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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2）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3）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
（4）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5）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 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6）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7）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分析：第一节，作者举春秋战国诸侯卿相争相养士的事实。根据人们的担心提出设问如此养士，“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 第二节，作者加以分析，用比喻的方法指出“士”的存在是历朝历代的客观事实，不可避免。只有“区处条别”，才能使社会安定朝代长存。并举六国久存和秦的速亡正反两方面的史实加以证明。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节内容分别是：分析了为什么“士”需要养，先王和历朝历代如何“养”“士”；六国因“士”得到了“养”因而虽虐其民，但并没有速亡；分析了始皇并天下之后，运用“法”而不养“士”，犹如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很快导致亡国，段中运用了几种修辞手法，很耐人寻味；汉虽然经过长期的战乱，“士”无几，汉代的法令至密，但王侯将相也养了很多的“士”，这样两相结合，使得汉代长久。 第七节，虽只有两句，却值得深思。愚以为这才是作者苏轼的真正观点。苏轼要说的并不是如春秋战国汉等的简单“供养”的方法，而是要让“智、勇、辩、力”等等各类人去学道，无论什么人学道都是大有好处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其实苏轼是主张对待“士”人，无论是什么人，都应该使其学道，“学道”是先王之政，也是作者的理想之政。 但作者文中的“士”应该是哪些人，与我们现在的观点应该不一样，也与社会公平不太一致，文中的“道”又是什么，文中的“养”有哪些丰富的含义，文中许多精彩的语句等等都很值得认真品味，希望各位好友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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