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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的一天，黄裳托靳以写信给远方的张充和，请她写几个字做留念。 当年10月之后，变化很大，远在外地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字没有写成。一晃30多年过去，风风雨雨，说是一场春梦，不见得了无痕迹；说是一场噩梦，又怕过于伤情。靳以早就逝去。黄裳大概也忘记了这件小事。只有张充和揣着靳以的信和一个未了的愿，就这样度过了30多年。 1981年夏天，黄裳收到由卞之琳转寄来的一幅长卷，写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同时还附着张充和的短信：“奉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记此事。靳以四九年的信尚在，非了此愿不可······并请你书赐一幅，作为纪念。但不要等30多年就好······ 人生有多少个30多年？又有多少人能以30多年前的约定未了为念？更有多少人等得到30多年后的践约者来临？ 一幅字，并不那么重要。可是，30多年变幻不定之后，它仍能到达黄裳手中，那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面对急剧的世事变化，人不自觉的从无奈中学会了淡然，对人对事已失去了“托以终身”的承诺。一幅字，蕴藏着人类的光辉：情谊与信义，并非来自遥远的索求，而是来自人的内心。 许下一个诺言，就守它一生一世，30多年也无怨无悔，这是值得骄傲的事。 一幅长卷，虽不是文人的酬酢，却是一卷珍贵的人间情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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