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衣卫原先是军事建制。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即一部分是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这些人虽名为“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一个个长得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人有一定震慑作用。锦衣卫中负责“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是用来做仪仗礼仪，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认为司法机构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不好用，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的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是贫寒子弟出身，朱元璋起兵夺取天下，朱棣是靠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由于这种出身的特殊性，明朝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的指挥使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打击异己，又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明成祖时的纪纲、明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明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有人甚至评价道，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传说有一次明朝的开国重臣宋濂，秉性老实忠厚，年纪虽老，办法却还算得力，让皇帝满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为总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纪大了，体力有些不支，过于劳累，就顺口赋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便说：昨天做得好诗!可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呀，还是改成“忧”吧。吓得宋濂赶忙拜倒谢罪。当朝宰相只不过在自己家中偶尔感叹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可见锦衣卫势力之大。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违纪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行刑。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准确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皇帝对此乐此不疲，锦衣卫也就对它情有独钟了。 朱元璋设置锦衣卫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若干由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屠戮殆尽，《明史·刑法志》记载：“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足见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由于锦衣卫是由皇帝直接管辖，朝中的其他官员根本无法对他们干扰，因而使得锦衣卫可以处理牵扯朝廷官员的大案，并直接呈送皇帝。所以，朝中官员多畏惧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的刑讯范围只针对官员士大夫，所以一般不会审讯以及捉拿普通百姓。普通的百姓刑、民事案件只通过正常的司法进行处理。 锦衣卫，全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是明代极为重要的军事单位。早在明朝建立之前，身为吴王的朱元璋设立了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的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撤除了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取而代之设置了锦衣卫。它既担负了亲军都尉府的侍卫之职，又继承了仪鸾司掌管卤簿仪仗的任务。可见锦衣卫在设立之初所扮演的角色是皇帝的仪仗队和贴身卫队。 锦衣卫建立之时，卫所制度已经确立。明朝的军队组织分为卫、所两级，较小的据点设所，形势险要而又关联几个据点的地域设卫，所统辖于卫。全国的军队都编在卫所之内。地方卫所军由当地最高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管辖，都指挥使司又分隶于京师的五军都督府;此外，还有一部分卫所由皇帝直接统率，叫作亲军，又称上直卫，是专门负责拱卫宫廷和皇城的禁军。锦衣卫就是亲军中的一卫，与其他亲军相比，它与皇帝的关系最密切，权势也最重。 由于地位高贵，锦衣卫衙门不像其他亲军衙门那样散落在京城的坊巷中，而是靠近皇城的正门承天门，在千步廊西侧，毗邻五军都督府，与东侧的六部隔街相望，位于明代核心权力机构的驻地。 一般的卫只统辖5个所，定额5600人，而锦衣卫却辖有17个所，在籍人数一度超过6万。一般卫所统领的士兵统称为“军卒”，而锦衣卫统领的士兵则有“校尉”、“力士”和“大汉将军”等诸多名号。一般卫的首领指挥使为正三品官，职务世袭，而锦衣卫指挥使由于是皇帝的心腹，往往指派勋臣贵戚或都督一级的大将兼任，官职最高者达到正一品。 除17个所之外，锦衣卫还辖有一个经历司和南北两个镇抚司。经历司掌管收发公文。南镇抚司掌管本卫的刑法事务，兼理军匠;北镇抚司专掌诏狱，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任何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官吏军民都在他们的侦缉和惩治范围之内，这就使得锦衣卫的权势极大，地位愈发特殊。 著名首领 纪纲：原是山东秀才，为人机敏，擅长骑射，在靖难之役时投靠燕王朱棣，深受赏识，被任命为永乐时期的首任锦衣卫指挥使。他奉旨大肆捕杀反对朱棣的建文帝旧臣，同时也借机罗织罪名，贪赃枉法，铲除异己。他曾多次伪造诏书，敲诈盐场。又诬陷权贵巨商，借以勒索重金。文渊阁大学士解缙，被他用酒灌醉，脱光衣服，冻死在雪地里。挟势弄权的纪纲野心膨胀，越发肆无忌惮，他蓄养了大批武士并私藏大量刀弓甲胄，有不轨之心。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纪纲奉命为明成祖选妃时，竟然先选出绝色美人私纳于家中。后来，纪纲被有仇隙的宦官告发，朱棣将他凌迟处死。 袁彬：锦衣卫并非都是大奸大恶之人，英宗时的指挥使袁彬就称得上忠义正直之士。袁彬生于侍卫家庭，他的父亲是锦衣卫校尉，袁彬39岁时承袭了这一职务。英宗御驾亲征，遭遇了“土木之变”，明军大败。当英宗被敌军俘虏时，身边侍卫只剩袁彬一人，其他人都已逃散。皇帝被挟持到北京城外，之后又被掳到蒙古草原，期间遭遇种种艰险，都有袁彬在身旁护卫。寒冷的夜晚，他将皇帝的双脚抱在怀里，为其取暖;艰难的处境中，他谈笑从容，为皇帝消解烦恼;敌人软硬兼施，诱使英宗投降，他阐明大义，极力劝阻;身为俘虏，四面受敌，他还是设计铲除了叛徒喜宁。英宗复位之后，袁彬又参与平定了曹吉祥和石亨的叛乱。到了宪宗时期，袁彬被授予锦衣卫指挥使，他任职12年，恬淡寡欲、刚正不阿，一改锦衣卫统帅招权纳贿、欺罔官民的形象。 洪武二十年(1387年)，因为锦衣卫有非法凌辱、虐待囚犯的行为，朱元璋下诏焚毁锦衣卫刑具，废除了他们的这项职能。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恢复了锦衣卫的所有权力，并有所加强。他设置了北镇抚司，专理“诏狱”，可以直接逮捕和拷问犯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些司法机关无权过问。明宪宗成化年间又增铸了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专呈皇帝，毋须通过指挥使转达，使锦衣卫北镇抚司成为皇帝直辖的司法机构，权力达到极致。 负责侦察、缉捕的锦衣卫官校称为“缇骑”。由于权力缺乏限制，他们为了邀功请赏而罗织罪名，不择手段地扩大牵连范围，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另外，锦衣卫拥有特权，无形中令他们可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而又得到了皇帝的“屏障”保护，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不堪。所以说，明之亡于厂卫，是间接引起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猖狂的东厂西厂 除了锦衣卫之外，明朝还有另外两个特务机构，那就是东厂和西厂。东厂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担心帝位不稳，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他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还不够用，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出过很大的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得多。 东厂府衙，大厅左侧供奉着岳飞的雕像，右侧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这些摆设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牟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的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的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举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5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后来，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引起皇帝的警觉，汪直最终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这时西厂和东厂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厂卫特务制度是皇帝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的个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务监视，从而产生一种自己随时处在监视之中的感觉。任何一点不够“老实”的动作，都可能造成无法预估的可怕后果，从而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只能乖乖地做个顺民。但特务们权力倾轧，残害忠良，最终倒霉的，还是整个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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