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华学派： 后人一般注意朱、陆两种观点的对立，而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吕祖谦（1137——1181年）。 吕祖谦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宋史》本传记： “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 也就是说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对吕祖谦都有深刻的影响，而其涉猎却极为广阔。 哲学史家黄宗羲的传人全祖望这样写到： “荣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宋元学案·荣阳学案》）。 毫无疑问，吕祖谦学说的形成是一个求索的过程，也是他所生活的区域正在发生的，中国东南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理论上寻求依据和指导。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南宋婺州（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同被尊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家之一，创立的“婺学”颇具影响。谢山（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为黄宗羲私淑弟子，创立谢山学派）《札记》记，吕祖谦、吕祖俭、吕祖泰三兄弟同为《东莱学案》 吕祖谦学说称“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与朱熹的“闽学”都在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性，这一点相似于北宋时期各个学派形成的内在意义，并非单纯的地方喻义。后来，在明代学社、党派林立，终成党争，同样并非纯粹学术之争，决定性的因素是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的差异以及经济利益的矛盾。 在这里把朱熹的学说称为“闽学”，是指它内涵的中国海洋文化的特性。而作为朱熹理学，则涵盖的是朱、陆、吕三种学说及其分枝。 吕祖谦受到张载“气即理”说的影响是比较深的，他以百工治器为喻，认为：“百工治器，必贵于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宋元学案》）学以致用是金华学派的特色。 吕祖谦批评了尚虚而不务于实的风气，全祖望说： “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学起”《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吕祖谦在浙东治经史兼讲学，教人必以“致用”。“金华”与“永康”、“永嘉”等学派学者联系密切，表现的是经济区域的共同点；金华学派和朱熹闽学的关系也很密切，也是反映东南经济的共性。 吕祖谦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但是，全祖望认为：“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宋元学案·东莱学案》)陆九渊是江西抚州人，家族所遵循的原则是这“子孙可守”、“家可长久”之类的地主的财富论，而经济上仅仅限于田畴所收，租税费用之类的玩艺儿，因此与这些想从土财主变成资本 一、吕祖谦对浙东学术的巨大影响 吕祖谦曾担 吕祖谦拙于言辞，自称“天资涩讷，交际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发明。” 朱熹评：“可惜如伯恭都不会说话，更不可晓，只通寒暄也听不得，自是他声音难晓”，但却是最受欢迎的老师。光绪《金华县志》称赞： “东莱吕子，其会友之堂曰‘丽泽’，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 纳兰成德序《东莱书说》曰：“吕成公讲道金华，四方从游者千人。” 吕祖谦曾谈到自己授徒的情况：“近日士子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时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废而已。” 将吕祖谦和朱熹做比较，朱熹是南宋最著名的老师，哲学史家、朱子学专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朱子门人》中列出的四百六十七人中（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54），只有五人是在116 7年到1179年间列入门下。朱熹在南康重建白鹿洞书院后，又有三十五位年代可考的学生投入门下，另外九个从游的学生年代不明，即使把这九名学生都包括进去，朱熹在这十五年内似乎只有四十九个学生，而吕祖谦在1180年里就有近三百学生。朱熹1181年所收的四十九个学生约占他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这些数字虽然不完整，仍然明白显示朱熹的学生大部分是在1182年到1200年之间投入门下，亦即吕祖谦去世后的十九年所招收的。” 或者说，朱熹在南宋乾、淳年间，其影响力也无法与吕祖谦抗衡。 吕祖谦讲道，学子云集，金华因之成了游览胜地。叶适《宝婺观记》记载： “昔沈约始建，而地以文显。意士之游者必有所得于斯，而余不能知也。近世大儒吕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岁常数百千人，无不登兹楼。其得之孰浅深高下，通变达化而外应，宽施忘其褊吝，朗豁消其暗鄙，德成性安，而动乐静寿之功验矣” 。 更盛者在金华，全门阖户、几代人追随吕祖谦问学，著名者如时氏、潘氏、戚氏、汪氏、郭氏、楼氏、巩氏等。比如时氏一家，纳兰成德讲： “宋乾、淳中，……公（吕祖谦）同年进士时铸寿卿、时鋹长卿，率其家子弟曰澐、曰澜、曰泾悉从公学。” 吕祖谦门下多出才士。《道光金华县志》卷七说： “祖谦门人多知名者。邑有王介、潘畤、潘景宪、杜旟、戚如琥、如圭、如玉、叶邽、夏明诚、汪淳、张垓、时澐、时澜、时钥、时錡、汪大度、郑宗强诸人。” 黄廷之作《金华征献略-序》说： “金华山水甲于他方。山有仙华灵洞之奇；水有双溪秀瀫之胜。灵萃所钟，英贤迭出。自秦汉以迄唐宋，代有闻人，至南宋而极盛。东莱吕成公以中原文献倡导于兹，一时从游之士居台鼎者，则有若乔文惠、葛端献，其余树名节建功业者指不胜数。” 吕祖谦受到金华人的景仰。嘉靖《金华县志》记载： “丽泽书院，在旌孝门外。宋吕成公作书堂于城西，观前二湖，悦焉，取《易》兑象之意，以‘丽泽’名。及卒，乡人为祠宇以祭。淳祐间（1241—1252）郡守许应龙建于双溪之浒，咸淳间（1265—1274）徙今所。元至元间（1279—1293）重建。明成化间（1465—1487）佥事辛访令郡守李嗣重建。祀晦庵、南轩、 二、吕祖谦培植时俊 ： 吕祖谦发现人才、提拔新秀，培植了学术力量，奠定浙东学术发展方向的基础。 乾道七年（1171），吕祖谦担任秘书省正字，乾道八年春为省试考官，与尤袤、赵汝愚等，一同参与了主持礼部考试工作。这期间，吕祖谦提拔了一批人才。《荆溪林下偶谈》记载说： “淳熙间，永嘉英俊如 这则逸事所记时间是有误的，“淳熙”应作“乾道”。因为芮煜与吕祖谦同事系乾道年间事，且陈傅良、蔡行之等进士举也是在乾道间。有一则逸闻： “蔡行之既以《春秋》为补魁，东莱为省试官，得一卷甚工。东莱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读书养望三年。’以其草册，投之帐顶。未几，东莱以病先出院，众试官入其室，见帐顶有一草卷甚工，谓必东莱所甚喜，而欲置之前列者，遂定为首选。此事 吕祖谦的扶植和提拔促使了永嘉、永康等各种学派人物得以在学术领域早日展示风采，为乾、淳间、甚至南宋和南宋以后的学术繁荣做出了贡献。因此，吕祖谦受到了各种学派学者的推崇。 大环境敌视道学时，吕祖谦致力保护他的‘吾道’与‘吾党’，并且在1172年出任进士科主考官时，他和尤袤录取大批重要的道学家，是宋朝历史上最多道学家登科的进士考试。吕祖谦的地位的确独特，政府虽然明令科考取士不得偏颇，他仍然敢宣扬自己认出陆九渊的考卷。现代学者一般不甚注意吕祖谦的贡献，然而重建宋代道学的发展历程时，吕祖谦必然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吕祖谦对婺州新秀的培养，最值得注意的是陈亮、叶适和陈傅良。 一）、陈亮 陈亮字同甫，原名汝能，因上孝宗皇帝书，更名同，人称 陈亮说：“亮二十余岁时，与伯恭同试漕台，所争不过五六岁，亮自以姓名落诸公间，自负不在伯恭后。而数年之间，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伯恭遂以道德为一世师表；而亮陆沉残破，行不足以自见于乡闾，文不足以自奋于场屋，一旦遂坐于百尺楼下。” 还说吕祖谦对其“诱之掖之” 。于吕祖谦可视为后学。 陈亮为人卓然独立，豪迈不羁，勇于坚持己说，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被朱熹斥责为“大不成学问 ”，曾经与他的门生讲：“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 但吕祖谦却每每称赞陈亮，或云陈亮文章“断句抑扬有余味，盖得太史公笔法 ”，或云陈亮学问“横飞直上，凌厉千载之表，真可谓大矣 ”。所以，陈亮喜欢与吕祖谦交流意见，吕祖谦也乐意劝勉诱导，还能开诚布公，坦陈己见。如陈亮《孟子提要》成，以稿求教吕祖谦。吕祖谦复信道： 伏蒙封示《孟子提要》，谨当细观深考，却得一一请教。年来正苦为此学者寥落，日以自惧。今得兄坐进于此，遂有咨访切磨之益，喜不自胜。苟心有所未安未达，当往复论辩，盖彼此兼己事，不敢为鬲上语也。 吕祖谦全面影响了陈亮的进步，诸如事业、品格修养、学问等方面，从下面例证即可以看出。 在事业方面，吕祖谦闻说陈亮欲立保社授徒，马上去信鼓励，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 吾兄保社，今莫已就条理否？后生可畏，就其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补。要须师之以正，开之以渐，先惇厚笃实，而后辨慧敏锐，则岁晏刈获，必有倍收。然此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 在品格修养方面，吕祖谦针对陈亮性情激烈，劝勉他要“从容自颐”： 谕及近况之详，慨然浩叹者久之。百围之木，近在道隅，不收为明堂清庙之用，此自将作大匠之责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尝不自若也。“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盖非《井爻》之盛，而兄以此自处乎？甚冀益加宽裕，从容自颐，以慰见慕之徒之心，幸甚。……偶记荀子论儒者进退处有一句云：“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颇似有味。畎浍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峡九河，抑怒涛而为伏槽循岸，乃可贵可重耳。 要学颜子犯而不校： 小辈作挠，似不足介意。颜子犯而不校，淮阴侯俯出胯下，两条路径虽不同，这一般都欠不得，幸深留意。鄙谚云：赤梢鲤鱼，就齑瓮里浸杀。陈拾遗一代词宗，只被射洪县令断送了。事变大小，岂有定所哉？ 在学问方面吕祖谦为了纠正陈亮偏重功利的倾向，劝他要本末并举： 某窃谓若实有意为学者，自应本末并举，若有体而无用，则所谓体者，必参差卤莽无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则夸之病。如欧阳永叔喜谈政事之比，所举边事、军法，亦聊举此数字以见其余，固知其不止此也。然此书若出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但气象未宏裕耳。 吕祖谦对陈亮的劝勉确实是起了不小影响的，在吕祖谦苦口婆心的劝勉后，陈亮性格文风已经有相当大的变化。 陈亮十分感激吕祖谦的教诲之恩，说：“伯恭晚岁与亮尤好，盖亦无不尽，箴切诲戒，书尺具存。” 与人尝讲“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 ”。又说：“亮平生不曾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 从二人书信的来往之多，交谈之深，可见陈亮所言不虚。 二）、叶适 叶适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人，是南宋期间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全祖望说： “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间，遂称鼎足。” 有《水心文集》、《别集》，《习学记言》传世。对于乾、淳间永嘉学者来说，多少都接受过吕祖谦的影响。比如永嘉学派的早期学者薛季宣即曾专程到金华向吕祖谦问学。叶适要算永嘉学派中受到吕祖谦影响最大者。 乾道年间，吕祖谦因守制在明招山讲学，陈亮有信与吕祖谦，说“正则才气俱不在人后，非公孰能挈而成之 ”。以此，叶适与吕祖谦结识（吕祖谦母丧在乾道三年，父丧在乾道八年，至于哪一年二人结识，无考）。 叶适也曾有诗忆及，曰： “昔从东莱吕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见谷中孤月出，倒影挼碎长林间。凭师记此无尽意，满扫一方相并闲。” 此后二人来往频繁，叶适经常忆及他们之间讨论学问的事，云： “某往从吕丈伯恭道欧公初为执政时，言不思而得，与既得而不患失。吕丈曰：‘至论也。’某云：‘只为不合有侵寻做官职之意。’吕伫思久之，曰：‘此说太高。’所论竟不决而罢。” 而且叶适对吕祖谦有过专门研究，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有四卷详论《皇朝文鉴》。吕祖谦也曾向叶适讲起治学要领： “静多于动，践履多于发用，涵养多于讲说，读经多于读史，工夫如此，然后可久可大。” 众人见叶适学问与吕祖谦接近，在吕祖谦死后，便劝叶适继承吕祖谦衣钵。叶适回忆此事说： “吕氏既葬明招山，亮与潘景愈使余嗣其学。余顾从游晚，吕氏俊贤众，辞不敢当，然不幸不死，后四十年，旧人皆尽，吕氏之学未知其孰传也！并追记于此。” 叶适对吕祖谦学问是十分向往的，曾有祭文道：“呜呼！语何必深，论不欲极；使人心而有止，则虽咽而宁默。缅道术其难知，超圣贤之独得；虽经籍之具存，盖不存之莫测。昔余之与公也，年有长少之序，辈有先后之隔；每将言而辄止，意迟迟而太息。今余之于公也，丧前路之向导，废旁观之轨则；纵欲言而谁闻，恨冥冥而不白……。” 三）、陈傅良 陈 对于陈傅良与吕祖谦之间的师承关系，时人及后人皆有论及。除了平日的访学，陈傅良在太学从游吕祖谦约有两年时间，且相得甚欢。蔡行之为陈傅良作《行状》提到陈傅良与吕祖谦的首次相见：“（陈傅良）过都城，始识侍讲张公栻、著作郎吕公祖谦。数请间，扣以为学大指，互相发明。二公亦喜得友之晚。是岁乾道六年也。” 吕祖谦《答潘叔度》也说到了与陈傅良的欢聚：“某官次粗遣，但以补试在近，少间即锁。…… 吕祖谦对陈傅良学术成就的影响，历代学者皆曾肯定。叶适为陈傅良作墓志铭说： “（陈傅良）入太学，则张钦夫、吕伯恭相视遇兄弟也……而吕公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者，然后学之本末备矣。” 全祖望《奉临川帖子》说：“陈止斋入太学，所得于东莱、南轩为多。” 钱基博认为陈傅良《春秋后传》十二卷完全是接受吕祖谦的结果，说：“陈傅良……既而入太学，与吕祖谦交。祖谦为言《春秋》、《左传》经世之旨及本朝文献相承条序，博及群书，而于《春秋左氏》尤究圣人制作之本意，成《春秋后传》十二卷，则祖谦之所牖启也。” 四库馆臣论《永嘉八面锋》说：“永嘉之学倡自吕祖谦，和以叶适及傅良，遂于南宋诸儒别为一派。” 则更认为吕祖谦不但影响了陈傅良学术的形成，且决定了整个永嘉学派的成立。 人们论及吕祖谦与永康、永嘉学派关系时，常常引朱熹的说法，云吕祖谦合永康、永嘉而一之，这种说法是只注意了他对二者的吸收，或者说是对吕祖谦学术的特点的评价，却没能注意到他对两家的扶植。其实，无论对永康，还是对永嘉，吕祖谦都有很大的扶助之功。 三、吕祖谦影响后学 凡言浙东学术之盛，无不道成公渊源，所以吕祖谦对后世的影响，前人多有论述。明显的影响全祖望有一个总结： “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而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 王梓材案语说： “东莱学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侨，字崇甫）再传而至黄文献（溍，字晋卿）、王忠文（祎，字子充）；一自王文宪（柏，字会之）再传而至柳文肃（贯，字道传）、宋文宪（濂，字景濂），皆兼朱学，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故谢山云‘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云。” 对宋元以来吕祖谦学术的延续，作了十分清晰的梳理。特别是到了明初，吕学出现了中兴的势头，王祎与宋濂是这时的两面旗子。宋濂特赋《思媺人辞》，云： “吾乡吕成公实接中原文献之传。公殁始余百年，而其学殆绝，濓窃病之。然公之所学弗畔于孔子之道者也，欲学孔子当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乡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虽朽，公所著之书犹存。 王袆在继承吕学的路上并不比宋濂滞后，他的《思媺人辞后记》说： “《思媺人辞》一首，吾友宋景濂氏所著。其著此辞盖深闵东莱成公吕氏之学不复讲也。呜呼！吕氏之学可不讲乎？……景濂生公之乡，特起而拔出。其学博，其志笃，恒以吕氏之学不讲为己忧，而不胜夫景行之思。思之不可见，故辞而著之。托物连类，婉而成章，其意盖眷眷焉。是殆将以吕氏之学为学者乎？祎与景濂居同郡，学同师，而窃亦有志斯事，故景濂此辞既成，即书以见贻。呜呼？前修远矣，坠绪茫茫，悬千钧于一发，使之既绝而复续，不在我后人之自力乎？昔者窃闻之公常诵程子之言曰：‘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其立志葢如此。然则欲学公之学者，其可不志公之志哉？因疏其说于辞后，既以复景濂，且用自勉云尔。” 王袆《營丘山房記》盛称“成公之学圣贤之学”，曰“志乎学者也，其必以成公之学为学焉斯可也”。 《大事记后记》称《大事记》为“史家之大法”。 且悉遵《大事记》体例作《大事记续编》，解题即附于各条之下。 直至清代中后期，吕学还依然影响不衰。《金华丛书》的编辑者胡凤丹讲自己经历说： “同治六年秋九月，鄂中设立崇文书局，余奉檄督校，与同校监利王子寿比部朝夕过从…… 吕祖谦对后世的重要影响还在于对世风的潜移默化。宋濂对此描述道： “婺为吕成公讲道之邦，礼义修明，风俗淳美，非惟家孝弟而人诗书，至于女子妇人亦皆无思犯礼而畏行露之侵。第处道之常同老于室，无以见其所执之操。” 《题蒋伯康小传后》又说：“吾婺自东莱吕成公传中原文献之正，风声气习蔼然如邹鲁，而其属邑东阳为尤盛，有若李正节侯茂钦，信国葛端献公容甫，监察御史乔公世用，通判眉州赵公周锡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义显，或以政事称，或以文学著传之当世，布之简书，相去一百余载，人犹象而法之。呜呼！何其盛也，今观 吕祖谦学问的特点： 宋代儒学突破了汉儒严守师法和偏重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侧重于对儒家经典义理的阐释发挥，因而其思想方法比较灵活，有利于各家争鸣。因此，仅在南宋的理学阵营中，就形成了吕学、朱学、陆学三大不同的学派。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朱子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东莱学案》）这说明在南宋理学阵容中三派同归宗于孔孟。 吕祖谦是一个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以性命之学起”，“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三德：“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道恶”。三行：“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的学规； 又提倡治经史以致用，要求“学者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东莱博议》卷5）。 他的思想有同陈亮事功之学合拍之处。他晚年与陈亮结为挚友，“相互讲论切磋”，颇有共同语言。陈亮说：“亮平生不曾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陈良 吕祖谦的经世致用之学，广泛吸收了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他说：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然又须教以政，使之通达政体。……故国政之有中者，则教之以为法；不幸而国政之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以如何振救、如何措画，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然后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后世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家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事，使都是杜撰，岂知古人所以教国子之意。然又须知上之教子弟，虽将以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学，则非以希用也。盖生天地间，岂可不知天地间事。”（《遗集·杂说》）在这里，吕祖谦说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说明了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指出了科举制度的弊病，提出了教育之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用人才。 在吕祖谦自己的治学方法上，就尽力实践了上述思想。在认识方法上，主张研究问题“不可有成心”，强调“参合审订”、“再三商榷”，并且十分重视民众实际生活的经验，认为“闻街谈巷语；句句皆有可听；见舆台皂隶，人人皆有可取”（《文集·杂说》）。不仅提出了治经史以致用，同时还用大部分时间对历代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着有《历代制度详考》一书，企图经过研究与考察，从中得到经验与教训，寻求解决当前国计民生问题的办法。例如，他在《历代制度详说》中，就提出了针对当时赋役、兵制、田制等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在考查历代赋役制度的利弊后，便提出了“寓兵于农，赋税方始定”的意见。在田制方面，提出了“均田”的主张，在兵制方面，他指出了当时兵多为患，主张精兵，他说：“敌之畏，畏其精也，非畏其多也。”（同上卷11） . 注重实际，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说明吕祖谦在学风上不同于当时所谓正宗的道学家，因为那些道学先生习惯拱手端坐，空谈性命道德，对于国计民生中的实际问题却不屑一顾。更表明了吕祖谦多少有一些超越于理学束缚的地方，难怪朱熹批评他说：“伯恭之学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