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无可退被动卷入战争
实事求是地看，李鸿章在朝鲜事变发生之初，确实一度心存侥幸，寄望于大国干涉调停，但他也并非一味避战求和。当俄、英调停失败后，他开始认真考虑做战争准备了。
随着李鸿章态度的转变，有将无帅的难题，尖锐地摆在以淮军为主体的清军面前，中法战后，淮军一流大将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吴长庆等凋零几尽，所以才会有他接连数次电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出山相助之事。
7月12日，光绪因事机急迫，密谕李鸿章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并布置旅顺、大连、威海卫海防。7月16日，听取军机大臣会议意见后，光绪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延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因此，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说，外交努力的失败、日军的耀武扬威和咄咄进逼、清廷的不惜一战，把李鸿章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夹缝之中。
作为淮军和北洋海军事实上的最高统帅，李鸿章深知国家实力和军队实力不足，他一手创建北洋海军，也只是“养成猛虎在山之势”，手握兵柄而不愿开战，一心希望保全和局；而朝中极力鼓吹对日开战的，则是既不懂军事、也手无军权的一批清流言官。于是清廷朝野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和战悖论”。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中。
战争的败局在战前就已经注定：清方最高主宰慈禧一心想过六十寿诞，避战求和是既定国策；战争的指挥机构，从中枢到前敌的指挥层次太多，李鸿章之上还有军机处—督办军务处—光绪—慈禧，叠床架屋，令出多门；清军整体腐败，派系矛盾、保存实力、败不相救、隔岸观火者比比皆是；李鸿章提出“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但光绪和李鸿章二人对此从认识到战略部署上均有极大差异，后果就是在“避战保船”政策指导下的海陆军不协同，导致旅顺、威海卫先后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悲剧。（作者是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