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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背后的黑暗历史故事

 真友书屋 2014-08-02

成语是很有意思的词语,因为成语都有成语故事,市面上成语故事多了去了,不过那都是给祖国花朵看的过滤版,小编这里讲的成语故事,则是成人版,每个成语背后都有一段隐藏而黑暗的历史。


不识大体

不识大体这个成语听上去就是用来批判某些见识不足之人的贬义词,而事实上这也是其出处的意思——太史公教训平原君:

“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

此话出自《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太史公的意思是平原君是乱世之中长得帅、又潇洒、且富贵的一个公子哥,却不懂得从大局考虑问题,言下之意,即这个君乃鼠目寸光之人了。

似乎是嫌“未睹大体”还不够力度,意犹未尽的太史公在后面进一步补充了对于这个乱世帅哥的鄙夷之辞:

“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

原来利令智昏也是用来批判平原君的啊,其大意是乱世帅哥听信一个名叫冯亭之人的邪说,害得赵国在长平损失了四十万大军,连都城邯郸都差点赔进去了。

看来平原君冤枉不冤枉,还得从头说起。

话说战国晚期,人才市场高度发达,各国都出现了大量“收养”人才的大贵族,其中最出名的便是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和赵国平原君。这四个基本上活动于同一时期的所谓公子,各自“收养”的人才都号称两三千,而且由于身份特殊——都是国君的兄弟,因此对国运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其中尤以平原君为最。

此公子乃是赫赫威名的赵武灵王之子,时任赵国国君惠文王之弟,长时间担任赵国相国,实际上总揽赵国军政大权。由于当时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单挑的,只有赵国,而且赵国又处于抗秦的第一线,因此平原君的表现好坏,实际上就决定了赵国国运的好坏,进而决定了天下的大势——要是他乱来,那赵国就很快会为秦国所灭,然后等不到嬴政长大,天下就被秦国提前统一了。

而赵国灭亡于平原君死后31年,仅此一点,便可大约知道,平原君没有乱来。

那太史公为什么说他“未睹大体”、“利令智昏”——与乱来差不多?

因为一个兵家要地——上党。

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国攻打韩国上党,招架不住的韩国命令上党郡守冯亭向秦国投降,冯亭也确实投降了,但投降的对象却不是秦国,而是赵国。

“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原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投降,并非是因为城池多达十七座,而是在于冯亭带来的这个上党,是秦赵战争中具有如同人之咽喉一般的超级战略要地。

上党大体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是由群山包围起来的一块高地,东为太行山,西南为王屋山、中条山,西为太岳山脉;北为五云山等。其位据中原要地,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被称为天下之脊:

“跨太行之巅,居天下之脊。负太原,履蒲津,带汾河,裣伊洛”(明,计富)

具体到当时的战略态势,如图所示,上党若归了秦国,那赵国不仅面临秦国南北两面夹击的危险,都城邯郸更是直接暴露于秦国的刀剑之下;反之,若上党归了赵国,则可以对秦国形成夹击态势,且进可攻、退可守,为邯郸取得一有力屏障。

傻子都看得出来,既然冯亭主动降,还坐着干嘛,赶紧收地去啊。

但若收了上党,必然会惹恼秦国,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因此惠文王有心去收,却又差些胆量,于是先找了一个名为平阳君的亲戚商量:

“召平阳君豹告之曰:冯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

看得出来这个平阳君十分惧怕惹恼秦国,给惠文王的建议是别理那冯亭,将上党乖乖送给秦国吧,最好做个顺水人情。

这种很有些屈膝称臣味道的策略,显然不合惠文王的心意,之后,他又问了平原君:

“赵豹出,王召平原君……对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赵胜受地”

平原君极力主张收了上党,称之为“大利”,之后又成了收地的负责人,可谓赵得上党,主要责任人就是他了。

结果秦国果然大怒,派大军进攻赵军驻守的上党长平地区。由于后来赵国在这场规模惊人的长平之战中惨败,史书称有四十余万降卒被坑杀(水分很大),导致国力一蹶不振,因此太史公认为立主收上党的平原君是最大的罪人——不识大体,利令智昏。

那按照太史公的意思,应该听那软骨头平阳君的,将上党这个“利”送给秦国,才不是“智昏”,才算识大体?不利令智昏,又识了大体之后,秦国也不会被激怒,长平之战自然不会发生了,赵国国力未损,天下后来就未必归于嬴政了?

愚蠢!

秦国拼死拼活的攻打韩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获取上党,以取得攻打最强对手赵国的制高点。太史公倒好,认为应该将这个制高点送给秦国算了,他的意思是嫌秦国扫灭六国的速度还不够快,还是对嬴政有个人的情绪,十分乐于幻想应该由其之前的秦国国君早早统一天下?

可见,不识大体的,根本就不是平原君,他也并不是什么利令智昏,反是用这些词语批判他的太史公,才是在“大体”上很有些问题的“昏者”。若上党真被直接送给了秦国,那长平之战肯定不会发生,因为,赵国很快就会被秦国给灭了。

再说,虽然赵国在长平一战中惨败,秦国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

“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若无平原君收上党,只怕秦国至多损失十分之一的兵力,就能从上党出发攻下邯郸了。

而秦国以惨重代价在长平击败赵国,占有上党全境后,又于公元前259年发大军攻打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将这个最强对手“斩首”。平原君在邯郸保卫战中的表现,则完全有理由让他以一个堪称伟大的人物形象留名于青史,而非太史公那样横加批判。

作为一个在当时具有极大“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当都城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便将其“收养”多时的人才拿出来,用于外交战——主要是向各国求援,其中就包括带着毛遂等人,以半威胁的危险方式使楚王答应出兵救援。在其努力之下,楚魏出兵总计达二十万前来救援赵国。

而在楚魏援兵到达之前,为了抵御秦军攻势,平原君还听从门人的建议,散尽家财募得三千死士,让妻妾去后勤部队干杂活,结果将秦军一举击退三十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

此后,楚魏救兵到达,战国三大公子: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与赵国平原君,上演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联手御敌,结果久战已疲的秦军,被打得大败,就连有战神之称的白起,也不敢接任统帅以阻败局,竟然要装病逃避:

“秦王使王龁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秦将)郑安平为赵所困,急,以兵二万人降赵””

此后,三大公子率领三国联军,一路追杀,收复失地六百余里,什么上党之类的,又都夺了回来。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元气大伤的秦国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对赵国的大规模侵攻战。

遗憾的是,三大公子此次联手之后,便分道扬镳,而暂时没了强秦威胁的六国,又陷入了频繁混战的局面,今年燕国打赵国,明年齐国打燕国,打来打去,最后终于等来了卷土重来的秦国,然后被统统灭掉。

而识大体、亦非利令智昏的平原君,则在邯郸之战七年后去世,他的后代,也在三十年后赵国灭亡之时,全都殉国了。

即便史书上关于这个平原君的许多花边新闻都是真的(有兴趣可去翻阅《史记》、《战国策》等),太史公的批判也是假的,即便他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收养”的人才也大都是饭桶,也当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中的一个,而且是应该得到足够尊敬的一个。

他不怕秦

投鼠忌器

一只偷食家中鲜肉多日,外加随地大小便无数次,导致男女老少上吐下泻的可恶老鼠,某日某时终于在全民围剿下无处可躲,就要被灭了!偏偏在这臭老鼠即将被正法之际,一个价值连城的花瓶出现在了这个世界——而且刚好是那臭老鼠的穷途末路上。于是,这臭老鼠猛得便扎进了花瓶。追杀而至的男主人正欲大棒砸下,却悬在半空不敢动弹。

天杀的!这可是祖传宝物,如何敢砸?

结果那臭老鼠就此逃过一劫,继续偷食外加随地大小便。

这便是“投鼠忌器”的大意。

当然,这只是对其进行字面解释得浅显故事,更深的用意则是表明做某些事情时,因为有所顾虑,而不敢下手。

此语的出处,乃是西汉著名御用文人贾谊为迎合汉文帝口味而炮制的《治安策》。该文的大意是要推行儒家学派所主张的“礼治”,废弃秦朝采用的“法治”。其中为了表明“礼治”的“礼”,是只针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贾谊采用了“投鼠忌器”的成语。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

贾谊的大意即是什么官员贵族因为离皇上近,就好比钻到名贵器物里的老鼠一样,就算是罪大恶极,也不能像弄死个草民一样去施加种种刑罚,即所谓“刑不上大夫”。

批判此御用文人的此谬论,必然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但与“投鼠忌器”有关的故事,却有更加刺激的一个。

关羽杀曹操。

《三国演义》中关羽在华容道差点杀了曹操,这是众所周知之事。但关羽此前很多年就有一次袭杀曹操的冲动,估计就知者甚少了。

那是发生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的事情。

话说到当时威风一时的吕布被曹操、刘备联军剿灭,张辽、臧霸等猛将都归顺了曹操,曹阿瞒自然是十分的兴奋。只是还没兴奋过一刻,新的烦恼就来了——刘备因为剿灭吕布之战而被献帝认了皇叔,终于挂上了汉室的大招牌,影响力越来越大。

曹操自然是坐立难安了。

何况汉献帝认这个皇叔本来就是为了对付曹操,“曹操弄权,国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曹操更不能老在那坐着了,得找点事。

在身旁一般等着做开国重臣的军师出谋划策之下,曹操便整出了个“许田围猎”的把戏。

去打猎,看起来就是和郊游差不多的事情嘛,实际上却暗藏杀机。曹操的意图是趁机在众人,尤其是刘备面前展露其“王霸之威”,同时试探刘备的反应。而既然是打猎,那这种“王霸之威”最好的表现方式,当是狠狠的一箭射中什么豺狼虎豹了。

可惜,那名叫许田的地方,本是曹操屯田之处,绝不可能有什么非洲母狮子跳将出来配合演一出好戏。

更让曹操觉得晦气的是,第一个射中猎物的,居然是刘备。

“当日献帝驰马到许田,刘玄德起居道傍。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猎。”玄德领命上马,忽草中赶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

虽然只是一兔子,但好歹是先声夺人了,何况还是汉献帝别有用心的命令刘皇叔给射的,这让曹操如何还稳得住。

说时迟那时快,曹操的郁闷与恼怒还未爆炸之时,那自认为可以进一步杀杀“曹贼”气焰汉献帝便出了个大洋相。

“帝喝采。转过土坡,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

连射三箭都不中,还是比兔子大得多的大鹿,这汉献帝纯属一废物也。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让曹操接着射。

估计是这废物那天真的大脑认为既然他自己三箭都射不中,而且那大鹿已受了惊吓,奔逃的急了,曹操又如何射得中?一旦射失,即便只是一箭,那洋相不是出得更大?他还有什么脸在这里搞什么“王霸秀”?

他不知,在《三国志11》中,曹操是武力高达97的猛人,一箭便结果了那只倒霉的大鹿。

“操就讨天子宝雕弓、金鈚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

接下来的故事,便是诱发关羽袭杀曹操的关键情节了:

“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众皆失色。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

那跟在汉献帝周围的,基本上都是曹操的人,也必然是亲眼看见汉献帝射了三箭都射不中,而曹操取了汉献帝的“天子之弓”,一箭命中的。早已被教授了如何表演的他们,肯定会踊跃高呼“万岁”,虽然是向着汉献帝,实际上却是等着汉献帝身旁的曹操出来接受罢了。曹操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于是“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至于所谓“众皆失色”,大约也只有刘备等人,以及汉献帝失色罢了。失色尤其严重的当是关云长了,他那提刀的手,必然是青筋暴露,要捏出汗来了。

关键时刻,有刘备刘大哥。

“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公见兄如此,便不敢动”

过后回到城中,云长不解,刘大哥便用投鼠忌器的成语对制止其袭杀曹操之事进行了深度分析。

“投鼠忌器。操与帝相离只一马头,其心腹之人,周回拥侍;吾弟若逞一时之怒,轻有举动,倘事不成,有伤天子,罪反坐我等矣”

关羽的回答很有意思:“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言下之意,似有一些对刘大哥的不满呢。

而刘大哥则慎重的表示:“且宜秘之,不可轻言。”

之后,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以及衣带诏事件被曹操发现,刘备领兵逃到袁绍那去了的事情。

鉴于《三国演义》乃历史小说,“许田围猎”事件之真实性不能全听老罗的话,看正史《三国志》中,正好也有相关记载:

“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

看来许田围猎之时关羽欲袭杀曹操,似真有其事。而刘备之所以阻止,以《三国志》的说法,是为国家可惜人才,“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这给自己找下台的糟糕之语,当然没有“投鼠忌器”来的合理了。

即便老罗未写许田围猎之事,仅《三国志》的这段记载,也不难推断刘备当时阻止关羽,“投鼠忌器”最大的顾虑,决然不是那废物汉献帝,而是他们三兄弟!

当时跟着汉献帝去打猎的,实际上都是曹家军,地盘也是在曹操老巢许昌旁边的一个屯田之地,即便关羽真有能耐一刀结果了曹贼,试问他们有可能活命逃出许昌吗?恐怕只会瞬间被曹操愤怒的手下射成刺猬或者砍作肉泥。别扯什么关张万人敌,他们再能打,也打不过千军万马。事实上,只消几百弓弩手,就足以将这万人敌给解决了。

刘大哥的志向是在他的带领下“兴复汉室”,怎么可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提前断送了性命?前面被袁绍袁术鄙视都能忍下去,此时被曹操当做英雄对待又如何忍不得?再说那汉献帝也不是什么好鸟,皇叔是白叫的么?叫了就立马将你挟持起来当做对付曹操的武器,你不想死,他逼着你去为他死。

刘大哥绝对不会去送死。

即便刘备一时中风,没有给关羽及时发出“投鼠忌器”的红灯信号,那么以关羽的武力,又是否有可能袭杀曹操呢?

《三国志》称关羽“万人之敌也”,秒杀颜良也出自正史,“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三国演义》中更是神化成了仅次于吕布的强霸存在。

即便如此,以当时的情景,关羽袭杀曹操的成功几率,却几乎为零。

曹操本人那高达97的武力就不说了,单说此时跟在曹操周围护卫的猛将,就有许诸、典韦、张辽、徐晃、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近十员,这些都不是什么善类,个个也都有“万人敌”或者“千人敌”的武艺。就算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关羽发动类似于袭杀颜良的突然攻击,至少也得解决其中一两个高手,才能获得攻击曹操的机会,只是那时曹操必然逃远了,护卫的众将也会反应过来,刘关张三兄弟休矣……

何况,这许田围猎,本来就是曹操的圈套,说不定其真实的意图,就是要引诱急躁的关张二人犯险,进而寻到机会提前将刘备这一势力给灭了呢。

袭杀曹操,谈何容易啊

叶公好龙


叶公好龙,此成语从熟悉程度上来讲,当属于大众成语之一。然而从其字面意思来讲,则又是相当令人费解——“叶公爱龙成癖,被天上的真龙知道后,便从天上下降到叶公家里。叶公一看是真龙,吓得转身就跑,好像丢了魂似的。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大多含贬义”(《现代汉语词典》)——表面上爱好,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如此作为的人,多了去了,而且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的毛病,何来被降低到贬义之说?贬的是什么呢?就贬叶公那没有贯彻到底的爱好劲儿?实在牵强。

此乃一人人都认识,实际上却人人都不大明白的奇怪成语。

此语出处也是说法颇多,北宋类书(古代的图书目录信息汇编)《太平御览》称,叶公好龙的典故出自于《庄子》,只是不知为何北宋之后的《庄子》中,便不见了此故事。清朝末年学者马国瀚所著专门收集散佚典籍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则称,此典故乃是源于战国时期韩国丞相申不害所著《申子》一书。目前可确定的最早出处,则是西汉学者刘向所著《新序》一书,而这个目前最早出处关于“叶公好龙”的完整记载,又是颇令人寻味的另外一种腔调: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说: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研,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

原来是孔子的弟子子张想去鲁哀公那里讨生活,结果不被待见,羞恼之下,说了这么个故事出来讽刺鲁哀公。

暂且不管那子张是出于为国为民还是为自己那点小心胸搬出“叶公好龙”,先来看看,此故事,到底是子张或者某人编造,还是确有其事?

分析从叶公开始。

直接去看那《论语》,不料竟然真有叶公一人。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第七?述而篇》)

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的情况,子路竟然答不上来(大约是不知道该老实回答还是加工一番再回答),没料到孔子得知后竟然来了番自吹,看来孔子他老人家定然是有所期许于叶公,不然何来这样厚的脸皮?

果然,在后面的《论语第十三?子路篇》)中,就有了叶公与孔子的一番“畅谈”: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问为政之道,孔子称为政之道就是让远近的人都快乐。这种看似没什么毛病的回答却也是没什么实际内容的假大空,即正确的废话,墨子曾对此犀利的表示:“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者而旧者新者哉?而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所不智告之,而以所智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墨子?耕注》)

然后叶公又说,我这里有个正直的人,大义灭亲,将偷羊的父亲给告发了。而孔子对此表示,我这里的正直之道,与你那个版本大不相同啊,出了这种事,应该是儿子包庇父亲,父亲包庇儿子才对,才符合正直之道的含义啊。

这里姑且不论孔子这种互相包庇的思想,与叶公主张的“大义灭亲”到底孰是孰非,毕竟那是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环境,难以评判。但从这政见上的大不同,已经可以瞧见孔子与叶公的“道不同”了。

而由《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可知,孔子与叶公相见,乃是前者去拜访后者,目的嘛,大约是求官了。

“明年(鲁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入叶。叶公问政……”

前去求官,却与被求者闹了个“道不同”,至于此后两人间的交往,便没有了下文。只见于《庄子?人间世》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叶公向孔子求问外交之道的长长故事。此故事一来只见于《庄子》,不见于其他史籍;二来纯属为了论证庄子的某些观点而设,目的性太强;三来比较啰嗦,废话一句接一句。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为胡诌。试问那叶公与孔子连“大义灭亲”的事情都谈不拢,还会有前者向后者求问外交之道的道理?至于《庄子》记载的这个长故事,此处就不粘贴过来了,太累。

就此暂且打住,回想一下,“叶公好龙”的字面意思,乃是讽刺那种虚假爱好的人。

而叶公在《论语》中的事迹,便是没有对自诩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孔子表现出“爱好”。大约孔子也是听了叶公好人才的传闻,才会有的放矢的跑过去,当年的交通可是艰辛万分的,他可不会吃饱了撑的,带着一大帮弟子去马拉松。然而却未得到期许中的“爱好”,即便是真圣人,其心境也可想而知。

于是叶公好龙的潜在含义便出来了——十有八九是哪个孔子的弟子、弟子的弟子、弟子的弟子的弟子编出来讽刺“不真心爱人才”的叶公的。

尤其是在考究了叶公在其他典籍中的所作所为之后,更让人怀疑“叶公好龙”的目的性与真实性了。

《汉书?古今人表》乃是班固在太史公的框架下难得的自我突破,其中古今名人被列为九等,而叶公竟然位列上等中的“智人”级别。考虑到刘向乃是活动于公元前三四十年代的人物,而班固是活动于公元后四五十年代的人物,则可以想象后者是无视那荒诞的“叶公好龙”之说,而在根据叶公的历史记载,还其一个清白了。

而在《左传》中,更是有关于叶公伟大功绩的精彩记载:

“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谷与叶公诸梁……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反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遇箴尹固,帅其属,将与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弃德从贼,其可保乎?”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于叶”

白公即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叛乱王孙,又名白公胜。在此君叛乱之后,叶公与其他将领起兵前去平叛,结果民望所归,“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竟然引得白公胜的手下倒戈相向,逼得这叛乱王孙自杀而死——“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

叶公之伟大功绩,从其平叛之后所封官职也可以看出一二:“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诸梁兼二事”,意为叶公沈诸梁被楚王同时封了两个官职,从后文判断,当是令尹和司马,令尹为楚国最高官职,大约相当于彼时的国务院总理,司马则是楚国最高武职,大约相当于彼时的国防部长。同时兼有军政两大要职,叶公之于楚国,可谓栋梁之于大厦了。而在楚国恢复秩序之后,叶公选择了让位于贤,“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这大约也是他同时坐在如此显赫而敏感的两个位子上,却最终逃过了中国权力圈子的厚黑循环,得以善终玄机所在——“而老于叶”——于此,更可以见其之伟大,并非仅仅在于帮助楚国平了个叛了。

更鲜为人知的是,叶公,这位早于秦国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楚国大夫,带领他所治区域叶邑(今河南叶县)的子民,修建了一个比都江堰早得多的水利工程——东西二陂。此工程遗址如今仍然存在于叶县境内,大体位于南北两水城处。《水经注》记载称,“楚惠王以封诸梁子高,号曰叶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醴水又东,与叶西陂水会。县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谓楚国方城以为城者也。山有涌泉,北流,畜之以为陂,陂塘方二里。陂水散流,又东,径叶城南,而东北注醴水。醴水又东,注叶陂。陂,东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并诸梁之所堨也。陂水又东,径阳县故城北。又东径定陵城东南,与芹沟水合。其水导源叶县,东径阳城北,又东径定陵县南,又东南流注醴。其水径流昆、醴之间,缠络四县之中”——《水经注》成书于北魏时期,彼时的一里大约等于今时的600米,则此书所载的东西而陂,在经历了差不多一千年的风雨洗刷后(公元前约550年至公元约500年),还在以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7公里的规模发挥着水利作用。诚然其规模相较于都江堰,看似是小了太多了,但后者可是历代修缮才得以幸存至今的。大约是在叶公之后,就再没什么人去关心此处的堤坝什么的了吧。

叶公虽然名为沈诸梁,但因为其所封地为叶邑,号为叶公,其后人有便有改姓叶氏者,据叶姓人士称,此即为叶姓的起源。这种说法已得到很多叶姓人士的赞同,每到清明时节,叶县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尽是回乡祭祖的叶姓子孙。而在台湾更是有名为“台北市全台叶姓祖庙”的民间团体,其对叶公史料的收集整理,颇下了些功夫,只是其整理的内容中,却不见了“叶公好龙”的章节,倘若叶公泉下有知,足可以为此抹黑在其子孙中的失败,而告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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