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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南渡，皇家都是北方人，对南方的生活有点不太习惯。比如到了杭州，发现当地人特别爱吃烤田鸡。田鸡扒了皮那姿势，太像个人了，所以皇后就力挺高宗，发了一条禁令，不许吃田鸡。南方人吃这东西吃惯了，一下不让吃了，还真不适应，结果就是买卖转入地下。 黄公度被朝廷派到福建当领导，他也喜欢吃田鸡。有一天，他跟厨子说：“你到市场上买3斤坐鱼回来吃。”厨子就傻了，什么叫坐鱼啊？问了一大圈读书人，还真没人知道。后来就有人指点厨子：“你去问问州学的学录林执善先生，他学问大，可能知道。”厨子找到林先生请教，林先生说：“这是叫你买3斤田鸡。” 厨子还真把田鸡买回来了。黄公度一瞧，这是有高人指点啊，立马追问是谁说的。厨子道清原委，黄公度二话不说，就把林执善请来教馆了——在我家当先生吧。 嘴上事，最难禁，一禁还就禁出学问来了。阳奉阴违、偷梁换柱的多了去了。所以说，禁令不是办法，好办法也不在禁令上。 清朝最肥的差使是什么呢？河道总督。特别是负责治理江苏、安徽等地黄河、运河、淮河河道的南河河道总督，是肥差中的肥差。那时候不修高速公路也不修高铁，就修河道，有大把的拨款可以花。朝廷就怕决口啊，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每年的经费能达到数百万两，真正用在工程上的，“十不及一”。剩下的呢？大吃大喝，招待费可劲儿造：“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应酬、过客游士之余润。”并且“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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