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印刷术的诞生、发展、应用与影响

(油印网：pookz.)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更新，人类的享受与需求。印刷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长久性的、广泛传播视觉信息的技术手段，使用印墨或着色涂料通过印刷机械设备，在纸张或其他接受表面上重复地再现各种黑白或彩色的图象和文字。现在的印刷产品有报纸、期刊、书籍、图片、画册、地图、招贴、表格票据、有价证券、包装材料和各种日用印刷品等。印刷依据其印版特点通常分为凸版、凹版、平版、孔版等几大类。凸版印刷所用印版的图文部分隆起，其中又包括雕版、活字版、铅版、铜锌版、感光树脂版及柔性版印刷等。凹版印刷印版的图文部分凹下，又分为雕刻凹印、照相凹印和电子刻版凹印。平版印刷印版的图文部分和非图文部分基本处于同一平面，现代通常指胶印，实际上早期的石印（现已基本淘汰）及珂罗版（现作为独特工艺保存）也属平印范畴。孔版印刷主要是丝网印刷，即以丝网制成图文部分能透过油墨而非图文部分不透油墨的印版进行印刷。誊写版油印也属孔版印刷。印刷还有其他的分类法，如依据其应用领域分类。在当代中国，一般分为新闻印刷、出版印刷（包括书籍、杂志）、包装装潢印刷、证券印刷、文化用品印刷及零件印刷。

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是在欧洲手工业和商业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并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工业化同步迅速发展起来。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应用，印刷术自身也发生了重大的改革，印刷机设备的改进和动力的改换（由人力而蒸汽动力而电力），每一次都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使出版的规模日益扩大，品质日益精良。

第一节 近代各类印刷术

一、凸版（主要是铅活字）印刷术

西方近代印刷术以德国人谷登堡（J.Gutenberg）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为标志。谷登堡1438年至1450年间开始研制金属活字，于1455年印出了著名的《四十二行圣经》。他的发明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铸造活字的铅合金、木制印刷机、印刷油墨和一整套印刷工艺。他印制的其他印本图书还有：《圣经 诗篇》（1457）、《三十六行圣经》（1460年前）、《万灵药》（1460）等。谷登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是不同于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全新意义上的印刷术。它为出版业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在铅活字发明前，手抄图书只有几万册，而1450至1500年间，只经过50年，欧洲印版书已达3.5万种，数量猛增到900万册。随着印刷业的日益发达，全世界第一批近代报刊也终于在16、17世纪发韧于欧洲。日本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汤浅光朝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作为人类解放思想的武器，与火药的爆炸力相比，其强烈影响之所及是更大的。中世纪学术被僧侣阶级垄断，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科学堕落为巫术，技术被禁闭在行会的小圈子里，这些都于缺乏保存和传递知识的工具有关。在使世界理性的生命力变得旺盛并使其水准显著提高方面，印刷术的文化史价值是必须给予极高评价的。”

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人口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实行新教育制度，使受教育人数迅速增加，市民文化程度和阅读兴趣的提高，造成对出版物，特别是定期出版物——报纸、期刊需求的上涨。报刊在政治斗争、表达舆论、普及知识和商业广告方面的功能日益为社会所重视。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成为近代印刷术持续进步的推动力。以1830年美国费城出版的《一分钱报》为开端、后欧美的廉价大众化报纸“便士报”的风行，其重要的一个条件正是印刷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力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直到20世纪中期，铅活字印刷术始终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印刷方式。

二、其他形式的印刷

平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来源于石版印刷，是捷裔德国人塞内菲尔德（A.Senefelder）于1798年发明。后因石版笨重昂贵，改用表面经过研磨的锌、铝薄金属平版。美国的鲁贝尔（W.Rubel）于1904—1905年发明了经过胶皮布转印到被印物体表面的间接印刷方法，中国称为胶版印刷。由于它制版方便，装版省时，印刷速度快，质量好，使用于各种图片、书刊和彩色包装材料，从20世纪中叶起，已逐步取代了凸版印刷，在各种印刷方式中产值最高，使用最广。

凹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有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的区别。雕刻凹版主要就是雕刻铜版，系意大利人腓纳求赖（M.Finiguerra）于1452年发明。19世纪后开始用于印刷有价证券。1852年英国人塔尔博特（W.H.F.Talbot）发明了照相凹版，1894年捷克人克利奇（K.Krici）发明了轮转凹版印刷，中国俗称影写版，适于大量生产单色、彩色图片和画报，同时也是一种包装材料的重要印刷方法。

孔版印刷术——1907年英国人西蒙（S.Simon)取得了丝网印刷的专利。丝网印刷不同于平、凸、凹印，它是将油墨放入网框内，经柔性刮墨刀加压刮动，使印墨从印版上的通孔部分漏印在承印物上，制成印刷品。丝网印刷制版成本低，印墨能牢固地附着在任何形状的被印物表面，因此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的印刷线路版、广告、铭牌和各种包装材料的生产上。美国发明家爱迪生首创的誊写版印刷，后经日本人崛井新治郎的改进，于1913年取得滚筒油印机的专利，成为沿用至今的腊纸油印术。利用打字机也可以打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机印刷。笔誊写版和打字孔版在印刷中虽被视为低级，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应用非常广泛，尤其是用于内部印刷或非正式印刷。

第二节 近代印刷术在中国的应用

中国是亚洲第一大国，它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直接而持久，但近代却落伍了。于是文化和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反过来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各种先进的近代印刷术进入中国后，代替了以雕版为主的古代印刷术，使中国的印刷出版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铅活字印刷

早在16世纪，铅印术就传入中国的澳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强行占租澳门。万历十八年（1590年），耶稣会士用拉丁文出版了《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一书，这是在中国使用欧洲铅活字印刷的第一本书。但当时尚无人探索中文铅活字的制作，所以近代铅印术没有很快传入内陆。

19世纪初，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兴起研究制造中文铅活字的热潮。其中西方传教士起了特殊的作用。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奉伦敦布道会之命，于1807年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也有人译作《华英字典》）。这部字典共3大部分6大卷，近5000页，读者对象主要是来华的外国人。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这项工作由传教士汤姆斯（P.Thoms）负责。那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中文书名是草书体，初号字，正文是仿宋体，依情况分为2号、3号、4号字。据估计，刻制的中文铅活字有10万枚左右。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汤姆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完成的，正是有来自澳门和广州的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W.Milne）奉马礼逊着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即是用雕版刷印。

当时制造中文铅活字，除用手工在铅坯上一个个刻制外，还采用雕刻木版翻铸铅版再锯成单个活字的方法。最后过渡到先制作汉字字模再铸造活字。1833年，英国传教士戴约尔（S.Dyer）开始试制中文字模。他曾在1833年《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5月创刊于广州，英文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为中文活字的特点、中文金属活字的必要性、以往试制中文金属活字的弊端、改进金属活字的建议、采用雕刻钢字压模的方法等共五部分。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戴约尔未待全部字模完成便在香港去世，留下了1845个大字模和部分小字模。后美国人柯尔（R.Cole）继续他未竞的工作，于1851年完成了大小与4号字相等的全套小字字模，共4700个，不仅可排印教会书，又可用于一般中文书报排印。因这套字制成于香港，故称为“香港字”，风行大陆和海外10余年。对中文铅活字改进贡献最大者当属美国人姜别利（W.Gamble）。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开设华花圣经书房，1845年迁到宁波，改名美华书馆，后又迁至上海。姜别利于1858年到上海美华书馆，1859年便首创了中文电镀字模的新方法，浇制出的铅字不但字迹清楚，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方法一直延用到本世纪30年代。他还改进了中文铅字规格，按照点数标准将中文铅字定为大小7 种，解决了中英文混排的问题。他还根据用字频度将汉字分为常用、备用、罕用3类，依照《康熙字典》部首次序，于1860年制成元宝式排字架，成为此后百余年的中文字架的雏形。这些改进大大推动了铅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普及。

在铅印方面，日本对中国也产生了不少影响。如在汉字铅活字字体方面，被称为“日本活版印刷之父”的本木昌造（1824—1875）做出过独特贡献。由于日文中有大量汉字，所以他和弟子平野富二在对汉字字体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后，研制出了汉字铅活字字体宋体，大小共7种字型，当时称为“明朝字”（又称“筑地体”，因平野富二在东京筑地的活版所得名），反销中国。又如，纸型的使用在铅活字印刷术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技术是法国人谢罗于1829年发明的。日本的一些报纸于1876年开始使用纸型。后来日本人在上海开设修文印书局，从事铅印，其版多用纸型。至1900年，商务印书馆购进修文书馆，才开始用纸型。

欧洲最初传入中国的凸版印刷机是平压印刷机，由于完全靠人力操作，效率甚低，每天印数不过数百张。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已经有了发行数量相当大的出版社（商）发行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多采用铅印技术，但印刷设备却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仿制欧洲的轮转机输入中国，因价格低廉，多为当时新闻出版业采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俗称“大英机”）进入中国，每小时可印1000张，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1889年由美国人R.Michle发明，故俗称“米利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1865年由W.Bullock发明），每小时可印8000张。上海时报馆在1925年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成为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的代表。印刷机械作为民族工业的出现，则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

纸张和油墨是印刷的重要组成部分。1798年，法国人路易·罗伯尔发明造纸机后，欧美各国逐渐由手工造纸发展为机械造纸。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造纸业开始落后，采用手工操作的作坊生产方式未见改变。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对纸张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均有变化，既要求纸张的拉力和韧性能适应机器高速运转，又要对油墨印刷有良好的适性。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的机器造纸工厂终于诞生。1882年，上海机器造纸局创办，1884年正式投产。同年，广东宏远堂造纸公司筹建，1890年正式投产。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机器造纸行业仅有此两家。它们的诞生都早于中国机器纺织业。中国古代印刷术使用的是水性墨汁。谷登堡在发明铅活字印刷术的同时，使用了用油性连结料与颜料制成的呈色材料。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时至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但国产纸张和油墨的生产，始终占很小的比重，每年都要化大量的白银、钱款购买洋纸和油墨。这一点令当时的有志之士异常痛心疾首。

二、其他形式的印刷

平版印刷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对于近代大量书籍以及画报等出版物的印刷具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石印术的采用也是由西方传教士的传入。如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北上进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光绪二年（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1884年我国近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史料价值的最著名的石印画报《点石斋画报》问世。但由于当时尚无彩色石印，这一画报及当时的《飞影阁画报》等均系单色（黑色）石印。1904年，文明书局始办彩色石印，雇佣日本技师，教授学生，始有浓淡色版。此后，商务印书馆也曾聘请日本彩色石印技师数人来华从事彩印。光绪末年到辛亥革命前后，石印书籍出版了数千种。民国初年，尚无胶印设备的地方，甚至以彩色石印方法印制地方银行的纸币。此外，彩色石印还用于地图、香烟包装、年画及织物等。胶版印刷兴起后，墨色石印、彩色石印业趋于衰落。我国很早就引进了胶印设备。1911年，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购进小型胶印机。1915年，商务印书馆购置对开胶印机。1918年，中华书局购置全张胶印机。胶印虽然逐步代替了石印，就全国而言，直至50年代，仍是二者并存的局面。主要原因是胶印机价格高，原材料等依靠进口，制版成本高，印价贵，在当时一般要求不高的彩印品，仍以石印合算，故不同的产品用不同的印刷方法。

凹版印刷在雕刻凹版方面，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就聘外国传教士来华雕刻铜凹版画，并指导中国人试刻试印，但活动仅限于宫中，未得流传，且短时即中断。中国的王肇 在日本游学时，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知有雕刻铜版法，经详加考究，于次年写成《铜刻小记》，详细记载了有关技法。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直到1905年商务印书馆聘用日本技师的传授，雕刻铜版在中国才稍见发达。各国都极为重视有价证券凹版印刷。1905年，清政府度支部派员到日本学习雕刻凹版印钞技术。1908年，成立了度支部印刷局，后长期称财政部印刷局（即今天北京印钞厂前身），使用美国的印刷设备印制纸币。民国期间，除官办印钞厂外，一些印刷机构也置备过凹版设备，承印国家和地方银行的钞票。社会化的凹印照相凹版（中国俗称“影写版”）使用面则十分广泛。其层次细腻丰富、耐印率高，适于印刷大印量的画报、画页、包装材料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6年，英国人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纸《诚报》，附有在欧洲用影写版印刷的欧洲战事画报，印刷甚精美，启发国人引进影写版技术的兴趣。20年代后，一些出版机构和印刷公司陆续进口了成套影写版制版印刷设备。最先用影写版印刷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插图，而正式用以印刷画报的，则是1930年3月的《良友》画报第45期。1935年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的封面是上海时代图书出版发行公司用影写版印刷的，其中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游行的画面酷似原照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孔版印刷誊写版印刷由日本传入，方法简便且价格低廉。自光绪末年以来，风行了几十年。讲义、传单、招贴等广泛使用且不必说，铁笔蜡纸油印的书籍和报纸也数不胜数。尤其在中国人民革命的艰苦年代，这一手段在宣传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铅活字印刷对中国印刷出版业的影响

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术传入中国并不断推广，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使复制技术从手工生产进入了机械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书刊排印速度，增加了书刊的产量，降低了印刷成本，使书刊由少数官吏、士绅手中的专利品成为广大民众的读物，并使书刊内容扩大到学术、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知识信息得以大规模的交流，使人类许多先进的新思想、新学说得以突破国界传入中国，使中西两大文明长期相互隔绝的封闭状态得以结束，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铅活字印刷术还引发了中国书刊的形式乃至编辑思想、工作方法、组织形式、经营方式、人员构成等一系列重大变化。

中国古代报纸历史悠久，通常认为唐“开元杂报”（公元713—741年）是最早的报纸。发展到清末，已有木活字排印的《京报》，用竹纸或毛太纸印刷，日出7、8页至10数页一小册，无中缝及书边，内容首为宫门钞、次为上谕、再次为奏折，无新闻标题，均为报房每日抄自内阁。中国古代报刊是封建社会内部高度发达的产物，与近现代概念的报刊完全不同。不仅在内容和传播范围上，即使在形态上，也有着显著区别。铅活字印刷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所驱动的，它一经传入中国，就成为传播经济信息、西方的基督教义、民主主义思想和政经制度、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成为开发民智的重要工具。近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输入，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出现。中国近代第一批中文报刊是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在广州创办）等。他们为了扩大在华的宣传和出版中文书报的需要，积极地将铅活字印刷术引入中国。1828年由英华书院印刷所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月刊，据现有资料，是最早用中文铅活字排印的杂志。该刊内容即包括中外新闻、宗教、历史、科学等。又如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铅印刊物，是香港英华书院印字局在1853年3月创办的《遐迩贯珍》（月刊），内容包括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政治、商业、教育、新闻等。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最早拥有铅印设备的近代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近代中文报刊。其中著名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建立的墨海书馆、美国传教士建立的美华书馆等。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广学会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据统计，在其管理和经营下，每年出版新书与重版旧书，平均100种左右，同时还出版了多份报刊，包括中国近代报刊史上著名的《万国公报》。

在西方近代印刷术的影响下，中国出版物的外在形式开始了一系列变化，如开本和版式的变化。开本指书刊幅面的大小，现代印刷中常用平版全张纸平均开成多少页，即称多少开。中国古代采用手工造纸，印刷时亦无固定标准，书籍开本自然大小不一，又因古代刻版字体小不易刊刻，故以大开本为主。铅、石印近代印刷术传入后，虽然开本一时不可能统一，可谓大、小并存，但由大趋小却越来越明显，最后终于与“国际接轨”，形成了统一的开本。版式指出版物的版面格式，包括标题、题眉、正文、图片、装饰线、页码等等构成的实体，以及实体与空白之间的比例关系。中国古代雕版书籍的版式为：四周有栏线，有单、双栏之分，栏内有行格，采用单面印刷，中缝折叠处有版口、版心及上下鱼尾等。采用竖排，自右向左排列，整个形式与西方图书的自左向右横排、无栏线、双面印截然不同。经过相当时间的冲撞与融合，亦终于与“国际接轨”，并包括了现代标点、人与地名标识符、页码编制等现代出版物的全部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的出版业长期是家族办、官厅办，其性质是非商业性的，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非经常性的。虽然民间出现有商业性的刻书业，甚至一段时间内还相当兴旺，但基本上都属于家庭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只有当现代概念的出版社建立后，才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等体制和经营方式，也才开始在中国出版业中出现，并逐渐发展。1897年2月，康梁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就采用股东制。中国人办报刊采用股东制，此为第一家。1898年3月，湖南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日报《湘报》，也设立董事会并制定章程，并规定盈利六成归报社，四成作为奖金。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创刊后不久，就改为股份制，共6股，梁占2股。尽管这些都还是带有过渡性质，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开始在中国出版业中发展，同时竞争也开始出现。

经营方式的改变自然会引起出版物流通形式的变化。中国古代图书的流通，长期处于手抄传阅、馈赠亲友子弟、为先贤先人立传立说的范围。民间书市虽然出现较早，但属于集市性和小商贩经营方式，后来尽管发展为一定规模的销售业，但在整个出版业中未形成主体。只有当近代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才促进了中国出版业在销售方面的改革，即按照客观的规律，必须依靠商业性的销售，于是，一整套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盛行的销售制度、促销办法、折扣规定、包括商业性的广告等，逐步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形成。

中国的古代图书出版，尚未形成编、校、印、发等人员齐全的独立行业。当近代印刷术引入中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形成了一个社会行业，行业内部也形成了完备的社会分工。如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00年成立的文通书局、1902年成立的文明书局、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1916年成立的大东书局、1917年成立的世界书局等，标志着这一质变的完成。

第四节 现代期刊的成型看传播科技与文化传统

从第一、二章中，可以看到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在传播手段方面的领先位置到落后位置转变的严峻事实。中华文化直到明代还是世界上的先进文化，但是在西方工业化以后，相形见绌，无法较量。对抗失败之后，中国被逼采取“学夷技以制夷”的策略。开放门户，法师西洋。西方文化后来居上，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民主革命等剧烈的变革之后，科学代替玄学，民主代替君主，发展成以科技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大大超过了西亚（以两河为中心）文化、南亚（以印度为中心）文化和东亚（以中国为中心）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文化。以科技为中心的现代文化是开放性的。它表现出极强的辐射力和穿透力。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便是证明，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技术以新代旧是毫不留情的，而且西方文化必然搭载先进的传播手段同时进入。西方文化正是仰仗这一技术优势，才得以在全世界迅速传播。

在这里强调传播科技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说传播科技决定一切。因为传播科技的发展也受到社会机制、文化传统的制约。如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技术历来轻视，印刷史专家、留美博士钱存训以雕版印刷为例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印刷术的轻视，有关雕版的技术、工具、印刷程序和印刷数量等等的记录，在中国文献中几乎连片言只语都没有留存，一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稍有透露，倒是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著述可见一二。这和文人所重视的纸、墨、笔、砚等文房用具相比，其记载的丰瘠和详简，真有天渊之别。”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中，中国在传播科技领域由先进转而落后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列举一个中国学者尚未给予充分注意和足够研究、而由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指出的事实：中国近代杂志洋装本的开端来源于留日学生的刊物《译书汇编》。他指出，在进入20世纪之前，中国的书报刊的印刷虽然已使用新式铅活字，但始终采取单面印刷、对折装订的传统线装形式。即使是西方教会所办刊物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对未开化的中国直接输入文明可能欲速则不达，所以尽可能地在形式上保留中国人的传统。连新式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也不例外。1900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种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创办人为杜亚泉）在上海发刊，化学符号都在其中出现了，但单面印刷和对折装订的旧形式却依然未变。同年8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了《东语正规》，这本学习日语的入门书首次用洋纸两面印刷，且用洋式装订，因此被实藤惠秀特别看重，称它“在形式（印刷、制本）上，也是划时代的作品”同年12月6日，留日学生从事翻译活动的重要刊物《译书汇编》在东京创刊,成为洋装本的第一种杂志。实藤惠秀注意到，19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维新派在日本办了不少报刊，包括梁启超1896年主编的《时务报》、1989年主编的《清议报》，都未采用新本，直到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时，才改用洋装本。因而他指出：“被称为‘中国新闻事业始祖’的梁起超，即使曾声言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态度来追求时尚，尚且不能首先由他自己开始改旧装为洋装，而在他逃亡日本三年之后，才从留学生杂志得到启发，开始踏进洋装本的境域，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日后回顾起来，才知道这虽然是不大的改革，但在当时情况下，也不是容易的事。”以《汇书译编》为开端，在日本的中文刊物洋装本迅速发展起来，并波及到彼岸中国。在中国，旧装本和洋装本在经过一段并存的局面后，到1904年3月11日第一本洋装本杂志《东方杂志》创刊，才表明洋装本在中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留日学生不仅带来了两面印刷、洋装的技术，同时将日本书后的版权页格式在20世纪初也带到了国内。这一实例，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守旧的因素所起的负面作用。反观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形成了刺激科技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机制，因此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科技领域绝大部分的重要发明都产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落后守旧因素力量之大，甚至可以使人无意识地、不自觉地受其制约。如对中国出版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1932年发表过一篇文章 《六十年来中国出版业与印刷业》，文内对西方近代印刷术的进步感慨万千，对中国的印刷业的落后痛心疾首，有意思的是他将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比喻为“外孙回外婆家”。他写道：“约80年前，教会为印刷新旧约等书，用西洋制铜模铅字方法，制成汉字的铜模，是为外孙回外婆家之开始。”“另一个外孙往游日本，彼国维新时候（改进字模），铜模一为筑地式（筑地活版所制），一为秀英式（秀英舍制），筑地式约于40年前，传入我国。现在我国通行者，大概是就筑地式改良的。”显然，费先生在这里没有以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的新技术，表现出无奈又不甘心的心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确实应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其中落后守旧的东西抛弃。1935年，鲁迅在《论毛笔之类》一文中写道：“前几天看见一篇关于笔墨的文章，中学生之流，很受了一顿训斥，说他们十分之九，是用钢笔和墨水的，这就使中国的笔墨没有出路。”“不过我想，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鲁迅对当时那些反对用钢笔写字的国粹派进言：“与其劝人莫用墨水和钢笔，倒不如自己来创造墨水和钢笔，但必须造得好，切莫挂羊头卖狗肉”。（《鲁迅全集》第六卷393页）

第五节 马克思对印刷术的高度评价是针对何者而言

对华夏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播研究和宣传介绍，应从历史发展的辩证角度正确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但我们往往在最起码的常识方面犯有错误。最典型的例子是，当谈到中国古代印刷术发明的意义时，便一定要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427页）

中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从世界印刷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古代印刷术的范畴，其具体手段是唐代初期（公元7 世纪）发明的雕版印刷和北宋时期（公元11世纪）毕 发明的泥活字印刷（以后又有木活字等方式）。德国人谷登堡于15世纪中期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是西方近代印刷术诞生的标志，亦成为世界印刷史上新的里程碑。

从世界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看，欧洲的文艺复兴使中世纪封建制度瓦解，促进了近代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技术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于是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评价是针对以铅活字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印刷术而言的。因为文中说得很明确，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固然火药的发明故乡也是中国，但这里的火药已是西方近代社会工业化生产的黄色火药,开始大规模用于工程和军事，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能用洋枪洋炮去征服全世界，并以此打开火药发明国度中国的大门；固然指南针的发明故乡也是中国，但西方近代发明的是用于航海的罗盘，即真正意义上的指南针，而不是中国古代的司南和指南车。同样，西方近代印刷术已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印刷术，它的诞生立刻为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并以此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西方近代印刷术的巨大作用，同样也引起了恩格斯的关注。他曾在1840年将西班牙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曼努埃尔·赛·金塔纳于1803年发表的诗作《咏印刷术的发明》译为德文，后恩格斯的译文和西班牙原文同时载于《谷登堡纪念册》。诗中写道：“如果没有你啊，时间也会吞噬自身，永远葬身于忘却之坟。但是你终于降临，思想冲破了藩篱，在它的襁褓时代就长久地限制着它的藩篱，终于展翅飞向遥远的世界，在那里，正进行着郑重的对话，这就是过去和未来。”“无谓的劳动者啊，你写写抄抄，赋予思想以生命，这真是白白操劳！因为思想必逝：模糊的帷幕、忘却的阴影已把它笼罩！什么样的器皿能容纳大洋的汹涌的波涛？禁锢在独卷手抄书内的思想，无法传扬到四面八方！还缺少什么？飞翔的本事？大自然按照一个模型，创造出无数不朽的生命，跟它学吧！我的发明！让真理之声四处传扬，千千万万回声在山谷震荡，鼓着灵感的双翼，青云直上！”（马恩全集第41卷第41～50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印刷术的高度评价和关注是特指以古登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印刷术，而不是指中国古代印刷术。但是在中国大陆的书籍中、报刊文章中、展览的说明中，一提到中国古代印刷术便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语录，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其印刷精美的说明书中写到：“中国先后发明了造纸术、雕版及活字印刷术、指南针、黑色火药。这四大发明通过各种渠道传向世界，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马克思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印刷术是‘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又说：火药、罗盘、印刷术‘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足以引起中国人的自豪，同时也是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题材之一，但是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准确地加以加以评价和介绍，用马克思评价西方近代印刷术作用的语录来说明中国古代印刷术的作用非常不妥，因为所指对象完全不同，尽管西方印刷术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影响。

必须认同，中国古代印刷术与西方近代印刷术作用的差异。在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和知识普及方面，尽管有程度上的差别，但二者的作用基本相同。然而对社会、思想上的变革和印刷术本身的发展方面，东西方印刷术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则不可同日而语。一般说来，从16世纪开始，西方近代印刷技术逐渐改良，产量急剧增加，因此形成了庞大的出版工业，在思想和社会上发生了强烈而根本的变革。印刷术鼓励了各地方言和文学的兴起，成为促进许多新兴国家建立的一个主要动力。至于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其他国家，印刷术的使用在社会上和思想上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变化，反而促进了文字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成为维护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印刷技术在长时期内继续传统作业，虽有一些进步和改良，但始终停滞在手工业阶段，没有再向前发展。中国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但其技术与应用却不是走在最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