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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圈子·段子之晚清席正甫：缔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作者：十二叔 作者简介： 十二叔，财经专家，文史作家，出版的作品有《圈子·段子Ⅲ：港澳富豪那些事儿》、《圈子·段子外传：好汉们崛起的秘密》、《圈子·段子之民国陈光甫：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等多部著作，自上市以来，获得强烈反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内容简介： 席正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在做跑街时，就促成了汇丰银行给清政府的巨额借款，开辟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新纪元，同时成为汇丰银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鸿章和左宗棠争相结交的座上宾，是盛宣怀和胡雪岩的“死党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斗，江苏洞庭席家金融帝国的缔造者…… 本书从席正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晚清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话题性。 书摘正文 第一章晚清大地上的金融掮客 晚清大地上，出现了一群以买办为职业的金融掮客。他们通晓洋文、精于商务，在东西方的贸易中左右逢源；他们不喜欢单打独斗，往往以地域、乡邻、姻亲为纽带，“组团”上场。“香山帮”“宁波帮”“徽州帮”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商帮，但论起在金融圈的影响力，还得看“钻天洞庭”中走出来的席氏家族。 第一节“钻天洞庭”中的东山大族 在江苏省苏州市有一座东山，又叫“洞庭东山”。这里因盛产绿茶“碧螺春”而名扬天下。此“洞庭”与闻名遐迩的洞庭湖并非一地。洞庭东山是一座江南古镇，位于苏州郊外的太湖流域。从地图上看，东山就像一艘巨舟泊于太湖，形成了一座美丽的丰岛，这里三面环水，湖光连天，是太湖风景区中一抹亮丽的所在。东山不大，却孕育出一个与晋商、徽商并驾齐驱的洞庭东山商帮，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当晋商、徽商已然沉寂的时候，洞庭东山商帮的家族传奇还在延续。洞庭东山商帮的核心，当属席氏家族，因为这是一个传承千年的世家大族。 从明代开始，洞庭东山的商人们便有了个非常威风的称呼，叫“钻天洞庭”。“钻天”是与“遍地徽商”相对而言的，言外之意是虽然徽商遍布天下，但是小小的东山乡却出现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商人团体。就连明代的小说家冯梦龙都没有忘记在他的《醒世恒言》中为洞庭人美言两句：“太湖中七十二峰，唯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冯梦龙提到的“善于货殖”的东山商人原型就是万历年间出现的商业奇才—席家的左源公和右源公，即席端樊、席端攀兄弟。他们哥俩年少时就开始学习经商，二人协力同心，将江南布帛售至四方，不到20年便积资巨万。从这以后，人们说起东山富商，便称“左右源席氏”。左源公、右源公的后代也经营店铺，他们还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或薄利多销，加速资金周转；或选择高质量货物，追求高额利润。这使得席氏家业兴隆。 左源公和右源公的父亲席洙曾经撰写过一本叫《居家杂仪》的书，对席氏子弟的影响可谓深远。他在书中详细阐述过东山席家以读书和经营并重的观念，比如“不去科举，即去商场；不能读书，就去经营”。应该就是这种“求富”与“求贵”理念的不断传承，才使得席家在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封建社会末期，得以超脱出政治之外，左右逢源，始终保持名门望族的地位不变。 追溯起洞庭东山席氏的历史，还真是说来话长。上面提到的明代的席洙父子并不算是席氏的始祖，按照席氏族谱的记载，唐朝的武卫上将军席温才是他们的始祖。这可不是凭空杜撰的，有诗为证：“千秋华表将军墓，翠柏苍松夕照馀。自是东山称大族，追源一脉溯唐初。”可见，只是因为黄巢起义，席温将军才在不得已之下，带着家人从关中出来，到洞庭东山避难，然后开枝散叶，成为东山席氏的“开山鼻祖”。 席氏子弟传承到明末清初的时候，与祖先席温曾经担任过的武卫上将军的赫赫勋衔已经相去甚远了，但是席氏子孙却闯出了另一条道路—靠灵活的经营手段，使得席氏成为洞庭商帮的主力军。 大多数人都知道，清初康熙帝六次南巡，有四次住在江宁曹氏家，但鲜有人知道这位“千古一帝”在南巡过程中唯一光临过的苏州民宅就是东山席氏的府第。康熙帝死后一百多年，席氏再次高度繁荣，以席正甫为首的席氏子弟把东山席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次，席氏的荣耀绵延了近百年，靠的不是武卫上将军席温的余荫，不是东山商帮的钻营，而是在中国金融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将席氏家族打造成了洞庭乃至江南第一金融世家。 在这里，我们就借席正甫的苏州老乡石韫玉的一句话来评说席氏昔日的辉煌吧。石韫玉不是无名之辈，他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科举考试的一甲第一名，也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状元郎。这位石状元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古代读书人的气节和固执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曾在自己的《独庐穴四稿》中对东山席氏做过一番评价：“群萃州处，蔚为望族，吴中世泽之久长，无有出其右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位清高的状元郎是不屑于刻意夸赞一个商业世家的，所以这番评价应该是中立、中肯的。 状元公预料不到，在他死后的第二年（1838年），席家会有一位金融界的天才横空出世。这位排行第二的席氏精英带领众多的席氏子弟乃至席氏的豪门姻亲们一起来到距离苏州不远的上海滩十里洋场中大显身手，在清末的金融舞台上唱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主角。 现如今，问起上海的席姓人的祖籍，大多也是来自苏州府的洞庭东山。席姓人在上海大部分都是经商的，从他们的明朝祖先因为经商而富甲一方中就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不过可能还是受到农耕社会传统思想的影响，席家人在积累了巨额资金之后，并不喜欢扩大再生产，而是将资金运回东山老家，在那里广置地产，强化宗族，使得席氏家族在东山的地位愈加稳固。 正是如此，当太平军与清政府在东山地区展开拉锯战的时候，席氏携带资产到上海租界避难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太平天国运动在东山乡遭遇了清廷的抵抗，这一偶发性的事件却促使东山席氏成为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代颇有影响力的金融世家—席正甫家族。 善于经商、敢于冒险的家族传统使得进入租界的席氏子弟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在华商和外商之间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第二节 22岁就敢开钱庄的席家二少 席正甫大名席素贵，号正甫，兄弟四个当中，他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大哥名席素煊，字嘏卿，号缙云。下有大弟名席素荣，号缙华；二弟名席素恒，号缙言。席正甫生于商业世家，本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才对。可是，他的父亲席元乐去世得比较早，偌大的家业缺少当家人的料理，家境逐渐就衰败下来。席正甫4岁丧母，13岁丧父，之后一直跟随继母沈氏和两个弟弟一起生活。虽然席正甫只念过几年私塾，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或者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但他在经商方面的天赋很快就显露了出来。等他长到19岁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战事绵延到了洞庭一带。席正甫告别继母，只扛着一卷铺盖就来到上海闯荡，希望能和大哥席素煊一样，自己养活自己。 席家二少勇闯上海滩 1857年，让我们记住这一年吧，正处于变革与转型中上海迎来了19岁的东山小伙子席正甫。此时，不管是上海还是席正甫，都没有预料到一座城市与一个人会产生如此密切的联系。若干年以后，席正甫在以上海为背景的金融舞台上亮相；而上海因为有了以席正甫为首的众多买办，国际化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逐渐取代了北京、天津、广州等传统的商业城市，成为全中国最为繁荣的黄金之地。几十年之后，席正甫在上海过世，丧礼的排场之大，成为上海滩市民们多年的话题。 想想也是，席家向上数代，有左源公和右源公精明的商业血脉相传，整个清朝中后期，席氏家族依然有人世代经商；横向来看，席家周边有东山其他商业家族做榜样，席正甫对经商一道可谓是耳濡目染。可以说，如今来到上海的席正甫并不欠缺经商的能力，他在等待一个可以发挥自己商业智慧的机会。 中国的大城市有不少，没有被太平军战火波及的地方也有不少，可是席正甫兄弟偏偏选择到上海发展，可以看出这几位商业世家子弟确实有着不凡的眼光和见识。他们兄弟几个认为上海经过开埠之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汇集之地，经济发展迅猛，赚钱的机会一定比别的城市要多。另外，上海与苏州老家相距不远，等将来自己拼出了一席之地，还可以把一家老小从东山乡下接到上海来。 席正甫先到舅舅沈二园的钱庄做了一名学徒。沈二园不是席正甫的亲舅舅，而是他继母沈氏的哥哥。但是席、沈两家同为东山大族，世代姻亲，关系一直处得不错。沈二园看着席正甫长大，一直很喜欢这个机灵的二外甥。老一辈的东山人对沈二园显然更为熟悉，因为他可以称得上第一个在上海滩站稳脚跟的东山人。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沈二园就来到上海经商。那时，席正甫还只是几岁的顽童呢。等到席正甫来到上海投靠舅舅的时候，沈二园已经成为上海商界颇有声誉的钱庄老板。 19世纪中叶，在上海开钱庄是一种风气，一种时髦。钱庄老板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思想解放的标志。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上海也有钱庄，但是那时的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兑换各地不同的货币，偶尔经营一些小额的存贷款业务，并非近代银行的前身。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刺激，上海逐渐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剧增给上海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这种变化，对钱庄来说，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发展机会。 全国各地的富户们云集于此，在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开起了更多的商号。只要做生意，就可能会遇到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这个时候，就是钱庄的机会了。他们趁机把期限稍长的存款放给那些急需资金的商号，从中获取存贷款之间的差价。中国商号逐渐增多并不能算是上海这个租界的特色，更多的外资洋行进入上海才是上海迅速繁荣的主要原因。 上海经济迅猛发展导致了货币供应的不足，市场上银根紧缩，通货不足的缺陷日益显著。中国缺少白银，但外商不缺。这时候，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鹰洋等外国货币一股脑地涌进上海的货币市场，但流通起来极为麻烦。谁来负责兑换这些不同的货币，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钱庄当仁不让，承担了这一光荣使命，所有的中外商号凡是想要做买卖、兑换货币的，都要经过钱庄。这个时期的上海钱庄，在赚取丰厚的利润之外，其经济地位和卓著的信誉也给中外商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清政府刚刚在洋人手里吃过多次败仗，被迫签订了不少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中外交易双方的地位肯定是不平等的。普通的中国商人并不信任洋行推销的所谓“物美价廉”的洋货，而洋商又不敢先交货后收款，双方都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中介作为中外贸易的纽带。这时，钱庄就顺势成为双方都认可的中介，参与到了进出口贸易之中。 这个中介在一开始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难得的是敢为人先的那份勇气。钱庄充当中介很简单，就是钱庄先开具庄票给华商，让其用庄票交付给洋商当作货款，提走货物；而洋商只需要在庄票到期之后向钱庄收取货款就行了。一般庄票的期限是5~20天，在这个时间段里，华商往往将货物出手，把钱款送了过来。钱庄经营风险并不大，却向华商和洋商都收取了相当高的手续费，简直就是一本万利。但是因为钱庄的信用可靠，交易双方对钱庄收取高额手续费的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自己的生意能做成就行。 洋行需要依靠钱庄的帮助来打开局面，这一点可以看作外国洋行对本土钱庄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可是随着洋行逐渐扎根于中国市场，其雄厚的资金储备优势日益显现，让钱庄不自觉地追随洋行的脚步。在外资洋行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即使有的钱庄不想被牵着鼻子走，也很难做到独善其身。因为钱庄开具的庄票需要得到外商的认可，需要外商使用才能产生价值。钱庄与洋行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机构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既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却又不得不绑在一起，并肩前行。 席正甫来到钱庄做学徒的时候，赶上的就是这么一个机会—钱庄业鼎盛发展，洋行急剧增多，中外贸易额逐年增加。凭着席正甫天生的商业嗅觉，他能学到的生意经比别人要扎实得多。席正甫做了三年学徒之后，对钱庄的所有业务已经烂熟于心，他决定结束学习的日子，自己也开一家钱庄，重振父亲生前的雄风，让席家再次辉煌起来。 如果是普通的小伙计，刚刚做了几年学徒就想自己开钱庄，那是痴人说梦。但是席正甫不一样，他是东山席家的二少爷，虽然家道中落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席家还有不少的地产可以变卖成现金，充当钱庄的流动资金。也亏得席正甫一向有主意，在家里很有发言权，当他把这个想法跟兄弟们一说，大家都不反对。于是22岁的席正甫动用了席家的部分家产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属于席家的钱庄。 有句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开钱庄也是这样，“店不在大，有人则灵”。别看席正甫的钱庄规模不大、知名度不高，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历史，但有了席正甫这个精明的老板坐镇，一切劣势都不再是劣势了。他知道存款的多少对一个钱庄的运转来说非常重要，不能仅仅指望用自己的本金来实现“钱生钱”的梦想。 席正甫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交际才能首次得到了全面的体现。他的人缘甚好，在上海滩做生意的苏州籍商人大都认识这位小同乡。有了乡亲这层关系在前，大家存款时当然会优先考虑把钱存入席正甫的钱庄。 除了认乡亲之外，席正甫敏锐地发现来上海的商户中，广东人至少占了半数以上。为了拉近与广东商人的距离，席正甫开始学说粤语。很快，广州商圈的人们也都认识了这位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的年轻老板，纷纷把钱存进了他的钱庄。粤语速成之后，席正甫对自己的语言天赋也颇为自信，开始悄悄地学起了英语。因为经营钱庄有着与洋行打交道的便利条件，席正甫的英语听说能力都进步神速。 现代成功学的大师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机遇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席正甫当年以钱庄老板的身份苦学粤语、英语，不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吗？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番准备将为自己日后踏入汇丰银行、成为上海滩第一买办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买办是个好职业 “买办”这份职业如同曾经的“皇帝”“太监”一样成为历史名词了，除了影视剧之外，在现实生活中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提到席正甫，“买办”两个字就是他最显著的标签。令他纵横上海滩、称雄金融界的身份就是这很有年代感的“买办”二字。 长期以来，“买办”都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买办资产阶级更被定性为旧中国的“三座大山”之一，可见人们对买办是没有好感可言的。然而，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买办不过是顺应历史、应运而生的一个职业罢了，无所谓落后还是先进。在那个动荡、变迁的特殊时期，买办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何况，当时社会对买办的态度与后来历史学家贴上的标签是截然不同的。 一百年前的人们对待买办的心态更多的是羡慕与嫉妒。买办因为其稀缺程度和高额的收入，在晚晴时期的社会地位比今天的“海归”、外企高管高了不知凡几。所以才有了“天津四大买办”“晚清四大买办”等这样风光的称号。 要了解买办，先要说说洋行。“洋行”是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的名称。1840年以前，中国内陆的老百姓并没有听说过洋行的存在，只在广州等沿海地区有一些英、美人开的代理行号，这些行号就是早期的洋行了。有了洋行，买办才有了生存的空间。 外国的商品想要卖到中国来，没有中国人打前战是很难做好的。毕竟中国都闭关锁国那么久了，没有这些“洋货”照样自给自足，想要打开中国市场，并非易事。外国商人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思索，他们终于意识到只有聘用中国商人为自己服务才能逐步渗透中国市场。这个时候，谁要是略通洋文，又懂点做生意的诀窍，想不成功都难了。这批人就是最早的买办，也是当时靠自己先富起来的实干型的社会精英。席正甫到达上海之后，显然是受到买办地位高、工资高的吸引，才萌生学好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念头。 到了1870年左右，买办在上海已经毫不稀奇了，只要有洋人的公司，就会有买办的身影。席正甫的舅舅沈二园就在1872年的时候，当上了新沙逊洋行的第一任买办。不过那个时候，沈二园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做买办只是顺水人情，一方面为新沙逊洋行在中国的贸易铺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替义子沈吉成将来进入洋行做铺垫，因为买办是可以子承父业的。席正甫也和舅舅一样遵循买办圈的传统，把自己汇丰银行买办的位子传给儿子席立功，后来儿子又传给了孙子席鹿笙，席家祖孙三代代理汇丰银行在华业务长达55年之久。 席正甫能在上海金融界占有一席之地，带领自己的家族走出东山、扎根上海，与他做了汇丰银行的买办大有关系。仔细推究起来，席正甫与汇丰银行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席正甫服务的银行不是大名鼎鼎的汇丰银行，也许后来发生的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与席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反之，如果汇丰银行没有遇上席正甫这个长袖善舞的买办，它们在中国的业务开展未必能这么顺利。一个买办能凭借个人能力，与一家庞大的金融机构互为利用，让其很长一段时间离不开自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到汇丰银行，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在香港，汇丰银行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直到现在，汇丰银行还掌握着港币的发行权，是香港三大钞票发行银行之一。在展开席正甫精彩的买办人生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汇丰银行150年前的在华状况。 汇丰银行虽然是英资银行，但它的主要业务区域一直在中国。1865年3月，汇丰银行总部在香港成立，成为第一家将总部设在香港的外资银行。同年，汇丰银行又分别在上海、伦敦和旧金山设立了分行。与席正甫息息相关的就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之后，由于上海分行的业务开展一度超过了香港的总行，汇丰银行更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1865年之前的香港就没有银行吗？那倒不是，像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都比汇丰入驻香港早，但这几家银行的总部都设在本国的重要城市，设在香港的不过是分行而已。可是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中外贸易中越来越重要，拥有一家本土银行也越来越有必要。 席正甫的东家—汇丰银行诞生记 有一个词语叫“应运而生”，汇丰银行的出现大致就是如此。它与上述其他外资银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在中国政治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下诞生的，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 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是清朝末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段多灾多难的岁月。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几千年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仅仅16年之后，也就是1856年，列强们看到了中国的通商口岸带来的好处，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欺压软弱的清政府，逼迫清廷答应增开多个沿海、沿江的城市作为新的通商口岸，为洋行进入提供更加广阔的交易空间。 香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英商们在华贸易额的急剧增加让他们意识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为他们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因为当时几家总行在伦敦、印度等地的外商银行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1864年7月，一位在印度孟买做生意的英国商人一次偶然的商业行为催生了汇丰银行的诞生。这位商人的计划很好，他打算创立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国皇家银行”，并且发行3万股股票。让香港诸多洋行不满意的是，他只打算向香港配售5000股，这个数额才是总股数的1/6。 与此同时，香港总督夏乔士·乔治·罗伯特·罗便臣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正打算把发展金融业作为其施政重心。在港督看来，如果有一家总行设在香港的银行，不仅可以继续扩展英国的对华贸易，还可以为香港建设码头、公用事业等，为香港殖民政府出更多力。当然了，有了银行，对自己的政绩也会有不小的正面影响。 当时不只是港督有这个考虑，所有对华贸易频繁的洋行也都迫切希望能有一家总行设在本土的银行，以便及时提供信贷业务。 巧合的是，当时汇丰银行的主要发起人托马斯·苏石兰刚好迷上了与银行相关的知识，他想若有机会的话，自己会实践一番，看看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是否真的那么美妙。一次，当他乘船由英国返回香港的时候，热心的船长告诉他有一位孟买商人与他的想法一样，对方也有开银行的打算。只不过在孟买商人的计划中，“中国皇家银行”的股本有2/3以上在孟买认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让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参与其中。托马斯·苏石兰十分认同这位素未谋面的“知己”开银行的计划，但他很不满意对方只给香港极少数的股本。既然那个潜在的对手还在孟买，那么香港的地盘还是自己捷足先登吧。 于是，托马斯·苏石兰在最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一份计划书，还聘请了香港当时最优秀的律师，请律师带着自己的计划书走遍了当时香港几乎所有的洋行，找那些大老板们签字，成立一个资本500万港元的临时委员会。 当时，除了老牌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之外，香港所有有名望的商人都在计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托马斯·苏石兰筹建银行的计划。有了众人的签名在手，托马斯·苏石兰和港督夏乔士·乔治·罗伯特·罗便臣好整以暇，信心满满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孟买商人。 果然，没过几天，“中国皇家银行”的特使—一位名叫诺尔·波特的人来了。他肩负着极为神圣的使命，希望能在香港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可他没有想到的是，绝大多数的洋行都已经接到了托马斯·苏石兰伸出的橄榄枝，对自己所谓的“中国皇家银行”没有丝毫的兴趣了。诺尔·波特在香港碰了一鼻子灰，失望地回到了孟买。 1865年7月28日，香港的市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由铁行轮船公司的监事托玛斯·苏石兰和宝顺洋行牵头，宣布成立一间由香港拥有的银行，并且已经得到众多洋行的支持。报纸上所说的这家银行，就是后来的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总部成立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第一家分行开到了上海。因为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已经正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外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城市。尤其是1860年到1864年，上海的经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事钱庄、银行、洋行和地产行业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回馈，挣的钱多得令旁人眼热。 席正甫的“天赐良机” 随着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正式对外营业，席正甫及整个席氏家族的命运悄然发生了改变。这要从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说起。王槐山与沈二园同在上海做买办，接触的机会较多，两人逐渐熟识起来。随着交往的加深，沈二园得知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汇丰银行买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原来，王槐山因为不懂洋文，导致工作诸多不便。他托付沈二园为他物色一位聪明、机灵且懂洋文的助手。这才给了席正甫一个走进汇丰银行的机会，更有了后来席氏家族驰骋上海金融界长达半个世纪的神话。 那是1866年，沈二园受到王槐山的嘱托时，第一时间就想到这是一份肥差，应该留给自家人才对。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沈二园把这份肥差留给了自己最喜欢的外甥席正甫。那一年，席正甫28岁，正在经营自己的钱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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