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世纪初，一种日本的药品在成都乃至全国风靡一时，它就是“仁丹”。这种在当时备受中国人追捧的日本药品，不仅承载着日本人显而易见的经济目的，更是作为一种特殊工具，纳入到日本侵华战争的谍报网络之中。“仁丹”为何在中国如此风靡？铺天盖地的广告里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本期《读秘档》起，我们将分上下两篇为读者揭示仁丹广告里的“秘战”。
“民国”初期，日本药品“仁丹”在中国声名鹊起，它的广告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广告中有个穿着大礼服的翘胡子将军像，它就是“仁丹”的注册商标，有着浓浓的日本风味，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将军像的翘胡子便被人命名为“仁丹胡”，进入蓉城的普通家庭。后来的众多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里，也广泛地出现翘胡子的形象，这也被认为是日军形象的典型标志。
取材中国“仁丹”取名很讨巧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台湾。为了避暑，台湾人学会了用月桃种子“砂仁”制造清凉解暑药。上世纪初，一个叫森下博的日本军人，从台湾当地居民那儿学到了这种制作方法，回到日本以后，求教药剂师及汉学家，制成了“仁丹”。“仁丹”的成分为甘草、阿仙药、桂皮、茴香、生姜、益智、缩砂、木香、薄荷脑、芳香性精油。其中最核心的一味药材“缩砂”，也就是台湾人最早发现的月桃种子“砂仁”，这种表面上凹凸不平形状貌似草果的药材，被日本人用到了“仁丹”当中。
巧合的是，当时中国市面上也有一种叫做“人丹”的药品大受欢迎。和一度横扫中国市场的日本“仁丹”相比，两者在写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一个是“仁义”的“仁”，而另一个却是“人民”的“人”。
据史料记载，替此药取名的日本人认为，取“丹”字，可以兼容道家炼丹兼修身养性的形象；取“仁”字，便是所谓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成都市档案馆政策与法规处调研员姬勇分析，对于我们的文化，日本人从未停止过“研究”和“学习”，否则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讨巧”的名字呢？
薄利多销 小药丸成居家必备
自从1905年，日本“仁丹”出笼问世，日本人就开始有计划地将“仁丹”推向中国市场。而用油漆涂刷广告，成为“仁丹”快速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随着“仁丹”的一路畅销，它的势力也渐渐深入到乡村。在当时中国许多城市的城门，烽火台，街市，包括死路等显眼位置的城墙上，都能看到“仁丹”广告的影子。
除了大打广告战之外，日本“仁丹”还打起了廉价牌。当时成都政府印制的一张药价单，单子中的仁丹，根据分量的不同，给出了五种价格，其中420粒装的大包仁丹售9毛，最小包装的仁丹标价为1毛。而同时期其他药品的价格，比如大学眼药，在当时要卖4角一瓶，旭鸟臭虫粉的售价为每盒5角。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成都，“仁丹”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的一种药品。
盯着成都 日商卖药另有图谋
为了把地处西南大后方的成都，纳入“仁丹”广告部署图之中,日本政府曾向成都当局来函，要求在当地推广“仁丹”。
1931年5月30日，日本领事署就仁丹公司派遣专人入川的事务，向成都市当局出示了一封信函。信函中说：“汉口仁丹公司特派员北村庄一郎呈称敝员于5月24日行抵成都，为中日两国人民互商益利推广商业登揭广告……”
日本人多次在成都涂写了“仁丹”广告，并且涂刷的地点在不断地增加，规模也越来越宏大。姬勇说：排除商业宣传需要，特别强调仁丹广告涂抹的位置，这点也不得不让人生疑。
但“仁丹”在我国购销两旺的局面持续一段时间后，遭遇了“寒流”。1909年，上海人黄楚久发明出新的方剂药丸，取名为“人丹”。面对黄楚久的异军突起，日商东亚公司销售渐衰，他们以人丹“侵权”的名义将其告上法庭。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大理院，长达10年。到1927年才作终审裁决：二者各不相干，可以同时销售。
10年官司虽使日本“仁丹”元气大伤，但它并没退出中国市场。到上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甚至利用“仁丹”广告入川搜集军事情报。
 上世纪40年代四川省政府限制日本仁丹广告的条令。  1937年温江消除日本药品的公告。
仁丹“胡子”引路，广告牌原来是行军路标的暗号
长达半个世纪在华活动，这颗小小的日本药丸，除了在华大量吸金以外，同时在日本侵华战争情报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售卖仁丹的药铺，为日本潜伏在华的情报人员提供联络据点以及隐藏身份之所，而遍布四川乡野城门的仁丹广告，看似只是一张宣传纸，实则充当着路标暗记的功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当局以抵制日货为名，三令五申要求日本“仁丹”在中国停止销售。直到1947年，四川省政府发给成都市卫生科一份文件，文件内容说：“日本仁丹再现，在国内之市场应否任其行销，而伪品之违法制销，似更不容其妄作妄为贻害民众。”也就是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日本“仁丹”的残余势力仍然盘踞在中国。
药铺做据点为谍战人员提供窝子
1947年上述文件中还提到：“日本仁丹有不少经检验之后，并不符合卫生标准。”可见，当时成都当局不遗余力地誓将“仁丹”清除出本地市场的决心。事实上，早在1936年8月12日，即抗战爆发前夕，四川省政府给予省会公安局的秘密咨文就隐约觉察到日本人的阴谋。咨文内容称：“据密报以假卖仁丹为掩护，日间谍山本一雄近护同助手高桥及华人石充昌等六人在成都一带活动，并携有最新式照相机一具并随时摄取重要地形地势等。”
这鬼祟的行为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难道日本人在通过贩卖“仁丹”进行情报搜集？
日本特工荒尾精，被称为日本近代谍报史上的007。1896年，荒尾精在湖北汉口开办了名为“乐善堂”的药店，其店中就有“仁丹”销售，除此之外，它还兼作出版业务。那么这家由臭名昭著的日本著名间谍荒尾精开办的药店，身家真就如此清白吗？
成都档案专家姬勇仔细查阅了不少历史资料，发现汉口乐善堂其实是近代日本间谍在华潜伏刺探情报的急先锋。它以销售药品为掩护，暗中搜集情报。荒尾精还以“乐善堂”为据点，网罗了一批日本浪人，在北京、湖南、天津、福建、四川等地分设支部，妄图掌握中国各地的情况。
姬勇说，翻开日本近代史，“谍报”攒起了一个世纪的结点。每次成功的出击，背后都是无数精准而隐秘的谍报在铺垫，它们利用微小代价换取了巨大回报，推动了日本军事冒险的雪球滚滚向前。
2块大洋收买居民外墙做广告
成都档案显示，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日本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广告版图的扩张上。抗战爆发初期，日本人更是加大了在中国悬挂或涂抹广告的力度。在占领了城市乡村之后，居民房屋上的墙壁成了广告宣传的绝佳阵地，进入日本人的视野。
1936年6月25日，四川省政府向省会公安局转发的一份来自湖北省政府的密令，写道：“有日人一名着中国衣装，率领工人多名在黄冈城险要处所，大做其仁丹广告，以为标识。”看来为了在当地方便操作以及提升效率，日本人当时还雇用了不少中国工人。另外，还特别提到：“在广告时，并给与屋主洋两元后，即前往各处拍照。”
这份档案显示，为了让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任由他们在自家墙壁上涂刷广告，诡计多端的日本人还用金钱收买人心。不过也确实有不少国人冲着两块大洋，无意中成了日本人的“帮凶”。
色分四种广告里藏着军事情报
这份转发自湖北省政府的密令里同时提到，日本人在湖北黄冈、江苏的武进和昆山、山东济南等地的险要处所，遍竖“仁丹”广告并摄取影片。姬勇说，“绘制墙壁仁丹广告颇多，长方各异，色分四种，确有军事秘密设备。”
日本人四处涂刷“仁丹”广告，看似正常合法。城门、桥梁、重要机关、关隘等险要地标处绘制广告，这是不是用仁丹广告给这些地方做符号标记？广告的形状和颜色还有区别，这是不是想传递诸如建筑的军民用性质？桥梁是木制还是石头修砌？进而还有这桥梁的承载能力？或者看图识字般地去了解道路与城门关隘的宽度？
再有一点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将绘制好广告的地理位置用照片记录下来？难道仅仅是为了回去证明自己的工作业绩，好邀功行赏吗？何况还要用当时价格不菲而保持长久醒目的油漆来涂写。
阴谋浮出水面仁丹广告是行军路标
关于日本“仁丹”广告的真实意图，目前最早能印证这个说法的是1994年第11期《科技文萃》中的一篇文章，最近的则是2001年9月由《军事文摘》刊载的《日本“仁丹”广告的秘密》。从不少抗战回忆录以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老人们的口中，“仁丹”胡子里的阴谋渐渐清晰起来。
其秘密就在胡子的画法上：如八字胡子微微向上起，则证明此路畅通无阻；若八字胡子的左角向下垂，则表示左转弯不通，应向右行。相反，八字胡子的右下角下垂，即应向左转；如八字胡两边都向下垂的话，就证明此路不通，不可前进。
姬勇说，从南京大屠杀，到“一二八事变”，日本人能在中国大地上发动无数次精准的主动出击，联想到此前日本人的种种行径，利用广告做路标的说法还是具备可信性的。
此后，国民政府也逐渐觉察出了“仁丹”广告的异样，于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命令中国各地大肆涂抹“仁丹”广告。1937年温江转发上峰去除药品广告的行政命令。文件内容说：“对日本药品广告尤应注意涂抹消灭。”随之，四川城乡地区便掀起了一股涂抹“仁丹”广告的浪潮。另外，四川省政府还勒令城乡居民不得允许日本仁丹的中国代理商在其房屋墙壁涂刷“仁丹”广告，最终让其在中国销声匿迹。
合作单位：成都市档案局（馆）华西都市报记者 张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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