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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忍者神龟 最近，中东地区狼烟又起。哈马斯的火箭弹头飞落以色列的城市乡村，以色列的飞机坦克则对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军事报复。面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穿梭外交中最忙的人之一要数联邦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了。那么，为何战后一向低调行事的德国如今却这么大张旗鼓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呢？为何巴以双方又都能接受德国作为调停者呢？这里有着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斡旋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
巴以新一轮冲突回顾 圣经旧约第二书《出埃及记》二十一章23-25节中如是说：“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以色列在立国后对内实行的是法治，对外奉行的则是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非友即敌”的原则。 今年六月，三名以色列青少年于约旦河西岸遭绑架后遇害，以色列指责哈马斯犯下此罪行，哈马斯则否认自己参与此事。以色列军队在三个孩子失踪后的搜救行动中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被捕。
三名遇害以色列青年的葬礼几小时后，一名叫穆罕默德·阿布·哈德尔的16岁巴勒斯坦少年遭犹太极端分子绑架和杀害。此报复行动导致东耶路撒冷的抗议和骚乱，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村庄 以军的行动不仅要射杀哈马斯主要负责人，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哈马斯的地面和地下军事设施，这些军事战术和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但代价惨重，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绝大部分是平民）死于非命，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面对这样的局面，国际社会呼吁双方停火，要求回归“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上来。7月26日，在美、英、法、德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斡旋下，冲突双方达成了16个小时的临时停火。这个和平和理性的趋势是否能维系下去，目前尚无法定论。 犹太人的劫数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中东地区的“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其实是手足相残，因为无论是阿拉伯人、叙利亚人还是犹太人，都是诺亚儿子闪的后人，史称闪米特人。但“反闪米特主义”（Antisemitismus）经过历史的沉淀却成了仇恨犹太人或犹太教思想与行为的总称。 反犹历史由来已久，在两河流域的叙利亚王国时期，信奉一神教的犹太人就受到过大规模的迫害。本身是犹太人的耶稣开始传播基督教时，被同族人视为异类，他们并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对耶稣的身世和死亡，犹太人的记述与基督教的说法大相径庭：犹太人认为耶稣是玛丽娅与罗马弓箭手提庇留·朱利亚斯·阿布德斯·潘得拉（Tiberius Iulius Abdes Pantera）的私生子，而基督教的传说则说耶稣是童贞女玛丽亚所生；犹太教认为耶稣是因犯罪而被处死，基督教则咬定耶稣是被犹太人出卖致死……这些分歧反应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渊源和相互排斥的传统。 基督教在西元391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犹太教和犹太人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棘荆的厄运之路。罗马教皇授意并鼓励的十字军东征虽然声称是要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圣城耶路撒冷，可一路上抢劫和屠杀的对象也包括犹太人。因此，欧洲的反犹历史可以说是植根于基督教文化中的，反犹不是纳粹的发明，而是基督教的基因之一。历史上，哪里有基督教徒，哪里就有反犹现象。无论在东欧还是西欧，反犹历来都存在，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即便在美国，这个当今犹太人的大本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还曾有过两次反犹高潮，《苦海余生》这部电影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只是把基督教的这个反犹传统发展到了极致，用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和彻底（Genauigkeit und Gründlichkeit）对六百万欧洲犹太人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而德国人也从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笔者认为，他们不仅在为自己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赎罪，似乎也在为历史上所有的反犹罪行赎罪。历史上反犹者不计其数，而集体受罚的唯有德国人。
世代坎坷的犹太民族
德以关系 德国外交部的官方网页上是这么描写德以关系的：“德国与以色列关系特殊。这个特殊性源自德国为纳粹系统地灭绝六百万欧洲犹太人所承担的责任。”通俗一点说，德以关系就是德国向以色列赎罪的关系。 战后头几年里，以色列对德国一直保持一种断然拒绝的态度。1952年，以色列政府与德国战后的首届政府经过漫长和艰难的谈判，就有关战争赔款问题签订了《卢森堡协议》，德国赔偿34.5亿马克。结果一经公布，以色列国会门口发生骚乱，许多犹太人表示拒绝拿德国人的钱，他们觉得拿德国人的钱等于是原谅宽恕了德国人的罪行，而他们的罪行是不该得到宽恕的，他们对犹太人欠下的血债更不是能用金钱买断的。 1960年，两国政府首脑阿登纳和本-古里安再次会晤，就德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援达成一致。按照阿登纳的话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净化心灵。”当时的德国已经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但若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完全接纳，就绕不开“大屠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因此，真诚的忏悔是德国对外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环节。古里安看到了德国发生的变化，相信这个新型的德国已不再是纳粹德国。他说：“我们虽然不能忘记历史，但是我们也不能固步自封。”两位政治家虽然谨慎走近，但依然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压力：阿登纳亲以色列的做法得罪了阿拉伯世界，而古里安对德国的谅解则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因此，那时候的两国关系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德国“还债”这个层面上。 1965年，也就是二战结束二十年之后，两国才互换外交使节，正式建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两国关系日趋成熟，有了长足的进步，双方在文化，科研，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展开了密切的合作。2008年，以色列建国60周年，两国政府商定以后每年举行一次内阁联席会议。2012年11月中东局势再次告急，默克尔总理表示，“这事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将始终站在以色列一边。”所谓患难见真情，以色列和犹太人对德国的看法有了质的变化。 “大屠杀”无疑是德国人的一个沉重负担，也是德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道德障碍”，但是，背着这个十字架成长起来的年轻德国继承了当年俾斯麦在欧洲得心应手的外交平衡术，另辟蹊径，反倒为自己在中东搭建了一个战略和利益平台，巧妙地将“道德障碍”转化为“道德责任”。 它一方面向以色列表明：“我有罪过，所以要承担责任！”但这个责任何在呢？这个责任就在于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道义上支持你以色列保家卫国的努力，同时，这个责任也在于为了你以色列的生存而去帮你营建一个和平的环境。这个和平环境如何才能营建？德国政府的建议就是让以色列接受与巴勒斯坦国的和平共处。德国的忏悔是真诚的，德国的支持是全天候的，风雨无阻的，这点深深打动了大部分犹太人的心。因此，德国这个昔日的死敌，今天已成以色列政治殿堂的座上客。 另一方面，德国反犹的历史“负资产”在痛恨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那里倒成了容易获得信任的“正资本”。德国的中东政策以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为基础，但不反对巴勒斯坦人，相反，它在阿以冲突中明确支持“双国方案”（“Zweistaatenl?sung”），主持在德国举行大型中东和平会议，以推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2003年，美国假借反恐之名发动伊拉克战争，这着臭棋使华盛顿在中东地区名誉扫地，而德国施罗德政府出人意料地高调反战，却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喝彩和信任，填补了华盛顿此后留下的多处空白和漏洞。
德国总理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会晤
如今，德国在中东地区可谓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满面春风，但习惯低调的德国并未因此得意忘形，它深知自己的地位得之不易，失之却快，所以，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斡旋尽量在欧盟或联合国框架内运作，同时不忘给足盟主美国面子。德国政府的小心谨慎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德国的做法在邻国引起了不少的非议，西方舆论中，也包括德国国内的舆论中（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的诗歌《必须说的事》），有不少声音认为，德国对以色列的袒护实际上成了以色列滥杀无辜的帮凶。这些分歧反映出西方对以政策正在发生着改变。 冷战期间，为了抗衡苏联在中东的渗透，西方世界在美国的引领下一致对外，毫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原先的敌人失去了对抗力，以色列对西方的战略价值随之减弱，西方各国开始纷纷致力于扩大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利益的此消彼长给西方世界带了潜移默化的观念转变。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欧美拔剑四顾心茫然，纷纷开始调整各自的战略。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深陷阿拉伯敌对国家重围之中的以色列曾是西方价值不屈的卫道士，现如今，很少有人还能说清或提及那些当年曾经共同捍卫的价值究竟是什么。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信任缺失，舆论向背，以色列渐渐沦为一个令西方不堪的包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社会的舆论中同情弱者的心理渐趋明显，只不过，这次的“受害者”不再是以色列，而是长期受以色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迫害者”与“受害者”的位置出现了逆转，就连美国这个以色列最坚强的盟国，也开始与犹太国保持距离。许多人喜欢把小布什视为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其实这是一个误判！因为他才是第一位公开表示全力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和明确反对以色列在占领区扩建居民点的美国总统。 西方的中东政策在过去六十年里发生的上述变迁，并非是中东地区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所决定的，而是西方自身战略利益的结果。德国政府的亲以态度看似偏离了西方公共舆论的普遍立场，但它所做的无非是以此来最大可能地扩大本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重新赋予柏林在国际舞台上的道德使命。 德国就是这样在悄然间完成了从“道德障碍”到“道德责任”的华丽转身！历史的阴影当然还在，但德国显然已经跳出了这个阴影，它不回避自己的历史污点，但更多的是乐于承担责任，而“责任”是可以有不同内容的，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是支持以色列反对伊朗，也可以是支持以色列恢复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 总之，德国在中东的这盘棋算是彻底走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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