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大同书》: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幸被康有为言中了

2014-08-16  真友书屋

《礼运大同篇》选自儒家《礼记·礼运篇第九》,全文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康有为对《礼运大同篇》进行重新解读,形成了《大同书》。他的解读是十分现代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几句讲什么?讲否定君权神授,要民主选举,选出贤者作为我们的标杆,给予能者以办事的权力,崇尚道德,讲求效率。


“讲信修睦”是什么,是和平外交政策,不做以诡黠待人之事。记得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赠给日本方面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田中首相回赠中国的是“信为万事之本”,其实都不离“讲信修睦”四个字。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是博爱主义。


至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啊,不就是养老补贴、最低生活补贴吗?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共享共有啊,是社会主义啊。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劳工主义啊,每个人都成为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不劳动者不得食。


康有为对“大同说”的发挥十分丰富,洋洋二百万言,一直讲到“安乐死”问题。


康有为通过对《礼运大同篇》的新发挥,赋予它新的内涵,使人们感觉古今一下子贯通了,这一古典思想得以闪现出现代的理想主义的光辉。


然而当弟子梁启超、陈千秋惊异于这种光辉时,且慢!康有为叫停了。他说:“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只能“以小康义救今世”,而断断不能以大同义行今世;“大同世界”是十分遥远的事,现在千万不可宣传!所以,在康有为生前,《大同书》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对康有为的“叫停”,梁启超至死都不能理解,那么好的思想,为什么说会引起天下大乱呢?


康有为最深刻的地方正在于此。他不单诠释了大同理想,还辅以“公羊三世说”来配套他的“大同说”。“三世说”以老旧的形式包裹着极深刻的历史阶段论意识。不理解“三世说”,其实就不能讲“大同说”,这是有逻辑先后关系的,即要经过所谓的“据乱世”,再到“升平世”,然后再到“太平世”,才有“大同世界”。


中国当时处于“据乱世”,先需要力争建设小康社会,到达类似于欧美的“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就远远未到,阶段不可超越,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可躐等”。康有为为什么思想上崇尚“大同说”,行动上却是个保皇派?道理就在阶段不可逾越,民主不可骤成。所以,他明确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一成功,必反过来实行专制,中国不会出华盛顿,也不会再出尧、舜,只会出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所以他宁愿拥护光绪皇帝,搞君主立宪。


梁启超是接受了康有为反对革命的学说,但梁启超一辈子也理解不了康有为说实行“大同说”会“陷天下于洪水猛兽”。今人李泽厚也批评说,这主要归因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的软弱性。总之都不相信追求大同世界会搞出“洪水猛兽”。


但是,经过“大跃进”之后,我们才明白,康有为忧虑的深远。1948年时,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找不到通往大同的路;到了1958年“大跃进”,刘少奇大谈《大同书》,认为找到路了,那就是“公社化”!最奇怪的是,刘少奇一边让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公社试点,一边又在中央全会上印发章太炎的《驳康有为反革命书》,总之,“大跃进”是要实践康有为的大同说,又批判他的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的观点;这与康有为的本意刚好全反过来了,洪水猛兽真来了——一边虚报产量,一边忧虑粮食多了怎么办,大搞公共食堂,让人放量食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藏于己”,强硬来,结果酿成了极大的灾难,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人。我们侨乡广东,情况算好的,1959年至61年,非正常死亡80万人。


康有为最为忧虑的,结果都成为现实:军阀混战,蒋介石及其后来的独裁,以及“大跃进”的灾难!他几乎都预见到了。只有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彻底摆脱大跃进、“文革”的思路,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联系近六十年的历史,再细读康有为的这两句话:“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只能“以小康义救今世”,真是为之汗涔涔下,泪潸然下!因为这两句话,最终是由巨大的历史事实来作注脚的,是以几千万大跃进饿殍来注“洪水猛兽”这几个字,又以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就来注“以小康义救今世”这几个字。康有为的简明的断语,充满穿透力,这是多么的惊心动魄,而他又多么的孤独啊!


现在还有人因为“大跃进”的灾难而狠批儒家,狠批《大同书》,但忘记了康有为的“三世说”、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误解康有为啊!不但他的大弟子梁启超理解不了,几十年后的李泽厚也理解不了,今天的所谓自由派也理解不了,并对“大同说”深恶痛绝。


那怎么看大同说呢?它将永远是一个在野的思想,它是我们这个有缺陷的世界的美丽倒影,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对照。我对乌托邦思想始终有敬意,我们还记得前些天的新闻,仍在讲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境况堪忧。读起“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怎能不油然而生向往?

(摘自7月1日《南方周末》 作者 罗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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