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燕赵大地古燕国的国都遗址，巨大的土丘一座连着一座，分外引人注目。而当易县燕下都复原沙盘展现眼前时，我们不禁惊诧了———一座四面环水、城内水网密布的古城，一座当时堪称规模宏大的煌煌国都，一座政治、经济和手工业均发达的古城，怎么会与历史记载中弱小的燕国相匹配呢？透过前人留下的层层谜团，我们试图走近燕下都，探寻这座千年古城的无数未解之谜。 燕下都营建之谜有关燕下都的记载，没有太早的文献可查。最初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易水》，文载：“武阳，盖燕王之所城也。”后来许多的文学诗歌附会其上，而后世的历史学者的观点也多出于此。但是燕下都是何时，由何人所建，规模如何，仍是未解之谜。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燕下都就已经开始挖掘考查了。后来出土了一枚印玺，是用燕国的文字书写的。李学勤先生首先将之译为“燕下都”，(但有人认为应该译为“中下都”)，这一实物印玺的出土，实物证明了这里就是燕国的下都都城所在地。后来经过几十年的陆续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具有明显燕国风格和春秋战国时期痕迹的器物和大量瓦当等建筑构件。 然而，燕国为什么在拥有了上都———蓟以后，又要迁徙于此，另建燕下都呢？“这与当时的历史有着巨大的联系。起初，燕国是周王朝的同姓诸侯王，最初其都城定于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村一带。春秋时期，周王室的逐渐衰弱，燕北部的山戎部落强大起来，而燕处于山戎的包围之中，强大威胁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公元前706年，山戎越燕伐齐，其往返的行军路线正好经过燕的都城。这种情况使得燕国不得不向西南迁徙都城。董家村故都就此结束其都城的历史使命。”从事燕下都考古研究三十余年、与燕下都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石永士先生，对笔者细解兴建燕下都的缘由。 即使这样，燕国并没有逃过山戎的侵扰，燕国国运岌岌可危，此时齐国的国力强大起来，齐桓公成为北方霸主，他拯救了燕国的灭亡。《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了此事，“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并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有人推断，自燕庄公至燕襄公应该是以上都蓟为国都的。“但是在春秋晚期，山戎再次强大起来。燕国为了躲避其侵扰再次迁都。而燕下都在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两河为天然屏障，加上挖堑之土筑城，护城河也就形成了，与天然的两条大河相沟通，使得燕下都四面环水，整座城市固若金汤。这里的天然环境使得燕统治者将国都定于此。”史学界对何时兴建的燕下都说法不一。有专家从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文物推断，燕下都建于战国时期，石永士认为，燕下都的兴建时间应该推至春秋晚期。除了《水经注·易水》：“易水又东经易于故城南，昔燕王之徙易，即此城也。”的记载之外，石永士先生又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现存的“九女台”王室墓地有着严格的等级排列顺序，从这里的王室墓地分布所呈现的规律性推断，“燕下都，至少应该是燕王喜向上推18代时的燕王所建。”也可以说，在燕国的历史中，至少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燕下都一直作为都城，而蓟反而成为了陪都。 无论从都城规模，还是从遗址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上论，燕下都都应该是一座煌煌大都，是一座大型的战国都城遗址，曾经历和见证过燕国的辉煌。有关专家称，与埋藏在丝绸古道下的楼兰、尼雅古城相比，燕下都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历史久远上都远远超过了两者。 燕下都现存城址，分东西两个城区。东城为皇城、王室墓地、手工作坊和居民区，西城为驻军区和墓地区。燕下都都城南北长4公里，东西长8公里，32平方公里加上辅助建筑，面积可达40平方公里。在这里有个很特殊的城市排水系统。因为它四周环水，而且在城内有一条运粮河连通中易水和北易水，使得城内有一条南北贯通的水道。另外，由于城内手工作坊的遗址较多，说明这里手工业曾特别发达。而手工业所需的用水怎么解决？“他们又人工开凿出了两运河横跨东城，以解决王室排水和观景需要，还解决了手工作坊的用水和排污等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调节了居住小气候，使这里变得湿润。”石永士为我们描绘着燕下都当时的规模和场景。“这里出土了成套的铁工具、铁农具和铁兵器，还有上千斤明刀币和大量别国货币的发现，都证明当时燕下都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之盛。然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燕国总是以一个弱小国家而出现，但是燕下都无论从都城规模和社会经济发达程度上讲，都足以证明燕国曾经强大和富庶。”这只能说明燕国在一段时间内肯定是有过辉煌的，而燕下都也一定见证过这段历史，因为这里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黄金台”之谜寻找燕国曾经的辉煌，不得不提“燕昭中兴”，而与它相关的燕昭王和成就了燕昭王英名的“黄金台”，便纳入了我们的视线。“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十五》中壮志豪情地描述了“黄金台”建成之后，燕国人才云集而来的景象，邹衍、剧辛、苏秦、乐毅等贤者智士纷至沓来，“黄金台”对燕国的中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寻找“黄金台”成为历代考古学者的关注点。“其实所谓的黄金台，在当地就有四处。一是定兴陈村的‘金台’，当地人称之为‘金台陈村’，其实它是燕下都的一个保护设施；一处叫‘张公台’，位于燕下都都城内，在武阳城的东北边，东城隔墙之外；还有人认为武阳城就是黄金台，亦称之谓‘大金台’；也有人称满城县东20里处有‘金台’。”石永士说，“要证明哪里是世代传颂的‘黄金台’，还没有考古实物来依据，所以史学界更是众说纷纭。” 有历史记载：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采纳郭隗的建议，拜郭隗为师，为其修筑的一座崇台，经常来此受业，并在崇台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于是，燕国也由弱小变强大，一举打败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黄金台”也作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佳话而千古传诵。 历史学者李文辉曾对“黄金台”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经过对燕下都和上都一带所谓的13处“金台”和“黄金台”进行考证后认为，燕昭王当时应该是居住在燕上都蓟，所以历史记载燕昭王为老师郭隗修建的“黄金台”应该在古蓟城附近，而不应该在燕下都一带。 元代翰林编修贤的《南城咏古》诗十六首有记载：“落日燕城下，高台草树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在诗的最后还附注：(黄金)台在大悲阁东南隗台坊内，李文辉据此推断人们寻找的“黄金台”应在此处。 而河北大学的学者洛保生和保定地方志办公室的孙进柱则认为，“黄金台”就在定兴县的“金台陈村”。“黄金台”究竟在哪里？或许原本就没有什么“黄金台”，因为并没有准备的史料记载，只是在《战国策·赵策》和《史记》中分别记载：“(燕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改筑宫而师之”。宫也好，台也罢，或许昭王从郭隗为他讲的千金买马的故事中得到启发，要振兴燕国必须要招贤纳士，并以此为国策，而所谓的形式上的“黄金台”也许不止一处，加上历代对它的附会、传诵，最初的“黄金台”到底在哪里已无从考证了。 “人头墩”之谜在易县燕下都遗址城南2.5公里处的解村，有14个高约10米、直径达几十米的圆形夯土墩台，它们呈规律性排列，大约每隔60—100米一座。当地村民称，他们经常在附近发现人头骨遗骸。根据这条线索，省文物研究所的相关专家开始对部分墩台进行发掘，于是引出了一个惊天发现。考古人员从部分探方中发现埋葬有大量人头骨，称之为“人头骨从葬墓”(俗称“人头墩”)，而且人头骨上有明显的伤痕。这些距今约有两千多年的人头骨究竟从何而来？是什么人？他们的躯体遗骸又在哪里？ 史无记载，研究者也莫衷一是。为慎重起见，已开掘的两个墩台重新回填，仅留下一个不大的探方供保护性研究。在曾经挖掘的一个“人头墩”里，研究人员通过钻探，测出埋葬人头骨的面积为300平方米，有人头骨2000余个。而在开挖的50平方米面积内清理出的300多个人头骨上，部分人头骨有明显的砍杀痕迹，有的头骨上还插有青铜箭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潘其风和韩康信两位专家鉴定，推断出这些人头骨属于20至30岁的男性青壮年。考古学家粗略推算出14座“人头墩”约有三、四万颗人头骨。 “我认为这是当时战败者的从葬墓，通过考古我们将这14个土丘定位于战国中后段(即公元前351年至公元前300年)。在这段时间燕国国内与邻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呢？查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在这50年里，燕下赵国和齐国曾发生过军事争端，但都没有死亡万名将士的记载。”石永士在挖掘现场，发现在14个“人头墩”中出现了300米的空当，如果按从葬墓呈现出的间隔60至100米的规律判断，这300米应该还会有3座这样的从葬墓。石先生敏感地发现，从葬墓中人头骨的数量和有史料记载的燕国的一次内乱——— “子之之乱”(指国相子之与太子平之间的一场争夺王权的内乱)的死亡人数不谋而合。 《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王哙三年(公元前318年)将王位让于国相子之，这样引发了太子平的不满，于是在公元前315年，太子平勾结齐宣王和大将市被发动了内乱，记载这样描述这场燕国的内乱：“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 “不仅是数量上的一致，而且在14个人头墩之间还有一座2号墓，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将军市被的墓葬。从这里的墓葬排序上看，这里应该是王墓，初步推断是燕王哙和太子平的墓。他们是王者身份却被排斥在九女台、虚粮冢等王墓区之外，可以判定墓主人，肯定是做了叛乱之事。而在内乱中死亡的人遵循了‘献首封祭’制(史载燕国和战国时期有这种制度)，将首级葬于此。”石永士认为，这些人头骨实物恰恰佐证了当时的“献首封祭”制，也是对这种制度进行研究的珍贵资料。 而史学家赵化成先生则对人头骨从葬墓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14座“人头墩”应该是“敌国首级”与“乐毅伐齐之战事有关”。赵化成推定14座“人头墩”为“京观”(当时一种惯例制度，战争结束后，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京观”，亦称“武军”，以夸耀武功)。即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大胜时从战场带回的齐军首级堆葬地，而且从考古出土的人头骨堆放和测定上看，它们是被简单堆放在一起的，且有明显的战争创伤和夯实过的痕迹。这些都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 然而以上两种观点也有诸多的疑点，“内乱者首级”说，找不到躯体的埋葬地，对同族分首裂尸，有违常理；“敌国首级”说，则从死亡人数和战争时间上存在着脱节，而且夹杂于“人头墩”中的燕国人2号墓葬的出现，更显得不合常理…… 争论还在继续，尽管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但像这样大规模的带战争创伤的头骨成批出土，历史上非常罕见。累累白骨，让人触目惊心，也令后人更加期待“人头墩”谜团的尽快揭开。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成就其名声的当然首推荆轲了。但是这位燕之侠士，究竟是什么人？它与燕太子丹壮别之处究竟在哪里？也是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荆轲何许人？有人说他是侠士，豪侠满怀；有人说他是市井混混，打架斗强；有人说他是刺客，胆量过人；有人说他是被时势所逼……我们走遍易县，搜集与荆轲相关的记载和实物。最出名的纪念地就是荆轲山和荆轲塔。 在易县西荆轲山上有一座圣塔院寺塔，塔下有一碑赫然写“古义士荆轲墓”当地人称之为“荆轲塔”(流传此为荆轲衣冠冢)。石永士告诉笔者，“这里的塔其实是辽明重建的八角十三层寺塔。塔内有碑文‘寺与塔为山而设，为荆轲而设也。’在清代这里又附会出现了田光、荆轲、高渐离三义士牌位。这都是后代人对侠士们的怀念而流传下来的，而考古方面没有相关的实物出土。” 《史记·刺客列传》有明确的记述，“(荆轲)其先乃齐人”是旧贵族庆氏的后裔，后“徙于卫”，卫灭亡后，他就成了“卫之亡民”并念念不忘复国大业。“(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乃出游赵燕。”并且“其所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当时就有人称其“非庸人也”…… 鉴于荆轲的特殊身份，在燕太子丹与之相谋“来日大举”刺杀秦王时，他便挺身而出，在“复国大业”和“为知己者死”的信条指示下，他走上了刺杀秦王壮别之路。 “(荆轲)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战国策·燕策三》为我们记录下荆轲易水壮别的一幕，也定格了这位侠士所铸就的燕赵慷慨悲歌的精神。 然而，茫茫易水，何处是荆轲壮别之地呢？北魏学者阚骃在述及故临易城(今易县)风物时称，“荆轲送别之地疑于此也。”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即燕下都治所稍北移一点。有学者称，相传在南易水之南有一个“送荆陉”，疑此地为荆轲壮别之地。而学者曲英杰在考证荆轲壮别地时，把《战国策》记录下的“既祖，取道。”解释为：在“祖泽”这个地方吃完东西向秦出发。据此，他认为“祖泽”应该位于现今安新、容城、雄县一带。晋文学家左思作《魏都赋》描写的白洋淀一带，与“祖泽”的古地理环境相近。 “荆轲壮别地的谜团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载和无实物出土，我们已无从揭开。”石永士遗憾地对笔者称。 但易水壮别的一幕早已深深地印刻在燕赵儿女的脑海里。按太史公的评价，荆轲之所以“名垂后世”原因是“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