么强，在很多情况下，他还是会步入歧途，因为他的推论能力还不足以应付实际需要。为了说明这个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请允许我们举我们的仆人们中间经常出现的事情为例，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仆人是整个中华民族最早出现的代表，其重要性也并不总是无足轻重的。一天早晨，“家童”像平常一样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你眼前，说他的一位“姨妈”生了病，他不得不告几天假去探望她。在这里，并不能凭借这样的请求就断定，“家童”没有什么姨妈，或者，那位姨妈并没得什么病，他也并没有什么打算去看她的念头，而是应该平和地推论到，更有可能的是，这名“家童”与厨子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而后者的势力更大一些，暗地里使了好些手腕排挤他，“家童”对此也心知肚明，便寻了个托辞离开，以躲开他的对头。 某人帮了你一个忙，你又不可能马上付钱给他，他会彬彬有礼地、但却十分坚决地谢绝你认为你该付给他的钱。他会说，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收取任何酬劳，这是有违“五常”的，你这是小瞧了他，你如果执意让他收下，那就是侮辱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本来对你的报答寄予厚望，可你给出的数目却很小，这使他的希望遭受了打击，就像奥利佛·特维斯特那样，他“想要得更多”。当然，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这或许是在暗示你，现在或是将来的某个时候，你有能力给予他某种更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如果现在收下了钱，以后就不好再开口了，因此，他更愿意让你欠着他的情，直到他提出最为重要的要求来。 既然中国人谈及自身利益时都如此谨慎，那么，出于怕得罪人的普遍心理，在可能带来麻烦的时候，他们在谈论别人时就更加小心翼翼了。中国人虽然喜欢各种各样的闲聊，但是他们能够凭借一种现成的直觉判断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不便多说，尤其当事情涉及到外国人的时候，他们会对他们偶然获知的事情守口如瓶。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围在我们四周的那些不动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在获得了这样的指点之后，我们对待他人的行为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不过，除非他们能够清楚地知道怎样做才对他们有利，怎样做才不致冒险，否则，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继续显现，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就会一直保持那种深不可测的缄默。 最为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传播某个对别人不利的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出一个暗示。即便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交谈是用清晰、无误的词句进行的，话题也依然会跑得很远。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拐弯抹角、闪烁其词地给出一个间接的建议，说什么事情不能说，也不该说。我们的报信人还会不安地四下张望，似乎担心附近埋伏着一个间谍。他压低嗓门，神秘地耳语着。他竖起三根手指，含糊地暗示那个他没有点明的人，但他的这个手势表明，他指的是那家人家里的老三。他含糊其辞，暗示事态严重，可他在马上就要讲到关键处时却突然住口，隐藏了那个统领一切的谓项，还意味深长地不住点头，像是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可是从头到尾，这个可怜的、不开窍的外国人什么都没弄明白，他只知道这里也没什么值得去弄明白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话儿说到这里，你这位“报信者”(这样称呼他其实有误)会把你扔在浑浑噩噩的半道上，只做出这样的暗示，即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的话没错! 中国人和其他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希望尽可能长久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然而，中国人的“好法子”要求某种程度过高的欺骗，这无疑会让我们立即感到惊讶和无益。我们听说，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偶然撞见两位朋友正在窃窃私语，这两位朋友是专程赶来向老太太报告她身在外乡的孙子的死讯的，可这两个人却反复强调他们是在聊一些闲事，尽管在半个小时之内真相就会大白。我们得知，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返回故乡，在离家最近的一个村庄里，一位朋友劝他不要留下来看戏，儿子从这个劝告中正确地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有一次，我们受托转交一封中国人的家书，这封信是写给一位远离家乡的人的，信的内容是：当他出门在外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去世了，街坊四邻发现家中无人看管，就将他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该留给他这个孑然一身的人。然而，此信的信封上却写着“平安家书”这样几个并不十分符合实情的大字!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时常表现为家里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这样一位已婚妇女实际上是没有名字的，她的称谓由她丈夫的姓和自己娘家的姓组合而成。如，张王氏，而她还会被称为“某某他娘”。比如，一位你认识的中国人会对你说起“小黑子他娘”病了，可是你或许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他家里有个什么“小黑子”，但他以为你肯定是知道的。如果家里没有孩子，事情就会比较麻烦了。也许，这位妇女会被称为“小黑子他婶”或者别的什么。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坦然地管自己的丈夫叫“外头的”，意思是说他出门在外头做事；但是，一个还没做母亲的年轻媳妇在提起丈夫时往往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找不到能暗示夫妻关系的字眼。有时，她会称丈夫为她的“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位妇女实在没有办法了，不得不用她丈夫的职业来称呼她的丈夫：“油坊是这么说的!” 一个与中国人朝夕相处的外国人，需要具有一种极强的推理能力。中国的新年是一年一度清偿债务的时节，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熟人来见笔者，做出了一些看上去具有深刻含义的特定手势。他用手指指了指天，指了指地，指了指他的谈话对象，最后又指了指他自己，却始终未发一言。尽管我们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没能完全明白他的手势，结果显然还是无法获得谅解。他认为，通过他的动作是不难得出这样的推理来的，即他想借点小钱，并且希望保密，只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贪吃)、喝(酗酒)、嫖、赌”指的是四种最常见的恶习，现在又加上了抽大烟。有人常常会伸出手上的五个指头，说道：“他样样都沾。”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具有这所有五种不良的嗜好。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即他们具有复杂的礼仪规范，一个人可以借助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极度蔑视。比如，信纸的某种折叠方式就可能含有一种有意的侮辱意味。在写到一个人时没有把他的姓氏提高一行，会被视为一种很大的轻蔑，其程度超过在英文中不用大写字母开头来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如无特殊情况，一言不发会被视为无礼之举，就像没有在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没有根据来客的身份送出足够远的距离一样。众多简单举止中任何一个举止的缺失，都可能包含着一种淡淡的、伪装的侮慢，一个中国人能马上觉察出这层意思，而可怜的、无知的外国人就这样无数次地成了牺牲品，甚至永远也不知道，他并没有获得崇高的尊敬!所有的中国人在愤怒的时候也都会恶语相向，但他们都有一种文学才能，能用体面的暗示来表达辱骂之意，而其中的真正含意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就像是一粒裹着糖衣的难吃的药丸，需要慢慢地消化。比如，“东西”这个词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指一件物品，而称某人为“一个东西”，就是在骂人。 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一个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具备这样的才能，能够轻而易举地道出各种各样看似自然的借口，而每一个借口的基础都是虚构的。除了外国人，谁也不会拿这些借口当真，或者说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人家为了保住“面子”而采取的一些合适的策略。一个具有过多批判意识的外国人甚至要求一种非同寻常的求索能力，无论是在天上、水中还是地下，对于他来说，对真理的恒久不变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一个最无知的中国人，在陷入窘境时也有信心保证自己不会落败，他可以躲进他的无知，充分保障自己全身而退。他“不知道”，他“不清楚”，这两种申言就像宽恕一样，可以掩盖住各种各样的罪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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