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出滇虹本报记者 杨杨 北京报道 创业并非年轻人的专利，而年老也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代名词。 从花甲走到耄耋，周家礽和汪伯良看着滇虹药业一步步脱离他们“做二三十万产值”的最初理想，年销售额超过8亿，综合排名更跃居云南制药企业的第二名。这家1993年出发、只能生产单一产品的药企，如今走在上市边缘。 甚至在公开场合，都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两位老人：一袭不太合身的西装，以及安静的眼睛。然而，这两位老“书生”何以能挥斥方遒？ “人老了，对一切都无所牵挂时，反而能很纯粹地做一些事情。”周家礽和汪伯良有如此感悟：“而且我们只忠于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如果它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向我们提出某种要求时，我们完全可以放弃个人利益。” 最近的选择，是2002年两位老人家开始退出一线，聘请美国终身教授、华盛顿大学博士郭振宇执掌帅印，如今更是让出了董事长的席位。“既然已在海中，就要不惮于做一回乱世枭雄”。 60岁“下海” 时间倒回到1992年，周家礽和汪伯良都面临着各自人生的重大变故：年届60的他们要退休了。1930年代出生的他们注定过的是辛苦操作但又激情澎湃的一辈子，周家礽此前是云南白药厂的总工程师，而汪伯良则是昆明部队大观制药厂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那种感觉，犹如长途旅行者半路上被抛在荒郊野外，汽车却绝尘而去”。是尝试着从此颐养天年，还是再做点什么？两位老人凑在了一起，1989年一个名为“血竭提取”的中药材研究课题使得他们相识并渐成莫逆之交。“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一则觉得我们一生所学还能发挥余热，另一方面也想下海贴补退休生活”。汪伯良说。 曾经都为1984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输送过药品的周家礽和汪伯良，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一款叫做“复方酮康唑乳膏”的皮肤病用药上。当年老山前线的部队因为丛林中的日晒雨淋而多有战士患上了由真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当时这款药就是中央军委紧急组织上海部队专家研制的，它无需经由医生诊断而且药效非常好。 “这么好的药，为什么不能推向社会？”但当时该药没能在上海通过审批、大规模生产。汪伯良长期在部队药厂供职，与上海方面多有交往。他与周家礽商量后，认为“不妨将上海药方拿到云南来审批，如果通过就与他们以一种互利互惠的方式合作生产”。 1994年1月18日，云南卫生厅批准生产该药；而滇虹天然药物厂也宣告成立。周家礽为厂长，汪伯良担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这个工厂的地址是在昆明郊外的观音寺，租用了一家日化小企业的厂房。一座破庙、三亩厂房、八个青工，两位老人掀开了自己人生的新一页。由于生产复方酮康唑软膏的原材料必须从上海购买，而且一公斤价格高达7万元。在创业初期，周家礽和汪伯良两位老人每天上班连公交车都不敢坐，而是骑车7公里上班，自己挽起衣袖抹水泥地板。 时间倒推至1992年滇虹天然生物厂通过当地医药质检部门的验收，开始正式生产，他们把自己生产的“复方酮康唑软膏”定位为“皮康王”进入市场。 资金困境下的“合作模式” 创业伊始，周家礽和汪伯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高目标：争取当年实现二三十万产值。 然而市场的反应却超过了他们的想像：滇虹药业第一次订货会，200件货物瞬间被各地医药公司一抢而空，3个月后的销售回款就达到了30万元。一方面是容量暴增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却是回款不及时造成产能扩张跟不上。怎么办？那个时候，滇虹药业一有钱就去上海买原料，“有时候买半公斤，有时候却只能买200克、300克”。 周家礽和汪伯良陷入了“融资”困境，但办法用尽也仅仅解决了430万元资金。1994年秋天滇虹药业拿出了创业之初议定的”不逢绝境绝不使用”的锦囊妙计。他们和上海一家医药公司达成了“以原料换产品”的合作方式：滇虹药业可以从合作方处免费获得原料，但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皮康王给合作方在华东地区独立销售。 滇虹药业由此解决了流动资金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华东市场没有实际掌控权，为其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1996年上海宝龙制药厂也获得了“复方酮康唑软膏”的生产批准。在当时滇虹的紧急董事会上，“1997年滇虹的皮康王恐怕要退出整个华东市场”。这给了周汪一个重大打击，而此后急于收复华东市场的滇虹在收购宝龙制药之后，又把太多的重心放在了上海而导致后方失稳。实际上2002年之前滇虹一直徘徊不前，5年内的销售回款仅从1个亿增加到了1.9个亿。 然而，滇虹并没有因此停下合作借力的步伐。1997年4月其引入美国大东公司，成立中美合资滇虹药业有限公司。美方以区区57万美元换取了滇虹药业26%的股权。 当时周家礽和汪伯良在全公司范围内都树立了“以最快速度巩固滇虹在皮康王医药产业的领袖地位”，所以才要引入美国先进的物流管理、营销及市场管理乃至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那个时代，滇虹就实行了积分制工资考核办法，一个副总经理的月薪可以拿到1万元以上。那些祖辈都没见过1000块的云南山区工人，很多三五年后都在昆明买了房。 也在1996年底，滇虹开启了“借力社会科研结果”的新药储备计划，滇虹口溃、妇康膏乃至其王牌产品骨痛灵酊都是这种“拿来主义”的产物。到2002年，这些新药在整个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34%。 他们买入的第一个新药是成都某研究所研制的专治妇女子宫内膜移位的新药，但在“现金为王”的考量下，他们舍弃了“买断模式”，而转而采用合作模式：研究所可以在产品销售中提成，前三年为5%，后三年2%；此后研究所成为该项目永久性股东。 离开与留守 时间的公平性在于，每个人都终将老去。 2002年，周家礽和汪伯良都已年届古稀。他们的年纪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滇虹的发展的疑问：他们还能陪滇虹走多久？又能陪着滇虹走多远？ “如果企业不能持续发展，你我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这是周家礽和汪伯良的担忧。 2007年，他们接触了郭振宇。后者祖籍昆明，是中国海归派中迄今唯一一位美国终身教授、华盛顿大学博士。周家礽和汪伯良开始考虑延请郭振宇加盟，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郭振宇尽管海外归来，但其从本科到博士的专业都与滇虹相对不对口，何况空降这么个“洋秀才”，公司上下能否接受？ 另一方面郭振宇能否放弃美国的终身教授而回到西南边陲来？郭振宇发现滇虹是个非常不错的企业：没有一分钱政府贷款，没有不良资产，而且品牌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他选择留了下来。 在上任滇虹药业总经理第一天，郭振宇就立下了军令状：当年销售回款增加7000万，如果做不到就卷铺盖走人。为此郭振宇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收缩战线，把营销重点放在“康王洗剂”上，使得其成为皮康王之后的另一个支柱性产品。其次把滇虹的1万多家客户压缩到400家，“集中为优质客户服务”。同时还在数字化管理、人力资源以及工资酬劳方面大面积改革。 “滇虹需要褪去制约其生长的那层旧观念，才能实现新生。”这是周、汪的想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