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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家族的秘密(二)：控制黄金
资料来源：金融海啸
一、帝国的目标冲突
老摩根在1913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去世，其后管理摩根公司的是合伙继承人，其中有亨利·P.戴维森、威拉德·斯特雷特（于凡尔赛和谈期间去世）、托马斯·拉蒙特，后来还有小摩根。
该银行继续与华尔街的金融业命运与共，并且因此由它和华尔街主导的美国金融和经济，通过各种金融上的纠缠与战后英国的前途难解难分。美国金融不遗余力地寻求成为绝对的统治力量，这个力量终将取代伦敦金融城在战前的世界超级金融霸主地位。摩根公司、洛克菲勒金融财团和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如库恩-洛布公司和狄龙-里德公司，都是这个进程中的领衔角色。
战后在摩根家族公司与国外事务的纠缠中充满了严重的问题，对于美国,最终对于全世界都是如此，而且由于摩根家族控制了新成立的美联储而使问题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些始于摩根公司与欧洲之间的信贷关系，在1929～1931年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波及的地方不仅限于欧洲，让本来是可以控制的美国股市崩溃演变成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了全球的衰退。那一次的危机同2007～2008年步步展开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性质有明显的相同之处。1919年之后的世界信贷建立在愈益不确定的债务金字塔上，摩根家族和华尔街金融公司就端坐在金字塔的塔尖。大多数欧洲国家、从玻利维亚到波兰的大量发展中国家，都被网罗到华尔街的信贷金字塔中。
大萧条和1931年欧洲危机之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始终没有理解世界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多少讨论。1931～1938年大萧条的真正起源，其实不是纽约股市定价过高和崩溃，而是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执政时期，控制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摩根家族和华尔街各家公司的一次错误行动，全球衰退以及首先发生的股市泡沫，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此。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以正在崛起的纽约的实力进行权力大赌博，志在夺取一战前伦敦金融城所占据的世界金融心脏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黄金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纽约金融托拉斯内部，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完成事实上的货币政变还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对于纽约要在这场政变中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这一点上，大家的观点完全一致。
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摩根集团在美国的巨大势力是与伦敦的主要金融集团，首先是与罗斯柴尔德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它看到了一个战略：建立一个“特殊关系”模式的联盟，一个衰落的伦敦金融城和一个崛起的华尔街结盟，将是通往美国世纪的最佳途径。摩根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财政部保持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纽约的银行仍然是英国政府在美国的官方金融代理，直到1931年9月英国违反摩根公司的意愿放弃金本位制。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本杰明·斯特朗始终坚持着摩根的观点。
华尔街的其他人，特别是狄龙-里德公司以及他们有影响力的顾问埃德温·凯默勒（他在20世纪20年代为推动世界回归金本位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新的金本位制要由美国主导）却持不同的观点。他们也相信，一个正在成型的、以美国黄金储备和华尔街银行的地位为基础的美国应该最终取代英国作为世界的第一大国。然而，凯默勒和他的圈子里的人认为没必要像摩根家族那样对待伦敦金融城或英国，那样太温柔了。摩根公司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分支机构——摩根·格伦费尔，与英格兰银行和斯特朗行长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无论如何，华尔街所有的大财团都同意，它们的未来是在欧洲、拉丁美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方扩大有利可图的信贷，那些地方曾经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伦敦金融城的地盘。这些贷款，特别是华尔街认购的世界债券，使纽约的银行家赚到了5%甚至8%的外汇收益，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些债券或贷款都由那些贷款国家的政府提供担保，它们都同意按照美国主导的金本位制来“稳定”自己的战后货币。这个货币稳定体系只不过是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粗糙的和不定型的蓝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体系中，纽约的银行制度将要被当成制度上的圣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体系的核心。
时间已经到了1922年2月，海外贷款泡沫的初期，沃伦·哈定总统在当时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的敦促下，召集了一次白宫特别会议；胡佛已经担心海外贷款的剧增和其中包含的风险。出席会议的人有总统、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胡佛，以及华尔街最大债券发行商的代表，主要有摩根、狄龙-里德、库恩-洛布等公司。会议的议题是：如此大规模的海外贷款，所包含的未知风险以及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这次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所有新的海外贷款计划都要先报国务院审核，国务院将转发给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国务院还要对新的贷款计划对美国的政治意义提出意见。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权有势的纽约银行家就进行了反攻。他们说服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向国务院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国政府“不要插手”华尔街有利可图的对外贷款。金融托拉斯胜利了。哈定总统和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有势力的亲英银行家，其财产可与洛克菲勒匹敌）不得不撤退，那个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海外贷款热高烧不退，直到发生1929～1931年的崩溃。
华尔街20世纪20年代制造海外信贷泡沫导致的危机，与华尔街1999年制造证券化泡沫导致的危机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后者于2007年夏天开始崩溃，并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
在20世纪20年代金融泡沫形成的过程中，华尔街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是紧密的盟友。梅隆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从1921年干到1932年，直到新当选的胡佛总统解雇他，在几届总统任期内经历了泡沫的全过程。直到进入21世纪，美国财政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华尔街这三驾马车将始终是美国金融势力的核心。
华尔街在1929年市场崩溃之前的10年里，共发行海外债券达70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Herbert Hoover,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Volume Two:The Cabinet and the Presidency 1920～1933,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52,p.90.）送到欧洲去的贷款中，90%以上是给带着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政府买美国货用的，这是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大公司的实惠。不久之后1929年市场崩溃时，这种贸易垮下来就转变成追打萧条中的美国工业的工具了。
二、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控制一切
1914年以后，在摩根的密友本杰明·斯特朗（有权势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一任行长）的指导下，到关键的1929～1931年为止，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实际上被J.P.摩根领导下的华尔街的需要所左右：取代伦敦金融城，成为全世界的银行。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余11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储备金都被斯特朗调入纽约。斯特朗过去是摩根控制的纽约银行信托公司的副董事长，曾经作为J.P.摩根的个人代表参加了1910年在佐治亚州哲基尔岛的银行家秘密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起草了后来于1913年成立美联储的计划。说斯特朗是摩根的人，一点也没有夸张。
于是，以纽约为中心的银行将1920～1929年间美国工业和农业创造的财富通过华尔街，输送到海外信贷市场。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斯特朗行长掌控之下，12家联邦储备成员银行之一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势力远在其他银行之上），以对外业务为第一要务，其任务是推动美国贷款走向世界、创造美国主导的新国际金本位制。其余11家地区性储备银行只负责处理本地或区域性经济事务。在20世纪20年代找不到途径去德国或其他能赚钱的海外市场的那些货币纷纷涌入了纽约股市，1925年以后越来越多。
破坏性的欧洲大战带来了这样的后果：从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所有的欧洲交战国，都因为要打仗而不得不借债，让美国用它们的黄金来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欧洲各中央银行数量空前巨大的黄金储备就这样流进美联储的金库里去了。
凡尔赛和谈结束之时，美国已经持有相当部分的世界货币黄金，自开战以来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400%。黄金本来是商品，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这个货币体系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以伦敦金融城为中心。
1920年美联储持有世界全部货币黄金储备的40%。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身负沉重的美国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时候，为了得到黄金,美国出得起世界上最高的价格。
本杰明·斯特朗在纽约为美联储制定了大政方针：第一位的目标是重建1914年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但是真正的中心内容，则表现出他和华尔街的远见：让美国出钱帮助欧洲进行战后经济重建，让纽约银行提供贷款和担保债券，这是赚钱的好买卖。他们是这样想的：除非英国也参加进来，这个纽约主导的金本位制才是大家都能相信的对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安排。
纽约的金融托拉斯，甚至本杰明·斯特朗自己，都把英国和英格兰银行的地位看做纽约中心计划中很小的或者从属的部分，但是伦敦金融城以及英国不会接受这一点。在1919年凡尔赛和谈中，美国财政部的要求是，协约国,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必须还清美国几十亿美元的战争贷款。这等于是要英国承认，美国精英不再满足于充当一个小角色了。在真正的意义上，在1939年新的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地缘政治的全部历史，就是不动声色的拼命挣扎：避免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沦为被支配的角色，她要保住帝国的全球霸权。
战争和她必须承担的巨大公共债务，严重削弱了英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但是英帝国仍然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成分，对于任何一个新的金本位来说，甚至是由纽约主导的金本位，都是重要的。
斯特朗个人是亲英国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每一年他都与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在英国和法国南部度假，直到1928年去世。他明确赞同诺曼的观点，即“世界应该被一个私人控制的世界金融体系管理，这个体系有能力控制所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这正是已故的美国权势集团圈内人物卡罗尔·奎格利在他不朽的著作《悲剧与希望》里所描写的。
奎格利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在20世纪60年代任教于华盛顿的精英大学——乔治敦大学时，当过比尔·克林顿的老师。据报道，他有查阅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秘密文件和档案的特权，目的是方便他研究和写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在他的书里不能触及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作用。他信守诺言，不过他可以集中力量曝光当时已经被削弱了的J.P.摩根集团：大萧条之后它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
摩根-斯特朗-蒙塔古·诺曼重回1914年金本位制背后的理念，正如奎格利所述：“这一体系将被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一个封建的方式控制，采取一致行动，背后是频繁的私人会晤达成的秘密协定……在每个国家里，中央银行的权力就是它对信贷和货币供给的控制。整个世界上的中央银行都因为控制了贷款和黄金流动才有实际权力。”（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
20世纪20年代那个体系的核心，是本杰明·斯特朗手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倒霉的赫伯特·胡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严厉指责斯特朗应该为大萧条的巨大伤害负责。1941年，胡佛在提到斯特朗指引美联储的政策方向时这样写道：“有的罪行比谋杀更严重，有人应该为此受到唾骂和惩罚。”胡佛把斯特朗称为“欧洲的思想附庸”，他这里是暗指蒙塔古·诺曼。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斯特朗是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和他决裂，因为后者支持向欧洲银行无限制贷款的政策。
胡佛对斯特朗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理由却是错的。胡佛忽视了或者看错了地缘政治计划的巨大规模，斯特朗和华尔街要干的事情，就是直接把纽约变成资本流动的中心。
胡佛进一步指出，为了让英国1925年以后回到黄金本位制（的行动坚持到底），斯特朗操纵了纽约储备银行的利率——人为地压低了美国的利率，1927年正当股票投机热走向失控的当口，这实际上是在火上加油，随后发生了1929年惊人的崩溃。
三、斯特朗听从欧洲而不听从“美因街”
（英文为Main Street,又译作“缅因街“、“商业街“等，指小企业主经营业务的地方，与金融大亨所在的华尔街相对。——译者）
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雅尔玛·沙赫特和法兰西银行的夏尔·里斯特于1925年曾经一同来到纽约，敦促斯特朗降低美联储的贴现率，让英国更加容易地重新回到金本位制，并且刺激欧洲大陆经济复苏，让德国得以支付《道威斯计划》中对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同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也需要借美元来支付美国的战争贷款。
20世纪20年代美国有一系列保护性关税，上自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法》，下至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的进口壁垒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样一来欧洲国家只能向美国银行借贷，否则就不可能（或者很难）偿还战争借款和赔款。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政府面前，几乎不存在通过用美元结算的对外贸易盈余的传统方式归还债务或赔款的可能性。与今天流行的自由贸易神话正相反，引起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不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它只是一个体系之中使事情恶化的一个很小的因素，这个体系的基础从1919年之后就腐朽了。美国在欧洲战争后建立的金融大厦整个建立在流沙之上。但是只要货币还在流动，这个基本的事实就不会引起关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特朗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数次前往伦敦，会见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业人士。仰仗自己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权力，斯特朗不顾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些成员如保罗·沃伯格和阿道夫·米勒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动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致命的、没有先例的决定。尽管美国官方保持中立，摩根的亲信斯特朗曾经负责为协约国军火和军需品采购融资，那时还是1915年。前面已经说过，J.P.摩根是英国政府、后来是法国政府的银行家，而本杰明·斯特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战争中的角色，就是使停火的条件无法实现，把战争坚持到1917年美国参战。
斯特朗在摩根的支持下，在1935年《银行法》之前很多年，就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变成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所有成员银行的所有国际金融业务的“领导”，这是没有先例的。直到通过1935年的《银行法》，纽约联邦储蓄银行才能（合法地）直接和独立控制美国的国际货币和银行政策。摩根和哲基尔岛的计划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前实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权力实际上是个人的权力，只有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个危机，才能迫使那个权力发生一点表面上的变化。
四、英格兰银行的黄金战略
20世纪20年代，英国银行回归金本位制、重建伦敦金融城为世界金融中心，这两点对于英国的战后经济战略十分重要。它还是整个国际信贷金字塔的中心，这个金字塔重建于1925年，在1929～1931年毁灭性的经济崩溃中倒塌。比德国战争赔款或协约国欠的战争贷款更重要的，是由美国主导的战后黄金汇兑本位制和英格兰银行摇摇欲坠的地位，这才是引起历史上全世界最严重的经济紧缩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在20年前打的那场痛苦的布尔战争，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当时最大的金矿，确保英格兰银行的控制地位。现在，在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之后，来自黄金的利益已经消失，随之而去的是伦敦金融城对世界信贷的控制——英国地缘政治影响的核心。
1919年在凡尔赛，协约国为战争债务和德国赔款谈判开始“战后之战”时，英国政府不得不正式将英镑撤出金本位制，放弃战前1英镑兑换4.86美元的基准汇率，这是因为华盛顿坚持要求还清贷款，这数十亿债务是英国从美国银行借来的，实际上是从摩根银行和后来的美国财政部借的。
英国企业界曾经天真地期望，如果英、美、法、意组成的联盟打赢这场战争，它们的美国“表弟”会把欠债的事情忘掉。当美国政府在摩根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拒绝让步时，它们的幻想破灭了。英帝国与美国的非官方贸易是长期入超，这样英国维持战前世界金本位制中心的幻想也化成了泡影。
英国极不情愿地走出了那一步。1919年，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势力不再是英帝国，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哪怕是暂时的放弃，也是在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
美国以最强权的姿态从战争中崛起，成为所有欧洲大国的债主。在打仗的这几年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扩大了四倍，把世界上最大的货币黄金储备握在手中。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股市大崩溃的1929年。英国债台高筑，主要是欠美国的债；英镑剧烈贬值，黄金储备下降到警戒线。
战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界最担心的是纽约将取代伦敦金融城而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作用就举足轻重了。美国在1917年开始参战后的两年中暂停了美元钉住黄金的汇率，但是到1919年又恢复了。与英国不同，美国回归金本位制没有困难。它拥有创建新金本位制的决定性地位。
五、南非威胁要独立行动
对英国来说，世界上最大黄金生产国南非将在未来把黄金直接装船运到纽约而不是伦敦金融城，这将把纽约变成世界主要的黄金市场。危险正在步步逼近。英格兰银行将失去最强有力的武器——对世界黄金流动的控制。世界金融中心将确定无疑地从伦敦转移到纽约，英国对世界事务施加的影响将荡然无存。英格兰银行行长坎利夫勋爵在1919年3月（英格兰放弃战前4.86美元的固定汇率后）写信给伦敦黄金委员会（英国控制南非等地黄金开采的集团），在信中指出：
由于我们很糟糕的工业状态，今后几年中美国的兑换率将始终低于英镑的黄金基准价，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任何变化将其置于黄金基准价之上。因此，我们认为南非黄金生产者一定会把他们的产品运往纽约，南非政府也会全力以赴地立即采取行动帮助他们这样做。在几年之中那将是最好的市场。南非的黄金流向一旦被引导到纽约，日后将很难再扭转此种流向，如果纽约能够变成最好的和最自由的黄金市场，这个市场能够为把纽约建成世界的中央货币市场发挥强大的影响。
为了避免产生如此破坏性的后果，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界用尽一切办法控制南非政府的决策。英格兰银行向英国航运公司施加压力，要它们降低从南非到伦敦的运费，试图用低成本来吸引原本向纽约运输的黄金。它还密切监视新开设的每一条美国-南非航线。
不过，最严格的控制是英格兰银行直接插手，这是通过友好的南非政府的帮助而完成的。1919年的南非总理是英国的“圆桌”会社成员扬·史末资。欧洲战争的那几年，他既在伦敦作为劳合·乔治的帝国战时内阁成员，同时还保留了南非政府内阁的成员身份。他是英帝国利益的热忱捍卫者，凡尔赛和谈中国际联盟理念的主要设计者，是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信赖的英国利益的支持者。（下面有关史末茨、伦敦以及控制南非黄金流的斗争来自艾利教授的宝贵研究，他的著作来自南非储备银行的档案以及其他政府文献，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伦敦和比勒陀利亚之间为了争夺世界货币黄金控制权紧张的三角斗争。笔者多年来还从前南非储备银行经济学家迪特里希·格戴斯有关金本位和国际央行的神秘运作方式的讨论中获益匪浅。）
就在英镑放弃与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价的时候,1919年8月，史末资担任了南非的总理。
1919年4月，英格兰银行起草了一份与南非金矿主的协定，目的是保证在南非生产的全部黄金，除了当地货币所需之外，一律经过英格兰银行出售。英国议会也在1920年通过了《出口管制法》，限制英国黄金的自由出口。
对黄金流进流出伦敦的双重控制有利于伦敦的黄金银行，其中包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南非黄金开采公司最大的融资人。伦敦不参加金本位制，同时有目的地控制黄金向纽约的运输，这是关系到帝国未来的生死攸关的最高战略。
英格兰银行和南非金矿主协会之间于1919年7月签署的协议，看起来给了伦敦金融城所需要的力量：继续控制南非的黄金生产，避免南非黄金直接运往纽约。
南非在史末资和伦敦圆桌会社领导者米尔纳勋爵的强力支持下，已经掌握了保证伦敦金融城日后重登一战前世界金融之都宝座的能力。
在南非黄金和伦敦之间重建联系的中心人物，是亨利.斯特拉哥什爵士，他是英格兰银行的顾问，蒙塔古·诺曼行长和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密友。斯特拉哥什是伦敦金融城银行利益的得力代言人，也是联合公司的常务董事，这是一个投资于南非黄金生产的大型矿业公司。斯特拉哥什应史末资的邀请，担任了南非政府和英国货币关系的顾问。
斯特拉哥什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温斯顿·丘吉尔的金融台柱，在20年代初期，他往来于比勒陀利亚的史末资和伦敦的蒙塔古·诺曼之间，为把南非的金融牢牢地维持在帝国系统之内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幕后角色。（John Charmley,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London,Sceptre,1993,p.336.）正如斯特拉哥什所说，他的目标就是让南非“在走向有效的金本位道路上与大不列颠尽可能地步调一致。”
这场进军在1924年突然中断。对于南非的国内经济来说，这场进军是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强制执行的。把南非的货币兰特和英镑挂钩，并且禁止向英格兰银行以外的买家出售黄金，南非的最大出口创汇产品——黄金——受到打击。许多金矿无利可图。因为兰特与英镑挂钩而发生了通货膨胀——一战后英国通货膨胀严重，在放弃金本位制期间，普通南非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矿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频繁发生。
1922年年初，整个南特区的矿工举行大罢工，史末资宣布戒严，并且下令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结果造成700名白人矿工死难，史末资得到了一个绰号——“沾满鲜血的人”。南非国内反对与英镑挂钩成了政治热点问题。
在这样不断增长的内部压力下，英格兰银行与南非金矿达成一致，对自由出口黄金的禁令到1925年6月30日就会废止。这就给伦敦回归英镑金本位制的准备时间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1925年回归战前的1：4.86平价的金本位制度，意味着英国面临严重的、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通货紧缩，失业率将会大大上升,会发生许多工人罢工等。那个时候，英镑对美元的实际交易价格比平价低30%，为3.50美元兑换1英镑。他们使用的策略是拖延：竭力使南非保持一致，直到英国经济有更强的实力再回归战前的黄金价格。英国有自己的解禁黄金流动的时间表：在《出口管制法》中规定了1931年的最后期限。可以设想，英国还是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时间。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1925年匆匆忙忙地重新加入金本位之后，恰巧也是在1931年（再一次）脱离金本位制。
在史末资亲英帝国的统治下，伦敦的拖延战术并不是太困难。但是，1924年6月的南非全国选举突然改变了一切。史末资的亲伦敦政府被击败，选举的结果有利于工党和以布尔国民军人赫佐格将军为首的国家党之间的联合政府。赫佐格参选的宗旨就是反对国家丧失国民经济控制权和史末资对英镑的支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赫佐格就职后的最初几个动作之一，就是要成立一个政府顾问委员会，讨论政府是否应该与英镑决裂、是否应该重建以黄金为支持的独立的南非货币。南非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在南非黄金决策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没有征求英格兰银行和斯特拉哥什的意见。更让伦敦忧虑不已的是，在南非新政府的坚持下，这个委员会将不是由英国人而是由美国人担任领导，这个美国人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文·凯默勒，一流的黄金和货币问题专家。
六、“货币博士”和华尔街的黄金梦想
凯默勒是国际上有名的金本位制倡导者。他在美国精英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任教。自从他于1903年将菲律宾纳入金本位体系以后，他所代表的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角色，为他在国际金融圈里赢得了“货币博士”的称号。他还秘密地担任很有影响力的华尔街公司狄龙-里德公司的顾问。凯默勒还是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设计者，原来执行英国金本位制的国家被一个接一个纳入由美国主导的新的金汇兑本位制。当提到他为多个国家的战后货币稳定当过顾问时，凯默勒承认：“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任命了美国金融顾问并且遵循他们的意见重组金融，并按照美国投资者的想法走他们要求的最成功的现代化路线，就可以提高自己对美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就可以得到优惠的资本。”
凯默勒用美国资本的“优惠贷款”来实现的稳定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华尔街行动的基石；在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华尔街打算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取代伦敦金融城在一战前的地位。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是早产了20年。这也是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上述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政策推倒了1929年的股市，引发了随后整个华尔街多米诺骨牌式的信贷违约和崩溃，延伸成为全球大萧条。
凯默勒所做的工作已经为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成功地引入新的黄金货币基础，每个国家都以华尔街辛迪加式的巨大商业化贷款为支持，放贷银行以摩根家族为首。凯默勒作为道威斯委员会的成员于1924年访问过德国，起草了德意志银行重组和德国马克稳定计划，美国主导的新的金本位制度是这些计划的基础。此外，新的美国金本位汇兑制度于1925年被推广到哥伦比亚和智利，凯默勒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也是摩根家族领导下的纽约-华盛顿战略的一部分：把拉丁美洲的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从英国霸权下转移到美国的霸权之下。
在每一个事件中实行的都是“货币博士”凯默勒的货币稳定计划。这种情景看起来很简单，会使人放松警惕：凯默勒有华尔街的关系，所以他能够找来“稳定”货币所需要的大量贷款，说到做到。作为回报，受援的国家要同意这么一个条件：刚刚稳定下来的货币以黄金来支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持有者，自然成为这个新的黄金外交强大势力的中心。
七、凯默勒对南非的建议
毫不奇怪，警钟在英格兰银行和整个英国企业界敲响。对英帝国的战略利益的威胁来自南非，凯默勒正在那里与美国的一些兴风作浪的强力集团相互呼应，完全出人意料。
凯默勒提交给赫佐格政府的正式报告把问题问得很清楚：“南非是否应该决定同英镑挂钩并希望英镑不久后回归金本位？是否准备好跟随英镑波动？或者，是否应该决定就此与黄金同行？”
凯默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建议南非在1925年7月1日之前重返金本位制。
这就意味着事实上的以美国为主导的金本位制。凯默勒是这样论证的：重新使用黄金将增加外资对南非经济的投资，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会使重要的采矿业得到好处，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伦敦对于这一切知道得太清楚了。
1925年1月，赫佐格的政府宣布，它将要全面执行凯默勒的建议。伦敦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美国爆发户得手了，这对英国势力的前途的影响太大了。英国唯一的问题是她已经没有力量再跟任何人打仗，更不用说美国了。1925年南非金矿的产量占世界每年新增开采量的50%，以后每年的产量都迅速增加。
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伦敦金融城始终依赖于它对实体金块贸易的控制力来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在他们的银行办公室里每天为世界黄金定价，英格兰银行掌握着世界货币黄金的主要部分。世界经济在19世纪的起起伏伏，与提供给伦敦买卖金银的银行（如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实体黄金所发生过的上下波动相伴而行。在1914年之前，伦敦的金本位制表现得如此成功，真实的原因是伦敦有能力首先在1840之后夺取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大部分新发现的金矿。后来在1900年通过布尔战争，来自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大量黄金再一次保障了伦敦的地位：主导全球对货币黄金需求的扩张。
从1873年到1896年，英国经济经历过一个长达23年的经济下滑，在英国经济史上被称为大萧条，其原因是英格兰银行手中缺乏黄金。在南非发现金矿时萧条才结束。
英国和英格兰银行要重建1920年以前的影响力，全英国都认为只有一条途径：以一己私利为准，操纵世界黄金的供给，掌控国际金融信贷领域。就像打板球那样，伦敦买卖黄金的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交易干的就是“打擦边球”。英国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保罗·艾因齐格在1931年3月皇家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学刊》发表的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这样的游戏：
只要黄金在出售之前实际上到达伦敦，那么英格兰银行就会总是比其他潜在的购买者更有利，后者为了拿到黄金必须支付从伦敦到他们那里的运输成本，而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免费送货上门。因此，只要英镑与黄金的名义价值相等，黄金就会自己找到进入英格兰银行的路……外国购买者也许就无力与英格兰银行竞争……因为这一有利条件，银行的黄金储备在正常情况下总会得到兰德新出产的黄金补充，所以就不必以高于进口价位的高利率来提高兑换率。因此，最好还是要当心预防南非黄金运输系统发生变化……
英帝国的历史和外交史，特别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新帝国主义时期这一段，其中有很多内容可以沿着对实物黄金的生产、流入和流出伦敦这条线索，追溯伦敦对黄金市场的操纵、对世界主要黄金市场这个特权地位的运用，其中的微妙之处，至今很少被人理解。南非黄金直接运送到纽约，对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金融机构重建凡尔赛和谈之后的统治计划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不仅重拳打击英国，还沉重地打击了整个世界的信贷体系。
八、丘吉尔力夺先声——阻止美国的金本位制
伦敦对华尔街施展的南非黄金诡计很快作出反应。1925年1月下旬，财政部长温斯顿·丘吉尔（他的政治生涯在布尔战争期间开始于南非）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力主英国提前回归金本位制，以便抢在令人恐惧的美国货币政变之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同意了。
几个月之前，以摩根的伙伴查尔斯·道威斯为首的美国银行家，在凯默勒的支持下，已经着手为1922～1923年魏玛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稳定德国货币进行安排。这更加重了英国的紧迫感。在《道威斯计划》下，德国加入了美国的金本位制，摩根公司给了1亿美元贷款以支持新德国马克。就这样美国和德国被系于同一个金本位制中，正等待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者南非的加入。英国成了局外人。
如果南非加入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金本位制，那么伦敦就要面临这样的前景：今后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特别是将要复苏的同德国的欧洲大陆贸易，将绕过伦敦金融城一去不返，英国将永远风光不再。纽约将成为无人可以挑战的世界金融中心。这是英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也无法接受的巨变。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来到下议院宣布政府的决定，在英格兰银行的全力支持下重返金本位制；汇率将被固定在1914年大战前夕的水平上，即1英镑兑换4.86美元。汇率的决定没有把工业生产率从1914年以来的10年中发生的明显下降考虑在内。即使按照战前的基准汇率计算，英国出口商品用美元的标价已经高得无法找到急需的出口市场。这个汇率的决定，也没有把英国的公共债务、通货膨胀和巨大的贸易赤字（主要是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考虑进去，另外还有决定一个国家货币价值应该考虑的其他因素。汇率就这样决定了。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纯粹的地缘政治决定。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诺曼操纵本杰明·斯特朗和纽约银行业的能力，以及他按照英国利益操纵欧洲的各大中央银行的能力。
丘吉尔和蒙塔古·诺曼将英镑锁定在高估了的价格上，就这么重新和黄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想法是，无论英国的国内工业和英国人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重新恢复伦敦金融城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心地位。丘吉尔在评价自己的行为时这样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么做，英帝国的其他部门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且它一定会走向金本位制，不是以英镑而是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本位制。”
九、斯特朗的重大错误
1925年当斯特朗决定按照蒙塔古·诺曼的请求，敦促摩根和其他纽约银行支持英镑返回黄金体系的时候，斯特朗完全没有想到，诺曼和伦敦的各家银行在行动上会做到何等有效，而且同时还能作为美国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领导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好的朋友出现。英国人计划的核心，是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动手改造1925年以后出现的那个新的金本位制。
在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贸易体系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之上，但多少进行了一点自我修正。国际贸易依靠的是市场供求原则，发生的不平衡用黄金结算。它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把货币与国家分开的技术体系。当英国是无人可比的金融中心时，伦敦主导了市场。在一战前的货币体系之下，英格兰银行充当“全世界的银行家”。其他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所有英国的殖民地，甚至美国，一战前都持有大量的英镑储备，存放在英格兰银行里，而该银行掌管着当时的大部分世界货币黄金。英国的许多自治领和殖民地甚至没有自己国家的货币，它们使用的是掌握在伦敦手中的英镑。
这就是蒙塔古.诺曼、丘吉尔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想要重建的体系。1922年，在热那亚举行的一次大型战后国际经济会议上，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发动了一场外交政变。面对大多数中央银行家的明确反对意见（其中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德意志银行的沙赫特、法国银行的莫罗和里斯特、意大利银行的波纳尔多·斯琴赫），蒙塔古·诺曼依仗着他如同金融圣贤一样的国际声望和一战前英格兰银行以及伦敦金本位的独特经验，成功地说服大会同意了他的新金汇兑本位制概念。
在一战前的金本位制下，英镑实际上一直“与黄金同价”。国际市场通过私人的和公共的黄金储备的流入和流出而发生调节，没有对汇兑率水平的操纵。发生长期通货膨胀的国家将失去黄金，这样会强迫它提高利率保持储备，导致国内的信贷紧缩。持有纸币的人总是能够在要求支付的时候用纸币兑换黄金。市场的矫正多多少少是自动的。
然而到了1925年的时候，英国不能够也不打算回归一战前严格的金本位制。于是，诺曼和英国财政部采取了修正的办法，表面上看是对原金本位制聪明的修正，而且好像还可以满足占支配地位的纽约银行家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本杰明·斯特朗的目标。这个新的体制，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
玩金融，美国人还是嫩了一点。在这个金汇兑本位制下，美国将在事实上充当英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膨胀的货币的最终支持者。在这个计划里，英国将主要以美元而不是像1914年前那样以黄金持有储备，而欧洲大陆上挣扎在战争创伤中的国家将以英镑而不是以黄金持有它们的储备。这一新的计划实际上允许英国将膨胀了的货币英镑和贷款置于美元之上，允许英国的债务国将它们的货币置于英镑之上。这实际上意味着，1925年以后只有美国还保持严格的金本位制，而所有其他国家都可以拿本国纸币进行兑换了。
诺曼说，只有纽约和伦敦的中央银行才应该为持有金块而操心，而像法国那样的其他国家应该拿到有黄金支持的英镑或美元就满足了。毫不奇怪，法国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金本位制的强烈倡导者）对诺曼的英-美黄金世界的计划并不高兴。莫罗1926年重建了法兰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把黄金储备恢复到比英格兰银行还要高的水平。法国的黄金地位后来将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十、英国的黄金计划中国际联盟的重要作用
伦敦重建金融地位计划的核心，是英国要主导国际联盟的官僚机构。英国能够支配国际联盟强有力的金融委员会。蒙塔古·诺曼通过他的两个亲密伙伴——亨利·斯特拉哥什爵士和奥托·尼迈耶爵士——实际上控制了国际联盟的金融委员会。来自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里也发挥了骨干作用，他呼吁整个欧洲采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诺曼和英国人利用国际联盟迫使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合作的基础不是古典的金本位制，而是金汇兑本位制，这个制度将允许这些国家通货膨胀和赤字消费，而同时在表面上维持货币的稳定。欧洲国家被迫以定价过高的平价返回金本位制，这是为了使它们的出口不会威胁到英国的出口。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很少，而且不是黄金，是英格兰银行的英镑存款。整个大厦就是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海市蜃楼，信任首先就是对蒙塔古·诺曼指挥技巧的信任，他要导演一场全球货币,至少是欧洲的货币统一。
伦敦利用承诺美国银行的信贷以及通过控制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而施加的政治压力，设计了一个非常类似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体系。法国银行行长、诺曼的强烈反对者埃米尔·莫罗在1928年的日记里描绘了这个体系：
作为重建稳定和安全货币的第一个欧洲国家，英国利用了这个优势来奠定基础——真正从金融上控制欧洲的基础。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已经成为英国政策的工具。它的办法就是迫使每个国家都发生货币困难，这个国家于是就得听命于日内瓦的那个由英国人控制的金融委员会。它们开的药方总是会包括在中央银行设立一个外国顾问的职位，是个英国人或由英格兰银行指定的人，会指定把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准备金存入英格兰银行，这笔钱既是对英镑的支持又能增强英国的影响。
为了防止可能的失败，他们小心翼翼地取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合作。此外，如果它们感到对海外的贷款太多，他们就将其中一部分转交给美国，并且总是保留有利于这些操作的政治条件。这样，英国在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挪威和意大利全面地或部分地安营扎寨。她正在希腊和葡萄牙扎根。她寻求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得到立足点。货币将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和英镑，而第二类是以英镑和美元为基础——这一类国家的一部分黄金储备被英格兰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持有。
摩根公司在本杰明·斯特朗的鼓励下，为支持英国重新进入这个1925年修改过的金本位制提供了关键性的美元贷款。后来类似的摩根银行信贷扩大了范围，这种贷款总是由蒙塔古·诺曼和被他支配的日内瓦金融委员会提出建议，又总是第一个得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签字批准。华盛顿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外交。在战争“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军事独裁统治下的波兰、比利时以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最后都在定价过高的平价下返回金本位制。纽约和伦敦银行家们越来越喜欢铁腕的独裁者，他们察觉到这些独裁者能够控制工会的抗议并且保证按时偿付贷款。
英国以很高的4.86美元比价返回金本位制后不久，为了在英镑定价过高的条件下保持出口的竞争力，英格兰银行试图对国内价格和工资进行大幅度削减。对削减工资的回应是1926年的大罢工,增长迟缓,工业出口仍然低迷，失业率几乎达到10%。到1931年英国最终离开金本位制的时候，失业率已经达到全部劳动力的22%。
工会的抗议和大罢工表明，只有得到美国的帮助，英国才能让黄金坚持在4.86美元的高位。斯特朗很少咨询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会，更不用说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长了。为了加强这个动摇不定的新的金本位制，他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了一次严重的美国货币膨胀和信贷扩张，来支持定价过高的英镑平价和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在缓解美国货币困难的过程中，斯特朗还埋下了股市崩溃的种子，创造了房地产的泡沫。
蒙塔古·诺曼说服他的朋友本杰明·斯特朗，让他相信欧洲的恢复和杀手锏——美国的出口能力，都依赖于美联储人为地保持低利率来鼓励黄金向外走，流入英镑，因为英镑的利率较高。诺曼说，这样做将会反过来提供支持整个欧洲大陆和殖民地的黄金体系的基础，随后也会为世界贸易提供基础。美联储人为压低的利率刺激了华尔街股票中的保证金贷款交易，接下来又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华尔街股市前所未有的高涨。美国被人为压低的利率面对欧洲很有吸引力的通常为6%～8%的利息收益，推动着美国银行在1925年以后不断向执行新的金本位制的欧洲国家甚至更远的地区扩大短期贷款的规模。
十一、斯特朗给市场倒了一杯“威士忌”
1927年7月，斯特朗在蒙塔古·诺曼的要求下，在长岛召集了一次秘密的国际央行会议。这次会议是决定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命运和方向的事件。在那里，斯特朗不顾德国和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的反对，表示要降低利率、膨胀美国信贷，以支持英镑，停止伦敦黄金储备外流。芝加哥的联邦储备银行不像斯特朗那样跟蒙塔古·诺曼和欧洲信贷绑在一起，他强烈反对美联储降息，拒绝降低自己银行的利率；《芝加哥论坛报》要求斯特朗辞职。斯特朗辩驳说，他促进货币流动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结果是斯特朗占了上风。后来他向朋友吐露，他的降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给股市“倒了一小杯威士忌”。这可不是小小的一杯。在华尔街上，威士忌开始向水一样流动起来。
伦敦的黄金外流停止，英镑危机减轻，因为1927年在斯特朗领导下的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降低了利率，后来伦敦的《银行家》杂志这样赞扬本杰明·斯特朗：“他用他的能力和技巧为英国服务。”
在诺曼的金汇兑本位制之下，美国是所有国家与黄金和所谓“硬通货”的唯一通道。如果美元也要抬高价格，就如1925年以后在斯特朗领导之下抬高美元的价格，美元也会开始变得不可靠，而整个大厦即全球信贷的金字塔会最终崩溃。信贷扩张在1929年趋停时，英国货币金字塔体系的这个小小疵瑕就显露出来了。在那之前，各种类型的美国银行和企业都为斯特朗所谓的永久繁荣和价格稳定的“新时代”欢呼，这正是艾伦·格林斯潘1999年宣布的那个不会再有周期性衰退的“新经济”的怪诞先声。现实却是大不相同，因为美联储不得不使用膨胀性的信贷扩张，在20世纪20年代的几年中把欧洲下降的物价再抬高起来。
正当斯特朗的政策好像能创造无限的繁荣、提高收入、抬高股票价格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没有多少不同的声音对斯特朗的政策提过意见。除了商务部长胡佛以外，斯特朗的国际信贷政策的批评者有同洛克菲勒结盟的大通国民银行主席巴顿·赫伯恩和《商业杂志》编辑帕克·威利斯（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前助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若干成员也在其中。他们是少数派。掌握政策的是J.P.摩根公司、本杰明·斯特朗和财政部长梅隆以及卡尔文·柯立芝总统。
在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头几年里，在1927年之前，它的缺陷还不明显。看起来欧洲各国经济终于要复苏了，黄金是经济复苏的工具。
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下，1925年信贷从纽约流出，流向了伦敦，进入战后欧洲大陆急需美元的国家。摩根家族、库恩-洛布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开始认购参加了新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欧洲各国发行的债券。然后，认购的银行为了寻求回报和安全就向普通美国人家庭出售这些新的债券，利率比美国财政部的证券利率高3%。所以对纽约的银行来说，这纯粹是一台制造黄金的机器。
纽约的信贷大部分流入了 1924年实行《道威斯计划》稳定货币之后的德国。在6年之内，德国的城市、私人公司、州政府、港口和其他实体都在发行债券，由纽约的银行认购然后出售给美国投资者，累计总额竟然达到了25亿美元。德国在此期间从海外借贷近40亿美元用于重建。1931年银行危机发生时，德国被迫宣布债务违约拖欠，大势已定。
从1924到1931年，涌入欧洲的美国贷款差不多有60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财政部的战争借款和战争开支，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有400亿美元的美国资金进入欧洲。这是191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1925年后，蒙塔古·诺曼和英国财政部打造的金融大厦的稳定程度，取决于最脆弱的那个环节的强度——金汇兑本位制。
直到1927年下半年，斯特朗才开始对整个大厦表示出明确的严重忧虑，他在两个月前刚刚采取过稳定英镑的行动，在那个行动中为不断高涨的华尔街股票泡沫火上加油。仅仅3年之前，蒙塔古·诺曼和英格兰银行才说服了斯特朗，让他相信这个体系对复兴世界贸易和稳定货币是有好处的。
斯特朗在1928年因结核病去世之前不久写过几封信，向他的朋友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其他人表明，他越来越怀疑金汇兑本位制不是世界货币稳定的正确政策，而他本人在密友诺曼的敦促下支持过它。1927年9月的一封信，写于斯特朗决定支持英镑制止黄金流出之后，表达了斯特朗对美国一战后扩张性货币政策越来越沉重的担忧：
发行银行现在持有的美国一国的票据和（贷款）余额超过了10亿美元，还不用说伦敦掌握的数目大致相当的另外款项，还有在其他金本位国家中的大量钱款。我已经给你写过信，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事态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它本来应当加强这个金本位制，但实际上已经在破坏金本位制了——它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复制信用机构，用不多的黄金积累来维持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手中有黄金，它们的货币才是真的建立在黄金之上的。
通常所说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其实起源于美国之外——1931年初开始的欧洲崩溃，腐朽的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崩溃。那次崩溃与金汇兑本位制有直接关系。
就像2007年美国次级债抵押证券化的泡沫破裂一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崩溃只不过是全球金融体系更严重的根本性疾病的一个表征。英国银行的诺曼怂恿斯特朗继续保持低利率，因为这会影响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利率以及一战后英国的金融稳定，会有助于阻挡那里的衰退。低利率导致了纽约股市价格上扬，便宜的资金给美国的消费繁荣火上加油，很多这样的钱是被新近出现的分期付款信贷造出来的。
美国在“兴旺的20年代”的炫耀性消费只是一个假象，好像所有家庭的财富都增加了，其实国家的财富分配严重失当，这是1929年美国经济的唯一致命弱点。到1929年时，60%的美国汽车和80%的家用收音机都是靠分期付款的贷款购买的。人们靠信贷购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在柯立芝总统时代，共和党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是由非常富裕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起草的，他的政策使收入进一步向少数企业主和大笔财富的继承人手中转移，使得只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最富有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年收入100万美元的个人税负从20世纪20年代的60万美元下降到后来的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和更贫穷家庭的税负却增加了。
到1929年时，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和RCA公司这样的巨头在四处崛起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制造业财富已经从个人手中转移到大型的、从公开市场融资的公司手中。在企业支配结构的金字塔顶上，耸立着华尔街和纽约的大银行：摩根、大通、库恩-洛布、梅隆等。非常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在1923年审理“艾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件的裁决中，作出的判决更加剧了不平等：最低工资法违宪。
20世纪2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我们得到快乐了吗？》就是这样唱的：“富人更富了，穷人更穷了。”
1929年,只占美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相当于排在最后面的42%美国人的总收入。用家庭数目来说就是，美国24500个富裕家庭的收入，和1100多万中低阶层美国公民的收入总合相当；高收入阶层控制了所有储蓄的34%，而80%的美国人没有储蓄。20世纪20年代美国繁荣的大厦，建筑在债务和幻想永久繁荣、股票价格永远上升的假想之上。一旦1929～1931年的消费信贷狂欢结束，消费能力就瓦解了，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不能够再用信贷购物了。
股票价格上涨时会吸引更多人来投资，他们可以从银行贷款，只凭保证金购买股票：只支付大约实际价格的10%，其余的部分就去借贷。当整个信贷金字塔的运转在1929年停下来时，惊慌失措的美联储赶快提高利率，想停止股票泡沫，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整个分期消费信贷大厦和股市一起崩溃，不久以后真正的制造业经济也倒下了。
1929年10月诞生了这样一项纪录：有80亿美元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是贷款买的，必须清算，而且大多数购买的是只要保证金的那些股票。
纽约股市10月份的崩溃，发生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的第11个月。过去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干预过市场崩溃，人们习惯的看法是，这样的事情应该让它自己去纠正，无须政府的干预。
1929年年底，胡佛总统冲破了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反对意见，宣布了一项十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避免银行恐慌，防止银行大量倒闭和住房断供被收回，帮助农业生产，救助贫困的失业者，保持货币的实力等。还有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加快实施政府的市政工程项目。胡佛的确是真正的保守共和党人，他努力去挖掘政府的潜力，支持私人的首创精神，而不是让政府直接出手接管，他把那种做法与意大利墨索尼里的“社团主义”相提并论（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主张，又称为“结合主义”或“各阶级合作主义”。——译者）。到1931年年初时，美国经济在衰退中显示出一点稳定的迹象。不过这只是下跌中的一次暂停。
当脆弱的欧洲金本位制——蒙塔古·诺曼体系的基础——开始解体时，一波新的金融冲击正在聚集力量，它的破环性足以毁灭世界。就在此时，法国作出了一个“教训德国人”的政治决定，决定对维也纳进行干预，为这个冲击波注入了更多的动力。
十二、法国推倒了金本位制
1931年春天的风暴吹破了欧洲大坝。法国在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它所信奉的处事原则——“与众不同”采取了一个奇怪的形式，使它一出手就颠翻了整个世界的货币体制，把世界经济也推入衰退之中。
1931年3月，奥地利这个小小的600万人口的国家——一战前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宣布它已经开始与德国谈判，两国要建立一个能够刺激贸易的关税同盟。这样一个同盟在技术上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对世界安全说不上有什么威胁。
法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要求这两个国家立即偿还大约3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德国和奥地利欠法国国家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贷款），目的是强迫它们立刻停手。本来就不稳定的奥地利货币体系马上发生了恐慌性资金外逃。奥地利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维也纳信贷银行。
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匈牙利和整个多瑙河地区有很多贷款业务，还是奥地利工业和房地产业的主要债权人，持有国家全部银行贷款的50%以上。它在1931年5月的恐慌性挤兑中倒闭了。蒙塔古·诺曼和新成立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以疯狂的速度提供紧急贷款，试图把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烂摊子稳定下来。可是法国政府坚持，从法国银行放出去的贷款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要放弃计划中的关税同盟，虽然它们这样做并没有在法律上违反《凡尔赛和约》，该条约只是禁止德奥两国的政治经济结盟，或德国吞并奥地利。
这场危机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先是传遍奥地利，随后进入了相互连接的德国银行体系。
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倒闭，导致了德国的储户对德国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恐慌性挤兑和当政的布吕宁政府的货币危机。此时此刻，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德意志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聚在一起开会，讨论紧急注入信贷，尽力阻止货币恐慌继续蔓延。
胡佛在国会为德国赢得了延期一年偿付战争赔款的时间，于1931年6月30日生效。虽然有助于缓和德国的偿付压力，但是这个步骤微不足道,也为时过晚，不能阻挡外国银行从德国抽逃资本，它们担心事情会变得更坏。德国人自己也开始逃跑，把德国马克换成美元、英镑、法郎或者黄金。德意志银行行长汉斯·路德当年7月从巴黎前往巴塞尔和伦敦，警告大家，德意志银行需要一笔50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破产清算的违约拖欠。这条消息进一步扩散了恐慌。整个一战后的国际金融大厦开始崩溃。
在这个节骨眼上，法国政府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历过一场货币危机和准恶性通货膨胀。1926年，右翼的雷蒙·庞加莱（又译为 “彭加勒”、“普安拉雷”或“普恩加来”。——译者）政府执政，在法兰西银行的莫罗支持下，立即采取行动，紧缩预算、增加税收和采取其他步骤，阻止资本外逃和稳定当时仍然在金本位体系之外的法郎。它公布计划尽早回归金本位制，以便进一步巩固信心。因此，在雷蒙·庞加莱政府于1926年回归金本位制后的几周内，法郎就增值了40%。
1928年，在建立了黄金储备两年之后，雷蒙·庞加莱政府和埃米尔·莫罗行长领导下的法兰西银行宣布，法国将强制实行《稳定法》，推动法郎向金本位制回归。不过，巴黎不想按蒙塔古·诺曼的规则来行事。
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不惜牺牲出口的竞争性，为了伦敦金融城的国际权力而死死钉住战前4.86美元的平价，法兰西银行是以战前水平20%的价格重新加入金本位制的。这样一来法国的出口很快就恢复了，就业率和工业产量上升，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存在外国中央银行（首先是英格兰银行）里成为外国货币储备。然而在金汇兑本位制造出来的国际债务结构下，对法国来说是好的一件事情，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却是坏事一桩。从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各个首都流出的黄金，流入了法兰西银行。
1927年，法国银行试图将3000万英镑兑换成黄金，以此建立法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并加入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为法国此举影响到英镑稳定而问计本杰明·斯特朗。法兰西银行担心，以外国纸币为储备会发生新的通货膨胀，因为纸币可以被操纵而任意膨胀。法兰西银行决定以黄金为唯一货币储备基础，并且还要采用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制，而不是英国和其他国家1925年发起的那个纸币加黄金的储备体制。
在中央银行政策这个问题上，法国又一次想要砸定音的那一锤。法国保守的银行家莫罗有正当的理由和深刻的感受反对蒙塔古·诺曼搞的英格兰银行“金汇兑本位制”，那里面包含着危险的缺陷。莫罗决心在多年的混乱之后，让法国回到硬通货政策和谨慎的财政政策之下。唯一的问题是，诺曼-斯特朗的金汇兑本位制在那个时候已经主导了世界货币体系。而这个体系以及被它捆绑的负债累累的欧洲各国，已经从根上开始腐烂了。
法国围绕着黄金采取的行动，是在政治上担心德国复兴和国内经济再次发生动荡和衰退的混合结果。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会使法国爆发罢工和衰退，并迫使法国政府和法国银行再次孤军作战。
1926年法郎恢复稳定，1928年法郎执行20%的战前黄金平价，经济开始繁荣，法国外逃资本回国，新的外国资本流入。到1931年世界其他地区陷入萧条时，法国做到了充分就业。法国开始感觉到自己在欧洲事务中有了独立身份。
1931年时，法国是仅次于美联储的世界第二大货币黄金持有者，这是她将外国货币资产兑换成法兰西银行储备黄金的政策结果。在短短的5年中，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持有量增加了10倍。1931年5月，美联储和法兰西银行这两家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黄金储备，已经占到全世界的75%。美联储在动用自己的黄金储备时要受严格的立法限制，这是国会在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中规定的，这些限制到1933年和1935年才取消，其时全世界都已深深地陷入了大萧条之中。
欧洲爆发的危机给了法国和法兰西银行超常的有力地位。可是这个危机在事实上却是由于法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和财政要求而触发的。
1931年7月，当德国再次向伦敦、巴黎、纽约恳求5亿美元紧急央行贷款时，法国又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她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法国愿意再次出手向德国施加援手，唯一的条件是德国政府解散戴着钢盔的准军事力量，停止继续建造“袖珍战列舰”（这是凡尔赛条约允许的），并且要德国放弃德奥关税同盟。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条件，认为这是对德国的羞辱，德国将因此沦为经济奴隶。
十三、胡佛想堵住漏水的堤坝
此时，危机全部集中在德国的债务上，不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这是根据《道威斯计划》于1924年稳定德国马克以来像汽球一样膨胀的债务。20世纪20年代的多数美国银行家，包括摩根公司和本杰明·斯特朗，都只想把德国当做又一个风险大一些的贷款者，就像贷款给美国铁路，为美国公司发行流动债券一样。他们相信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手里的黄金能为任何一种潜在的风险担保。他们的道理是，不管怎么说，科隆、法兰克福和柏林都是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机构。
法国银行家和美国银行家想的不一样，他们把每一笔给德国的贷款都视为一种政治行动，而且都有助于德国最终推翻凡尔赛条约和恢复德国的统一。法国的观点要现实得多，它反衬了本杰明·斯特朗决定的致命错误：美国的金融和信贷结构正在单方面与1917年后的欧洲货币制度挂钩。
到1931年7月，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黄金储备已经流失，大多数银行已经关闭。
胡佛总统亲自召见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他要弄明白美国的各家银行介入欧洲到底有多深，以便决定美国该怎么办。胡佛的一个来自加州大银行的朋友警告过，美国银行向德国和其他欧洲银行发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种短期贷款的形式）已经太多了。承兑汇票通常是为期60～90天的票据，只需要出具货物运出（但还未送到）的提货单就可以保证兑现。胡佛要美联储和财政部估计一下，这种向欧洲银行贷出的未担保的贷款到底有多少。
美联储告诉总统，它们估计最多也就是5亿美元，对美国银行不构成威胁。胡佛担心事情没那么简单，下令由货币审计署长进行独立的估算，结果很惊人：有17亿美元，甚至更多。这个消息如果泄漏出去，仅这一个数字就会对资本不足的整个美国的银行体系构成威胁。
法国在不断吸纳黄金。当本杰明·斯特朗在1927年7月为了帮助英格兰银行对此反击的时候，他降低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于是对欧洲的贷款增加了，因为欧洲的银行为了得到它们急需的美元信贷情愿支付高达7%以上的贷款利息。胡佛的审计官员告诉他，截止到1931年7月，欧洲各银行已经拖欠了很多已经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而美国的银行都不吭声，害怕造成恐慌。
胡佛派他的财务部次长奥格登·米尔斯前往伦敦，秘密地询问他在英格兰银行界的熟人，英格兰银行在这种无担保的银行承兑问题中究竟暴露到何种程度。那家银行先是毫不知情，但是两天之后给了初步估算，对金汇兑本位制敲了更响的警钟：承兑汇单有20多亿美元，英国各家银行已经充分地暴露在大麻烦面前，和它在一起的还有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那些银行。
胡佛估计，仅仅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银行就持有这种短期汇票多达50亿美元，60至90天之内到期，这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竟然无人意识到。
银行已经把钱给了那些放贷款的人，并且确信这些贷款最终以实体货物的送达为担保。1931年的春天，当数量可观的货箱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流转的时候，货物的发送开始（与信用一起）出现混乱，以货物为依据的商业单据失去了价值，这很像2007年数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市场崩溃：从次级贷款的债务拖欠（加上其他房地产断供）爆发开始,雪球越滚越大。
超短期的债务总量，比后来德国的工业、城市和政府的50亿美元长期借款还要多。
胡佛总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当他听说欧洲债务金字塔怎样从四面八方一起倒塌时的感受：
埋藏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下的地雷现在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了……现在可以看清楚了，欧洲危机为何拖延得如此之久：他们开空头支票付账和填补赤字。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震惊。大批银行倒闭的图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其中的原因和危害我却只能对美国人民缄默不语，更不能告诉他们，是我加重了银行挤兑，这令我寝食难安。形势已不再是如何帮助别的国家迂回得救。现在该想如何自救了。
不幸的是，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佛不顾财务部长梅隆的强烈反对，公开号召各地所有与德国和欧洲国家央行有短期信贷关系的私人银行“暂停支付债务”——他呼吁延期偿付。梅隆当时和国务卿斯廷森在伦敦开会，会议要讨论的正是欧洲局势恶化的问题。梅隆强烈主张胡佛继续坚持，答应给德国再增加5亿美元的贷款。胡佛回答说，这样做只能拯救那些干蠢事的私人银行，而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
胡佛坚持说：“必须承担解决问题责任的是银行家，而不是我们的纳税人。”他没有听从梅隆、斯廷森和英格兰银行的强烈反对。相反，他发出了公开号召，呼吁银行自愿协商“暂停还贷”。上面提到的伦敦会议批准了《胡佛延期偿付动议》，这份文件现在已经公开，新成立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也同意这个办法。胡佛还要求该清算银行监督这个自愿计划的执行。一帮纽约的银行告诉总统它们反对这个限时协议（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协议，给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国延长偿付期限，甚至减少偿还到期的本金。——译者）。胡佛最后被迫同意美国再向德国提供一笔新的政府贷款。
国际清算银行在1932年发表的最终报告里说：“1931年初全部国际短期（私人）债务总额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这是胡佛估算数字的整整两倍。
限时偿债的做法只是暂时平息了事态，直到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发生了对外支付的拖欠。
法兰西银行从1931年7月24日开始，从英格兰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出巨额黄金储备。这个行动触发了对英镑的信任危机。
伦敦的各家银行手中也有大笔东欧和德国的短期贷款，现在也无力偿付了。1931年8月，为了制止对英镑的挤兑，英格兰银行提高了利率。但是恐慌已经蔓延开来，提高利率只能让局势变得更糟糕。英国政府从美国的多家银行借了6.5亿美元，试图制止恐慌，结果只是再一次使局势恶化。9月14日，英国的水手发动了兵变，一周后的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脱离金本位制，强行关闭了欧洲的大多数证券市场和商品市场。
由于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美联储一直没有关闭（国内的）黄金兑换窗口。然而它不仅没有将流动性注入国内经济以阻挡不断恶化的经济紧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时任行长乔治·哈里森的领导下（1928年斯特朗去世后继任）反而从经济中撤回流动性，徒劳地坚持金本位制，还在1931年10月把美联储的贴现率从1%提高到3%。
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疯狂举动，是为了拯救它们的金汇兑本位制和这个制度背后的理想：美国金融帝国，尽管它尚未成型。它们不想承认，但是这个行动的确失败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极点，就此也把美国经济深深地推进了萧条和紧缩。
问题并不在于固定的金本位制在经济学中是否正统。问题在于指引华尔街和金融托拉斯的那股势力下定了决心，决不能牺牲金汇兑本位制——据此可以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全球货币权力，这可是摩根公司、本杰明·斯特朗、狄龙-里德公司、埃德温·凯默勒以及美国的金融精英们从欧洲大战的废墟中看到的远大目标。他们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金融霸权，徒劳无功，同时将美国推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他们不会为此感到疑虑和不安。
同美国的变局相对照的是，1931年后，英镑不再与黄金挂钩而是自由浮动。贬值约40%的英镑推动了英国出口的上升，减轻了世界经济崩溃的痛苦。除了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依次放弃了金本位制。只剩下美国还在坚持紧缩了的黄金平价，直到1933年4月。
危急的形势把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推到最高点。它采取的形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罗斯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1933年3月4日就职。富兰克林的复兴计划大部分实际上是倒霉的胡佛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延续或补充。
从1931年大萧条全面蔓延以来，经过1944年的战争支出高峰，美国政府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9%上升到130%。同样显著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公共开支部分从1931年的12%提高到1944年的45%以上。
把纽约变成欧洲和世界的银行这个本杰明·斯特朗的豪华项目崩溃了，同时也从根本上扭曲了全球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结构。
国内经济走出萧条、企业进行结构改革、在欧洲准备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还要再花6年的时间，华尔街遭受的挫折才能够倒转过来。华尔街要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权,必须一劳永逸地击败正在复兴的德国——未来的美国霸权的竞争者。
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没有解决的地缘政治问题的继续：在英国沉沦的时候，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巨大的悲剧性争斗，将会决定由谁来继承世界的霸权。至少美国的精英是这样看的。德国的精英们在1914年之前，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否把追求全球最高统治的理念认真地想清楚了，还是有点疑问的。希特勒对英帝国的统治权力所持有的敬畏有点过头（这无助于德国觊觎那个制高点）。（黑塞是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高级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批评德国外交部和希特勒没有抓住英国人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基本观点。黑塞这样说道：“对英美来说，谁统治德国无关紧要。德国成为最强大的大陆强国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让英美和法国对德开战。”）
可是美国的货币托拉斯毫无疑问有全球绝对统治的理念：一个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下的无形的金融帝国。为了这个目标还需要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美联储也要为此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强大的纽约银行集团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得到了私营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支持，其结果却是触发了一场灾难，使美国陷入自己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的连锁破产和经济萧条。
在十年之内，华尔街为全球霸权的第二次出击将准备就绪：最后的攻击，各就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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