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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王水照先生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不仅贡献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一系列重大学术命题，而且培养了众多后起之秀，为学术传承输送新生力量。
王水照，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现任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 王水照先生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不仅贡献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一系列重大学术命题，而且培养了众多后起之秀，为学术传承输送新生力量。 笔者仅就自己在先生门下问学听课的见闻感受，谈谈先生的学术课堂这一话题。这或许是走进先生学术世界一条较为坚实而亲切的小路。 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学术事业的延绵在于薪火相传。先生曾说：“一个学者的成就，学术论文与著作是一部分，最大的遗产其实是悉心培养出一批好学生。程千帆先生就是老一辈学者中的楷模。” 王先生讲课，从不敷衍。记得有几次他抱着厚厚一叠资料进课堂，坐定之后，懊恼地向学生坦白：“昨晚我找一本今天要带给你们看的书，却怎么都找不到，不知怎样讲课了！”其实，待到开讲，我们才发现他对该书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其中的一些关键语句，皆能成诵。他之所以懊恼，只是缘于一贯秉持严谨的治学与教学态度，容不得自己出半点差错。“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先生要准备的是能充分支撑起所论话题的尽量多的文献资料，以及对这些材料有深入而不失分寸的阐释。有时，即便是在以讨论为主的课堂上，先生也绝不“偷懒”，他总会预先准备相关资料，将有用的内容以及自己的分析理解记录在稿子上。待学生发言后，他所作点评与讨论，并提供新的材料，往往令大家钦佩甚至吃惊不已。 记得《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甫一面世，先生即在一次课上与我们谈到该书，说报纸上有书评，不过读后感觉尚未谈到点子上。想买此书放手边随时翻读，只是价格不低，只好作罢。不料，两个星期后再次上课时，先生竟抱着厚厚几册《中文笔记》走进教室，开口即对大家说：“我回去后想了又想，觉得还是要把这套书买下来啊！去图书馆借，不方便，也无法自由使用。”我们注意到，他抱来的几册《中文笔记》，已是夹了许多签条，随手一翻即可找到本次课要谈的内容。在《王水照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一文中，我们可发现他捕捉到的不仅是关于钱先生学术的“大判断”，更可贵的是起支撑与深化作用的“小结裹”。 永远有新话题 王水照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学术热情从未消褪，学术敏感也从未钝去。他的学术研究，忌讳人云亦云，力求有所突破，避免“仅是量的增长而无质的提升”。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讲课，他总能拈出新问题，抛出新话题。 先生常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现在基本是“目不斜视”，只想关心好三个领域：南宋文学史、中国文章学、钱锺书研究。其实，此言仅意味着他的关注重心所在，而非画出圈子自限。他在科研与教学中，所寻求的恰恰是如何在已画出的圈子中得以突破。比如，他针对宋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瓶颈”问题，归纳概括后提出了“五朵金花”的话题，即从家族、科举、党争、地理、传播这五个角度，展开文学—文化的交叉研究，找到现有困境的突破口。但与学界流行的交叉学科研究热潮不同，先生敏锐地指出所有的这些交叉领域提供的仅仅是研究视角，而不能取代文学研究本位，如对建立“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呼吁，也持审慎保留的意见。 再比如，先生关于北宋文人集团的专题研究，稿成已有多年，且在不同场合谈过主要章节，但总觉得不满意，于是今年上半年给学生的讲课中，特别以《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为中心，一方面参考新见的宋代文献与今人新出研究论著，一方面结合“五朵金花”的研究视角，对这部旧作进行商榷、讨论。每当学生提出新的想法或找到一条新的资料，甚至只是纠正一个笔误，他皆记录在稿子中，甚至以签名送书的方式对学生表达赞赏与鼓励。 先生非常关注新出的学术成果，每次上课，他一般都以这样的话题作开场白：“最近我看了某杂志（或某书），上面有篇文章（或某个观点），值得注意。”有时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后他会把新的学术信息带给大家。笔者的听课笔记中，记录了先生数次提醒大家关注宋史研究会的学术动态，指出他们的理论水平比较高，史料考辨能力很强。但也善意地提醒：我们关注宋史研究动态是希望开拓我们的视野，修正个别史实，但不能遗忘文学研究的本位。在先生的思维中总是活跃着新的学术话题，即便假中读闲书，也是如此。 儒雅蕴藉平易谦和 《论语》中子夏有言曰：“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将这八字用作对王先生的评价，应当是非常合适的。一般不熟悉的人都会对他心怀敬畏，但他的儒雅蕴藉与平易谦和，凡有过接触者都能感受到。 平时上课，先生轻声细语，从不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哪怕是你做得不够好，他也会微笑相对，听你陈述自己的意见与感受。他教育我们不以材料自炫，而要重在发掘真正具有意义的材料，并阐发对材料背后的学术命题。 因对学问与人生的真诚，先生内心保留着一份天然的质朴，而无乡愿气息。无论是课上还是课后，听先生谈话，总能感觉到他对学界与社会上假恶丑现象的厌恶与抗拒。他曾告诫我们：“出去参加学术会议或许也可视作累积人脉与获取学术资源，但前提是自己业务一定要过硬。决不能空手去，也决不能提交过不了关的论文，因为这是你们向同行学者递交的‘学术名片’。”去年9月，先生主持召开第二届中国文章学会，在会上诚恳地向与会者致歉，因为暑期生了场病，本该提交的论文一直未完成，只好作口头报告。对此事，他耿耿于怀了好久。后来，还是将主要观点吸收进其他的一些论文中。 学者的使命与反省 浸润于一种文化之中，必为此种文化所化；对该文化所作钻研愈深，表现出受此文化所化的程量也往往愈宏。王先生的学术领域涉及虽然很广，但用心最切、用力最深的无疑是宋代文学。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普遍蕴含的文化使命感与用世之心，对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虽从不奢谈使命感、学术良心、当代意识之类的话语，但他执着的学术道路、宏深的学术境界、春风化雨般温润和煦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无不彰显出他对文化使命感与用世之心的默默践行。 他在课堂上曾不止一次指出时下学界一些令人担忧的局面，如思想平庸、目的功利等。可贵的是他反躬自求，向学生坦言自己虽可避免目的功利，但却也难免思想平庸。这些危苦甚至自责之言，无不表达出他的学术追求，是以建立思想体系、开拓学术新境为旨归的。 他坦言自己从个案研究做起，一直以来也在文献编纂、辑佚、考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若心里没有更庞大的理论建构与更高远的理论期待，那么这些个案研究就是一盘散沙，无法建成学术的宫殿；文献方面下的功夫也只能是为文献而文献，难以揭示意义。一代有一代之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者。历史上无数的杰出学者成为他所在时代的代表，创造了他所在时代的学术世界，而我们这一代呢？未来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心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我们总不能留一盘散沙、留一堆意义晦暗的东西给后来者吧？ 在谈中国文章学时，他指出中国是个文化自成体系的国度。而近代以来，大量本土学术资源被忽视，本民族学术话语体系被遮蔽，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显得艰难而紧迫。编纂《历代文话》是经过审慎的学术思考与理论架构，历经十余年才推出的文献汇编，但它绝非文献而已，期待引起更多人的研究兴趣，一起刔发其中的意义、建立独立的中国文章学话语体系，这才是我们的初衷。他对学界存在的伪科学、伪命题、伪理论倾向，也保持警惕。 今年6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的“学术师承与学科建设：宋代文学论坛”研讨会上，骆玉明教授将王先生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三句话：一代之学、一个方面之学与一以贯之之学。所谓“一代之学”，即指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开拓性与典范性的成就；“一个方面之学”指他在中国文章学方面所作的筚路蓝缕、奠基性的工作。而“一以贯之之学”，则是对他业已走过的近60年的学术生涯以及未来依旧长远的学术时光最好的描述。 王水照先生一生以学术为根本志业，他的学术人生执着、充实而厚重，至今仍满怀热忱，活跃在讲台之上与学术前沿，的确为学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转载请 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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