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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半月不洗脸 唐太宗却夸其是“五绝之臣”

2014-08-12  率我真

虞世南半月不洗脸 <wbr> <wbr>唐太宗却夸其是“五绝之臣”
《兰亭序》虞世南摹本

 

绝,即登峰造极之意。五绝,是唐太宗对虞世南的评价,即“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唐太宗说,一个人只要有其中一绝,就足可称为名臣,而虞世南是这五绝都达到了。皇帝对自己的臣子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因此,认识这位虞世南,于官于民,都是有价值的。      

虞世南,字伯施,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越州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余姚虞氏是当地一门望族,从三国时起直到唐代,虞氏出了许多名士,如三国时的经学家虞翻,东晋时的文学家虞喜,南朝宋朝时的书法家虞稣,等等。虞世南的祖父虞检,任南朝梁朝始兴王的咨议。父亲虞荔,任南朝陈朝的太子中庶子。叔叔虞寄,任南朝陈朝的中书侍郎。虞寄无后,便将他过继过去,所以虞世南的字叫伯施。从字面上看,大约便是伯伯送给的意思。

    虞世南和他的哥哥虞世基,成人后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大腕级人物。虞世南的天赋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学习上的勤奋,史书上却是多有记载的。他小时,随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永法师学习书法。智永和尚不仅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也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二人书法的传人,在当时的书法界享有很高的地位。虞世南跟这样的名师学习,已是得天独厚,而他为了学成书法,其刻苦用功,也非常人所及:为了专心学习,数年之间竟不下楼一步,仅写废了的毛笔,就装了一大瓮。晚上上床睡了,学习仍不停止,一有心得,就用手指在被子上划,结果被子也被他划烂了好几床。经过这样刻苦的学习,他的书艺终至大成。后来,他和哥哥虞世基一道又跟随顾野王学习了十多年。古语云:名师出高徒。这个顾野王,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顾野王(519581),字希冯,吴郡人。此人博学多才,既是个大画家,又是个训诂学家,还是个大史学家,进入南朝陈朝后,任国史博士,主修梁史。他著的《玉篇》一书,是我国现有的一部最早的楷书字典,也是我国文字训诂学的重要著作。《玉篇》比起《说文解字》来,多收了6000字。虞世南跟随顾野王学习时,刻苦勤奋的精神比之学书丝毫不减。为了抓紧学习时间,他连洗脸梳头都顾不上,常常是十天半月的不洗脸不梳头。俗话说,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入。虞世南经过这样的刻苦学习,自然是收获颇丰。由此可见,唐太宗说他的五绝之中,至少“博学、文词、书翰”这三绝,是他靠着勤学苦练而达到的。尤其是“书翰”一绝,虞世南不仅在唐初公认的四大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中占了一席之地,而且至少排名前两名。他和欧阳询谁为当代泰斗,后世史家和书家至今尚无定论。争论的焦点,就因他的书法,最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真传。唐张怀瓘在其《书断》中评价虞世南书法成就时说:“其书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臭味羊(欣)、薄(绍之),不亦宜乎!是则东南之美,会稽之竹箭也。”也许就因为他太受二王之规,要将他放在欧氏之后的书评家,便认为他的书法之所以不及欧氏,就是缺少了个人的风格。欧、虞谁前谁后且不管他,虞世南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巨匠,直到今天,却都是大家公认的。

    两晋之后,极重书法。文人能否写出一手漂亮的字来,是能否入仕的关键之一。虞世南一手好字,就奠定了他入仕的基础,而随顾野王学习,不仅研习得学养深厚,尤其做得一手好文章。他的才华很得当时大文学家、身居尚书左仆射高位的徐陵的赏识,于是名声鹊起。

    虞世南为人清静寡欲,事亲至孝。南朝陈文帝天嘉中,虞世南的父亲虞荔病故,虞世南“毁不胜丧”。后陈文帝得知虞氏兄弟都是博学之人,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这个时候,他的继父虞寄为闽中刺史陈宝应强留。虞寄也是位值得一书的人物。他在陈宝应手下,知道陈宝应有反心,多次劝谏不听,便穿了居士的衣服住到东山寺里去,谎称自己脚痛而不再到陈宝应处当差。陈宝应知他说谎,便派人到他的住处放火烧房,意思是火烧起来了看你跑不跑。能跑,就说明脚痛是假。虞寄眼见火起,丝毫不慌,仍安卧在床,直到被他的亲随强行扶出。虞世南因继父虞寄在陈宝应处处境危险,虽亲生父亲的父丧已满,每日饭食仍是吃素,不沾荤腥,直到虞寄回来后,他才开戒。

    虞世南对他的哥哥虞世基也是情深义重。南陈灭亡后,虞世南和虞世基一道入隋。兄弟二人虽然都极有才华,但人品性格差异却极大。隋炀帝也很喜爱虞世南的才华,但讨厌他为人过于刚直,因而始终不予重用。七品小官虞世南一当就是10年,别人早升迁了,他就是一直得不到升迁。相反,他哥哥虞世基就因圆滑而得到隋炀帝的重用,“日贵盛”,以至“妻妾被服拟王者”。虞世南并不因哥哥显贵豪富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仍是安贫乐道。后来,宇文化及发动叛乱,缢杀隋炀帝后,又要杀虞世基。虞世南并不因多年来和哥哥生活上的差异而对哥哥亲情稍减,得知消息即大哭不止,并情愿替哥哥受死。宇文化及没有答应,杀了虞世基。虞世基死后,虞世南悲痛得茶饭不思,瘦成了个皮包骨。

    虞世南满腹经纶,但一生仕途并不平坦。在南陈时,他当过参军。参军者,参谋军事也,属幕僚性职务。入隋后,七品小官10 年不变;隋灭,他被窦建德所获,在窦建德手下当了一阵子黄门侍郎。他最终能一展平生抱负,则是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手下之后的事。

    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得虞世南,即引为秦王府参军,后来升为太子中舍人。李世民登基后,拜虞世南为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这时的虞世南,已是古稀之人,于是以年老为由,多次上表请辞,但李世民不同意,相反,又迁他为太子右庶子。虞世南坚辞不受,李世民只好将他改任秘书监,并封为永兴子。

    虞世南到了李世民手下,可谓如鱼得水。一个是腹可行舟的有道明君,一个是学富五车的正直之臣。虞世南弱不胜衣,但为人却十分刚强正直。唐太宗说:我和虞世南谈古论今时,假若有一句话说得不对,他便会显得十分惆怅,没想到他为人正直诚挚到这种地步!

    虞世南正直博学,这为他给胸怀宽大的李世民在作出政治决策时,能提供有理有据的参谋意见打下了基础。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经常出现,山东及江淮一带遭遇洪水。唐太宗非常忧虑,便向虞世南咨询。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天灾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和破坏越来越大,因此,人类的行为也就越来越能直接导至灾难的发生。但在唐代,生产力还相当低下,人类行为与自然灾难的发生还是少有直接关系的。但那时,人们恰恰把自然灾害和朝政得失联系得非常紧密。而历史上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虞世南可谓了然于胸。于是,他引经据典,就陇右山崩一事向唐太宗指出: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因此降低出行时的排场,不穿华贵的衣服,不享受歌舞,因而全国没有发生什么灾害。汉文帝元年时,齐、楚两地29座山同日崩塌,洪水泛滥,元帝因此下诏郡国不来上贡,施惠天下,天下也因而无灾。就大蛇经常出现一事,他指出:汉灵帝时,在皇帝的御座下发现了青蛇。晋惠帝时,有大蛇长三百步,经闹市进入庙堂。蛇应该生活在草野之间,但窜到闹市里来了,因此算是怪事。现在虽然说发现了很多蛇,但这些蛇都出现在山泽之间,而那些地方,正是适宜蛇生活的地方,因此算不上什么怪事。就山东和江淮一带洪水一事,他则向唐太宗分析说:那些地方出现了洪水,会不会是有了冤狱的原因呢?因此,应当派员下去审理一下,或许这样做了就能顺合天意。虞世南这一番咨询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要求唐太宗节省开支,利民生活生产,慎处冤狱。唐太宗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遣使赈饥,申挺狱讼,多所原赦。”

    后来,出现了慧星,历百余日。在古代,出现慧星也是被当成灾变的。唐太宗为此遍访群臣。虞世南在回答唐太宗的询问时,又利用他博古通今的知识,趁势向唐太宗进行了一番规谏。他说:齐景公时,出现了慧星,景公问于晏婴。晏婴回答道:您修池塘时,就担心修得不深,您建楼堂馆所时,就担心修建得不高,您行使刑罚时,就担心刑罚不重,所以老天爷让慧星出现,是在警戒您啊!景公恐惧了,因而注重修德,16天后,慧星也就消失了。因此,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自己功高而自满,也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而骄傲,而应时时小心谨慎就像刚刚开始创业那样,那么,即使是慧星出现了,也没有什么好忧虑的。唐太宗很满意虞世南这一番回答,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我尽管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错,但18岁举义兵,24岁扫平天下,不到30岁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而自以为自三王以来,拨乱反正的雄主没有谁能比得上我的,所以也就自负自满,轻视天下人了。如今上天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大约就是因为我自负自满的原因吧。秦始皇扫除6国,隋炀帝富有四海,结果都因骄傲而遭到了灭亡。我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这一番对话,显示了虞世南的博学,更显示了唐太宗海纳百川的肚量。有史以来,我们一直是人治社会。能够出现贞观之治这样让后人景仰的时代,李世民功不可没啊!

    虞世南是前政权之人,而且是前几个政权之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李世民对于虞世南,是解放者与被解放者的关系。而被解放者,除了对解放者感恩不尽之外,则是心怀戚戚焉,或换句话说,叫“夹着尾巴做人”。何以?皆因为身负“历史问题”之故也。若胆敢对解放者说三道四,一顶“妄想复辟”的帽子套到头上去,就可以打入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矣!

    幸而李世民不是这样的解放者,虞世南也丝毫不惧怕自己身上的“历史问题”。李世民不仅容下了虞世南,还肝胆相照地容下了政敌太子李建成的幕僚魏征,所以成就了千古一帝。虞世南并不因自己是前朝之臣就有所顾虑,相反,对于李世民的作为,凡认为有不妥处,就直言相谏,而不丝毫迁就,因而成就了一位“五绝之臣”。如在如何埋葬李世民父亲、唐高祖李渊的问题上,虞世南就敢于力排众议,反对唐高祖的厚葬遗诏。唐高祖李渊死后,留下遗诏,要仿照汉长陵来修建自己的陵墓。李世民遵令,要厚葬他的父亲。于是苛捐杂税就派了下去,全国人力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战乱刚平,全国人民急需修生养息。虞世南既为皇室作想也为老百姓作想,又一次利用他的博学,引经据典,劝告李世民不要对他的父亲进行厚葬。他对李世民的这一番劝告,不仅在当时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今天,对于那些想厚葬或要求厚葬的人,特别是那些生前就为自己准备豪华坟墓的暴发户们,无疑仍有着教育作用。因此,我们不妨占点篇幅,将虞世南对李世民的劝告转述如下。

    虞世南说: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要薄葬,并不是他们不想把陵墓修得高高大大的以此让自己的亲人们感到荣耀,而是因为修建了高大的陵墓,放进去奇珍异宝,就成了一个包袱。这些圣人们深谋远虑,之所以安于薄葬,就是为了长远的打算啊。汉成帝修建延、昌二陵时,刘向就上书说:孝文帝居霸陵,凄怆悲怀,对大臣们说,唉,用北山的石料为椁,再用纻麻砍碎后和上漆封口,难道还能打得开吗?张释之回答道,假使其中有别人想要的东西,即使坚如南山,也是有隙可乘的;但如果里面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就是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去世了的人是无终极的,但国家可是有废有兴的啊。孝文帝明白之后,就同意薄葬了。

    据汉代的规矩,人君还在位时,要用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收藏在预备下的陵墓中。汉武帝在位的时间长久,等到他入葬时,陵墓中已经再装不进东西了。霍光不识大体,奢侈过度,后来赤眉军攻入长安,破坏茂陵抢劫财物,拿都拿不完。像这样无限聚敛财物,反被盗贼所用,是很不值得的啊。

    魏文帝建孝陵时,就指示说,尧帝葬于孝陵,以山为墓,无封树、寝殿、园邑,有口棺材就足够收藏骨头,有些衣服就足以包裹朽肉了。我要修建的这座陵墓,就是要使后人不知它所处的地方。不要收藏金银铜铁,全用瓦器陪葬。自从战乱以来,汉朝刘氏的陵墓没有不被破坏的,以至于烧取玉匣金缕,尸骨无存,这不让人十分痛心吗!若有人敢于违背我的指示,以至我将来被人戮尸于地下,死后又重死,那就是不忠不孝,我的魂魄有知的话,一定不保佑你们。我的这些话要作为永久的制度,藏在宗庙里。魏文帝规定的这一制度,真是非常通达事理啊。

    陛下您的功德,就是尧舜也赶不上的,怎么反到俯下身来和秦、汉的帝王们同为奢侈呢,这正是我所以忧虑的啊。如今要修建这么高大的陵墓,其中虽然不藏珍宝,可后世有谁会相信呢?我认为霸陵因山修建,自然显得高大。如今选中修陵的地方地势平坦,应当依照周时的制度修建三仞之高就可以了,陪葬的物品一律不得使用金银铜铁,完工之后在陵墓的左边立一石碑,写明陵墓的大小高下,同时收藏一份在宗庙里,让子孙万代永远效法。这不是很美好的吗!

    接着这番劝告,虞世南又上疏说:汉家自得天下开始,就开始经营陵墓,时间短的,有十多年,时间长的,有五十年。现在要以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需要几十年做的事情,这对于人力来说不是过于劳累了吗?汉时的大郡,人口多至五十万户,而如今人口没有那时多,要完成的工程却是一样的,这也是臣我所怀疑的。

    当时朝廷上的一般议论,是应遵守遗诏,对李渊进行厚葬的。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还是听取了虞世南的建议,对安葬李渊的工程“稍稍裁抑”。

    虞世南对于李世民,大事上敢于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就是小事,也决不阿从。一次,李世民写了首宫体诗,要虞世南和。所谓宫体诗,始于南朝简文帝。简文帝为太子时,与手下一班帮闲文人在东宫互相唱和,内容多为男女私情。此种诗传开来后,后人就将艳情诗称为宫体诗。皇上写了诗要臣下唱和,这对臣下来说,是莫大的脸面莫大的光彩,有几个作臣子的不趁此机会将皇上好好地巴结一番呢?然虞世南就不。他读了李世民的诗后就直截了当地说道:圣上大作虽然很工整,但内容并不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我担心您这诗一旦传出去,天下人都会仿效起来。所以,我不敢奉诏唱和。用今天的话来说,李世民是碰了一鼻子灰。换一个皇帝,不气得七窍生烟大骂虞世南给脸不要脸才怪。到底是李世民,听了虞世南一番话,当即改口道:我不过是试一试你罢了,并奖励虞世南五十匹帛。

    虞世南是历史上少有的高寿名臣,直活到81岁高龄才谢世。他死时,李世民非常悲痛,对自己的儿子说道:“世南于我犹为一体,拾遗补缺,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李世民对虞世南的这一评价,出自内心。虞世南过世几年之后,一夜,李世民梦见虞世南对自己直言相谏,就如生前一般。次日,李世民为此下命令道:我梦见了虞世南,想到他的种种好处,十分悲叹。应当做些功德,以表明我思念他的心情。可在他家设一场五百僧人的道场,再给他造一尊像。宋朝的大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记下此事时,感叹道:太宗之所以梦见虞世南,是因为君臣之间相处得十分真诚所致。君臣情义虽然至深,但只需抚恤虞世南的子孙,以示皇上的恩典也就可以了。斋僧、造像,难道应该这样做吗?至于将这道命令写下来,收藏在国史馆中,如此珍视,也只有唐太宗李世民才能这样做啊!

                                                                                    

 

虞世南半月不洗脸 <wbr> <wbr>唐太宗却夸其是“五绝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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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虞世南(558—638年),唐初书法家、文学家。字伯施,世居慈溪北乡鸣鹤场。虞氏在慈溪为世家,祖、父、叔、兄俱有重名。叔父虞寄,为陈朝中书郎,因无子,以世南继后,故字曰“伯施”。
    虞世南身体文弱,博闻强记。少年时与兄虞世基一起拜博学广识的顾野王为师。十余年勤学不倦,学到紧要处,累旬不盥栉。尤喜书法,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友善。智永精王羲之书法,虞世南在智永的精心传授下,妙得其体,圆融遒丽,外柔内刚,继承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传统。他与当时的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书法家,而虞世南又是四人中最优者。他写的《孔子庙堂碑》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赞赏。唐太宗非常喜爱虞世南的字,并经常临写。相传有一天,唐太宗书“戬”字,但戈字还没有写好,正好虞世南进见,即提笔补写了一个“戈”字。唐太宗将两人合写的“戬”字给魏征看,说:“朕学世南,尚近似否? ”魏征看后说:“戈字颇逼真。”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道:“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虞世南一生经历了南朝的陈、隋和初唐三个时代。陈文帝知世南博学,召为法曹参军。陈朝灭亡,与兄世基同入长安,做了隋朝秘书郎,后迁起居舍人。当时世基任内史侍郎,权倾当朝,荣华无比,妻子所用被服,尤胜王侯。虞世南虽与世基同住,仍以勤俭务本。隋灭后,李世民闻虞世南之名,引为秦府参军,又授宏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文翰,后来又担任著作郎。一次,唐太宗想在屏风上书写《列女传》,没有临本,虞世南在朝堂上一口气默写出来,不错一字,赢得朝中文士的钦佩。
    虞世南虽然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当政得失,直言敢谏。他多次讽劝唐太宗要勤于政事,并以古帝王为政得失,论证利弊。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陇右山崩,唐太宗问“天变”。世南以晋朝以来历次山崩为例,说:“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星何损于时。然愿隆下勿以功高古人以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唐太宗听后敛容反省。他一再劝阻唐太宗筑陵墓厚葬,使唐太宗有所收敛。他还严正劝阻唐太宗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这些都对当时的“贞观之治”起着积极的作用。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你们如果都象虞世南那样刚正忠烈,天下何忧不理。”
    虞世南年逾古稀后,屡次上表求退,不许,被封为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卒于长安,享年八十岁。唐太宗十分悲伤,痛哭流涕,说:“虞世南对我忠心一体,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我有小失必犯颜直谏,而今亡故,朝延上下,无复人矣!”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都尚书,谥文懿。太宗还命画图象挂在宫中凌烟阁。
    唐太宗曾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的书法代表作是正书碑刻《孔子庙堂碑》,还编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类书《北堂书钞》共一百六十卷,摘录了唐初能见到的各种古书。这些古书现在大多失传了,但《北堂书钞》为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重在贡献。他死后,将慈溪鸣鹤镇故宅改建定水寺,寺内有虞世南画像。他的子孙便迁居长安去了。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原碑立于唐贞观七年(633年)。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此碑笔法圆劲秀润,平实端庄,笔势舒展,用笔含蓄朴素,气息宁静浑穆,一派平和中正气象,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清杨宾《大瓢偶笔》)。据传此碑刻成之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未几火烬毁,武周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又毁。唐刻拓本今罕见。后唐拓本《孔子庙堂碑》流入日本,现藏日本东京三井文库。
  宋代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可见原拓本在北宋其珍贵。现存此碑的两种重刻本:一在陕西西安碑林,宋初王彦超刻,世称“陕本”,或“西庙堂本”;一在山东城武,元代刻,称“城武本”或“东庙堂本”。前者字较肥,后者较瘦。四庙堂碑,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时石断为三。断后初拓本二行“虞世”二字完好。明中期拓本末行“风水宣金石”几字完好。
  关于三井藏有唐拓本《孔子庙堂碑》,不能不提到三井高坚,本世纪初,日本三井财团中有名三井高坚(字宗坚,号听冰)者,好艺事,嗜鉴藏,因挟雄厚之资,委其好友、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仙郎)往中国,大肆搜罗中国金石碑刻,获取珍贵罕见的中国古代善本碑拓百余种,其中唐字孤本十数,宋拓则愈半百,皆秘藏于其听冰阁中,一时名播遐迩。然因其所藏深不露,与世隔绝达六十多年,故一般多仅闻盛名而鲜知其详,更无一饱眼福。直至近年,方移入财团法人性质的东京中野上高田的三井文库。人们通过文库定期的公开展示,方得稍窥一斑,其中包括久藏着的唐拓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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