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以清政府安置方式定居齐齐哈尔的汉人，是驿站站丁。站丁来到齐齐哈尔，与雅克萨战争紧密相关。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底，奉清廷命令前往黑龙江前线侦察俄军情况的副都统郎谈回到京城，迅速向康熙仔细汇报了行程线路、所需时日等细节。根据“从瑷珲至黑龙江、混同江(松花江)会合处，马行可半月程。从两江会口至雅克萨城，马行可一月程，舟行逆流，可三月程”的奏报，康熙皇帝知道，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必须加强黑龙江驿道驿站建设。因此，在筹备黑龙江水师、火器营的同时，驿道驿站的设立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战事的推进，也为了日后加强清廷与黑龙江、吉林地方的通讯联系，畅通运输渠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计划设立以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为端点，经行卜奎，东北至瑷珲(今黑河市爱辉镇)的驿道驿站。这一计划，两年之内对站点数量、距离多次调整，最终决定设25处驿站。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户部郎中包奇奉诏组织实施。很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条长达1700余里的驿路全线贯通。其中，黑龙江境内共计19站，1340余里。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将军傅尔丹奏设乌兰诺尔站，使得在黑龙江辖区内的驿站达到20个。这20个驿站，从塔哈(今富裕县塔哈镇)向北经墨尔根(今嫩江县)至瑷珲(今黑河市爱辉镇)共10站，称作“上站”；从宁年(今富裕县)向西南过卜奎(今齐齐哈尔)至茂兴(今肇源县)共计10站，称“下站”，各设站官一员管理。 这条驿路衔接吉林后可以直达北京皇骅驿。重要奏报可以迅速传递到兵部以及后来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机处，一定程度达到了满足紧急战事的需要目的。档案记载，雅克萨战争胜利的捷报从前线传递到古北口，用时仅10天，开创了历史先河。 那么，驿站站丁都是什么人呢？ 从史志记载看，早期驿站充役人员来源主要是两部分。据史料记载，“三藩之乱”平定后，被俘的三藩及其部属家人多充发东北，络绎遣来，数年始尽，当时均发至辽东各“庄头”及“站道”当差。黑龙江驿站驿路建置期间，从盛京、宁古塔驿站中拨来首批站人。这一点，可以从《龙城旧闻》的记载中洞见：“吴(吴三桂)、尚(尚可喜)、耿(耿精忠)三藩旧户，站丁居多”。站人来源的另一部分是由驿站管理机构从黑龙江当地陆续拨派或招募的“土著”，为数不多，大部分是鄂温克、达斡尔族人。这是黑龙江站人的主体。后来，鄂温克、达斡尔族人从驿站撤出披甲驻防，而部分因反清斗争失败、文字狱而被遣发的流人被充入其中担当苦差。其中，绝大部分是关内汉族，间有苗族。 这样，在当时荒凉的边塞，三藩后裔成为卫戍黑龙江驿道的站人。他们以军事化的形式，长期承担了京城至黑龙江的公文传递、信件邮递、交通运输等服役任务。据《黑龙江外记》记载,驿站设置后，“上下站壮丁自为聚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过客，私开旅店间亦有之。过此则黄沙极目，白草蔽人，不至彼站，想闻鸡犬声不得”。早期驿站地位并不低下，为军籍。只是由于站人成分的变化，才导致站丁充当邮卒，任苦差，生生世世为站丁，不与满、蒙贵族通婚的状况发生。 清代驿站的设置，不仅用于军事，也极大地方便了当时的百姓出行。特别是从齐齐哈尔向黑龙江其他城市出发，由于驿站间有旅店经营，相对改善了旅行环境。即便如此，出行方向的密集程度有所不同。如，虽然齐齐哈尔东南到呼兰，东北到黑龙江城(今爱辉)按驿站计程都是八百余里，并且去往黑龙江城还别有捷径，约近大半。然而去往呼兰的行旅不绝，而去往黑龙江城的行人却寥寥无几。之所以如此，因为去呼兰的中途有蒙古人家、台站可以借宿；而去往瑷珲的道路尽管有驿站，但经行处尽是深山密林，况且当时野兽频繁出没，因此寂无人踪。 清廷规定，站丁居住地不得超过服役地点百里，家属出行不得超过八里，诸如此类等等，极大地限制了站人的自由。也正是由于这样，使得站人相对的生活环境很少受到外界影响，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站人文化。 部分学者和站人后裔认为站丁不是流人。我以为，从源流上来讲，早期的黑龙江驿站站丁是从盛京迁移的，并非是罪犯，从这一点来说，早期站丁不属于流人。然而，史志学家追根溯源，往往以三藩子孙而论，认为驿站站丁为流人后裔似乎并不为过。因此，首批抵达齐齐哈尔的流人后裔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来到卜奎驿站担当站丁的三藩后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