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自供杀人：拿俘虏给士兵试胆
日本战犯侵华期间，随意杀人，公然违背国际准则的现象随处可见。
如日本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铃木启久自供：
1941年11月，在河北枣强攻击八路军，“杀害了10人，并烧毁约有600户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100名中国农民”。
铃木启久最后自陈说，“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
又如日本陆军中将，第43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自供：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为了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刺杀比枪杀有效果’”。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俘虏”9名。
日本战犯在自供中描述了杀人手段，战犯长岛勤（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说：
“每次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爆杀、烧杀、绞杀、瓦斯杀等的极其残忍的虐杀手段，又常常杀害俘虏”。
除杀人取乐外，日本战犯还因其他原因随意杀人，如战犯鹈野晋太郎自供说：
1944年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对“逮捕送来的抗日军情报员嫌疑者1名（40岁左右）”，“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长用上大挂的方法进行刑讯，他两臂第一关节的皮肤破裂后下垂”，“从禁闭室把他拖出来，经军医近藤大尉检查的结果，他说‘治晚啦’，我说‘太麻烦啦，你把他杀了吧’，而委托给他。于是近藤用注射器向肘关节内侧静脉打了两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气将他杀害。”
杀人对日本战犯来说司空见惯，更有甚者一人便犯下了所有类型的杀戮罪行，战犯菊地修一自供说：
“1938年7月下旬—1945年9月3日的罪恶总结如下：杀人总计292件，1122名。其中平时845名；战时277名。“杀人手段：……斩杀7件、10名；打死2件、3名；活人解剖4件、4名；……摔死3件、5名；拷打后死亡1件、1名；活埋1件2名；使用瓦斯后射杀和突刺1件、1名；使用细菌2件、33名”。
日本战犯自述：一个人便强奸39名妇女
日本战犯侵华期间，强奸妇女的行为司空见惯，在这些战犯的自供中，多数人都犯有强奸罪行。
如战犯菊地修一自供说：
1941年9月上旬，“在偏关城内宪兵队，由特务工作队领来妇女3名，叫她们在筵席上斟酒后，23时我在宪兵队把22岁左右的妇女强奸了，并纵容部下军官2名强奸其它妇女2名”。
菊地修一不但随意强奸妇女，还反复强奸同一妇女，据他自供说：
（1942年）5月上旬，“叫翻译把从大同市来神池城1名19岁中国女性带到神池城内翻译家里强奸了，以后又强奸该女性3次”。侵华期间，仅菊地修一一人便“个人强奸39名”。
除了单个强奸案例外，日本战犯还供述常常进行轮奸。战犯住冈义一自述说：
1942年3月下旬，“把拘留着的八路军女工作员（25岁左右）强奸后又由县警备队的士兵轮奸”。
强奸妇女，日本战犯通常部分场合，不分年龄，如战犯神野久吉自供说：
1942年9月13日，“在平鲁县二墩南方2公里半的某村，对一位35岁左右的农民妇女”，“在她的家屋内将她强奸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战犯毫无人性，对照看病人的妇女同样不留情，神野久吉在自供中说：
1945年6月7日，在广灵县南土岭村，“有一位25岁左右的农民妇女在看护着她丈夫的病，又有一位28岁左右的农民妇女给她在一起，在厕所的一角同时将其强奸了”。
除自己进行强奸罪行外，日本战犯常常鼓励部下或者命令部下进行强奸罪行，战犯住冈义一自供说：
1942年2月中旬，在太谷县新庄村后山的山洞中捉来村民4名，“我将其中二十二、三岁的妇女在我的房中将其强奸了，另外的约27岁的妇女，由部下二、三名轮奸”。
日本战犯通常不放过任何女性，住冈义一在自供中说：
1942年6月，在彰德县水冶镇大街宿营，“我将一家中20岁左右的姑娘强奸了，此后又叫部下强奸了其母亲”。
不忍直视的活体实验：割咽喉防止出声
日本战犯侵华期间，除了肆意杀人和强奸妇女外，最违背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罪行是施放毒气和进行活体实验，这类罪行在日本战犯的自供中十分常见。
如战犯铃木启久（日本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自供：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
又如战犯住冈义一自供：
1942年2月下旬，“掩护大队本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10名，撒布伤寒菌和霍乱菌。”“此间我的小队与中队一齐，在和顺县龙门村、官池堂、阳乐庄其他二、三个村庄（村名不详）占领要点，对医务室的人员在民房中，向碗、筷、菜刀、面杖、面板、桌子等食器类上涂抹细菌，又向盛饮水用的水缸中投细菌，或向村中的井中、及附近的河中投入细菌的行动进行掩护”。
除了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外，日军还在东北、山西等地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战犯榊原秀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自供说：
1945年4月，在黑龙江省安达县，“我是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4名中国爱国者”“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一架轻（型）轰炸机飞到演习场上空，从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弹，在50米的空中该弹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罪行。我也是参加了这种罪行。”
战犯菊地修一则更详细地描述了人体试验全过程：
同月（1941年9月）上旬，配属在中队的军医中尉河原信二，提出对俘虏1名进行活人解剖，“于是就允许他解剖。……首先把咽喉割开，不叫出声，施行盲肠手术后，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肠子，又把肠子割开缝合起来后，就那样搁在医务室，看经过的情况。第3天14时许，又施行隔断关节手术后，抬到中队兵营院子里，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还活着的俘虏头部，尸体埋在当场”。
日本人进行活体实验的对象包括战俘、中国爱国人士，更有大量普通人，战犯宇津木孟雄自供说：
1938年1月，为了拿活人做病理实验，“我命安腾准尉和田村伍长两人将死刑该当者1名，押送新京第二陆军病院，交给小野军医大尉”
11月，为了拿活人做病理实验，“命安腾准尉和田村伍长把分队扣押的死刑该当中国爱国者1名，押送新京第二陆军病院，交给小野军医大尉”。
注：本文材料摘自国家档案馆专题《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