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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三六年我大学毕业，进入了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们习称“史语所”)。当时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傅先生二十年代曾在英、德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现代人文与自然科学训练，回国后决心将当时较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引进到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来。他特别强调研究材料的扩充，认为学术要进步，必须要能直接研究材料，能扩张研究材料与扩充研究时应用工具。一九二八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刊词上，提出要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去发现新史料。当然，按现在史学观点来看，史学研究的进步，不是单纯史料的问题，同时要有科学的历史观。但在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在中国还主要是书斋中的学问的时候，傅先生强调史料扩张与采用新工具，强调实践，无疑是有进步作用的。史语所不仅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手段上有了革新，而且开辟了许多中国旧学术界从未有过的、新的研究领域，像田野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与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等，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从一九三六年始直到一九四六年，我在史语所工作了十年，尽管其间因抗日战争，史语所先迁长沙，又迁昆明，再迁四川南溪，颠沛流离，但史语所所奉行的进步的学术宗旨与浓厚而清新的学术气氛，对我此后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促使我倾注更多的精力，以更勤奋的态度去钻研已经公之于世和不断发现的各种古文字资料，并始终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田野考古工作与其提供的新的实物资料，认为这是古史研究的必要路程。一九五八年我开始从事主编《中国历史图集》的工作。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 在史语所工作期间，开始时任图书管理员。傅斯年所长对于采购图书有严格要求，不允许重复或缺漏。这并不是指哪一本书，指的是对于研究工作有用的材料。这就必须对已有的和选购的图书都熟读详记，还要辨识版本的优劣。这样的锻炼增强了我的记忆能力，同时加强了古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的基本功，也使我心中积累起更多的古史中的问题。 傅斯年先生主张扩充材料，也主张下考据工夫，这是相辅相成的。要从大量材料中取得确实的成果，就必须深入考察，做到有根有据，扎扎实实。史语所入藏一幅《卲王之諻鼎铭》拓本，见于着録的还有同名之簋二件。三器中唯有一簋之图像见于着録。前人曾因“諻”字右半不易辨认，以为“之”乃卲王之名。三十年代又多有辨识“諻”字而以“諻”音通“兄”，说为楚昭王之兄令尹子西或司马子期之器。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我随船运书西上，滞留宜昌多暇，忆及该簋之形制、花纹以及三器铭文字体风格，以为定此三器为春秋晚期之物、释“卲王”为楚昭王，皆无可疑。至于释“卲王之諻”为“昭王之兄”，且以子西、子期当之，非但于史无征，以与同时期各国诸多青铜器铭文中相同句法比较，知史有贤名之子西、子期絶无作铜器标举阀阅以自重之理。此前，我曾考释侯家庄出土大龟七甲上“”二字为“凤凰”，但“皇”与“兄”音通相假之关系却非固定不变。自古代亲属称谓考之，于《方言》中发现“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尔雅·释亲》亦有“媓，母也”。杨雄、张揖虽晚于楚昭王四五百年，而亲属称谓乃习于旧俗之事，地方习俗多有长久不变者，至今亦然。古者女子有三从，夫死从子，礼所当然。母以子贵，制器亦不嫌以子名为主名。考诸《左传》、《史记》，知昭王之母于昭王卒时不过年五十余，无论“昭王”为生称或死谥，谓此三器为昭王之母所作，非为不可。终以于昭王之母之事迹不甚了解而未着笔。一九三八年抵达昆明，因病疟，长日偃卧，杂取古籍中记昭王之母之文读之，其中多相扞格。乃就公、谷、左三家经说仔细条理，见一时吴楚之间无数可歌可泣之事无不由楚平王自娶其为太子建迎娶之秦女伯嬴启之，此影响竟至于国之兴亡盛衰。及吴入郢都，伯嬴之子昭王出奔，楚国君臣之妻皆受辱，唯昭王之母以义理拒吴王阖闾于宫门之外，得以自保。及秦之救援，昭王得复国。如此一妇人，作器自铭昭王之母，实有以也。遂写《卲王之諻鼎及铭考证》初稿，至十二月删除所涉过泛之段落。这是我在史语所发表的第一篇考释古文字的文章。现详述其内容，作为我考释古文字与考证古史之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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