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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柳宗元曾为一个叫宋清的长安药材商人写过传记。宋清在长安药市经营四十多年，他的药材质量好，长安的医生得到他的药材，药效颇佳。最奇特的是，有的人来宋清处求药没带现钱，宋清不假以颜色，打个白条，照样给药。到年终该结账时，宋清估摸有人还不出钱，自个儿就把借条烧了，也不多说话。 做生意能做到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有时候感觉还是缺少点人情味儿，因为它以人我两利为预先设定的原则而排除了人情干扰。宋清恰恰注重到人情往来。当然，这个风险不小，数十年来积累的欠条不知多少，而他宽厚的名声也由此传扬开去，积累下信誉，也赢得时人的敬重，更为他最终收获丰厚的回报。吃亏的人，好像最后通盘算下来也没怎么吃亏。
照我看来，宋清没把自己看成纯粹的生意人，或者说除了商人这个身份，他始终为自己保留了“人”的底色。做人重情感，情感也就发生。情感的积淀是信誉以及更大范围的机会，而后者对经商极为有利。
再看一个例子，清乾隆年间，有个叫陶正祥的著名苏州书商。他的书，如果市价值百两银子，又是以十两收来的，那就只售十两多一点。如果书存放久了，也便宜卖出。他说：“我只是求赚点零头以糊口而已。自己好利，也要使买书的人获利。人之欲利，谁不如我？我如果贪利而商品停滞不流通，还是失掉利益。”就因为这一经营方式，反倒获利更多。陶正祥卖书，比较看重商品流通，不愿库存居奇，经营上相当理性。更重要的，是他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卖那些以低价收上来的书，甘愿放弃中间巨大的差价，放弃合理的利润，这样的用心，不可谓不厚道。可想而知，那些熟知市场行情的客户买到他的书，对他必生敬意。
这么看，就比较清晰了，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这样的商，我们的文化不否认赚钱的正当性，但否认赚钱的第一性，否认把赚钱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尤其是与人应有的情感发生冲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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