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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希赫·阿琳娜嘉德近照 人物微信账号：renwumag1980 口述|马希赫·阿琳娜嘉德 文|姜曼 编辑|张薇 一个出生在伊朗的女性，恐怕终身都要按照《着装法》，穿一辈子罩袍，戴一辈子面纱。而马希赫·阿琳娜嘉德（Masih Alinejad），渴望能拥有自由选择穿什么的权利。 5月份，身在英国的阿琳娜嘉德，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项名为「我的秘密自由」（My Steelthy Freedom）的活动，晒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伊朗女性摘下面纱的照片。无数伊朗女性给她寄出了自己摘掉面纱的照片，保守派人士也不失时机地对她进行了一轮舆论攻击。 通过邮件和电话，阿琳娜嘉德接受了《人物》记者的访问。这是又一个「我在伊朗长大」的故事，她和她的国家，始终隔着那层想揭又揭不掉的面纱。 不戴面纱的女人都不知羞耻？ 1976年，我出生在伊朗北部格米克拉（Ghomikola）村的一个宗教家庭，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1979年革命爆发时我3岁，正是这场革命，孕育了如今的《着装法》—在伊朗，女性必须按照《着装法》要求，把自己从头发丝到脚指甲盖都遮起来。 我父亲是1979年革命的忠诚支持者。那时没有网络，信息单一，和大多数养鸡种田的普通农民一样，他支持并相信自己的政府。 在革命前，女人们有选择穿什么衣服，戴不戴面纱的权利。如今我们没有选择，只能遵守法律。 在我的家乡，作为一个女孩生下来，就意味着以后要穿一辈子罩袍，戴一辈子面纱。7岁起我就穿上了罩袍，没人告诉过我怎么穿，为什么要这样穿，你脑袋里自然就明白。整个家庭、社会都要你遵守这个规范，强迫你成为一个你不相信也不认识的人。 少年时我曾看到过西方女人和革命前的伊朗女人的照片，她们不戴面纱的装扮简直让我震惊。而从小到大，政府、保守派、强硬派和原教旨主义者总是告诉我们：「不戴面纱的女人都不知羞耻，她们会出卖自己的身体。」 传统的观念不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你就不会意识到你所拥有的权利。因此，我曾经相信他们说的那些，以为戴上面纱就是贞洁的体现。 在父亲面前我总是戴着面纱。我尊重他，也会满足他对我的期望。童年时我和爸爸关系好，常常和哥哥们一起帮忙干农活，放学路上，经常都能看到爸爸在村里的大街上推着车卖鸡和鸡蛋。 后来哥哥们上了大学，我和姐姐却只能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在窗帘背后过日子—待在厨房做饭、洗碗。可当我躲在家里的小厨房读了越来越多的书，对自由和权利的意识也越变越强。 那时我穿得和其他女人一样规规矩矩，但一些隐秘时刻，我开始喜欢脱下面纱，露出头发。这种事不能和父母提。 记得哥哥们曾对我说：「如果我们可以出去骑自行车，可以拿驾照，可以去海边游泳，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那你也可以。」于是我开始向父亲争取我的权利，但他从不接受，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僵了。 如果我在父亲面前不戴面纱，他可能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可我想让他知道，不喜欢戴面纱并不意味着不爱或不尊重他。 露出一小绺头发，国会议员气疯了 18岁，高中未毕业，我就结了婚，这在我们那儿也是一种传统。我丈夫和大多数中东男人一样，以男性为中心。婚后，每次回家看望父母，我仍遮掩着自己。 那时我和几个朋友都爱读卢梭和维克多·雨果的书，我们一起创办了一份简报。那时女性着装的概念在人们心里根深蒂固，我们怀着理想主义谈论自由，却从没想过去挑战《着装法》。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在简报上写过什么，但简报创办没几周，我和朋友们就被抓去了巴博勒（Bābol，伊朗北部城市）的监狱。在监狱第五天，医生检查出我怀孕了。这让我免于服刑，取而代之的是缓刑5年并剥夺公民权利，我因此没能高中毕业。 2000年，我和丈夫、儿子搬去了德黑兰，第二年，丈夫和我离婚，并带走了儿子。 在德黑兰，25岁的我从日报实习生做起，后来成了国会记者，又因报道国会议员的腐败行为被议会除名。 有一次采访一位国会议员，在走廊里，他突然转过身对我说，姐妹，整理一下你的着装。我愣了一下，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也没找出什么问题。于是他说：「你头发露出来了。」我才发现自己一小绺头发从头巾里掉了出来。 于是我说：「我很奇怪，这么一小撮儿头发对您那强大的宗教来说，怎么就那么碍事了？」他气疯了，捏起拳头就气势汹汹地朝我走过来，我拔腿就跑，他追了过来，好在被其他记者拦住了，我才得以逃脱。这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 直到现在，在伊朗，就算你是外国游客，也要遵守《着装法》，即使是在气温高达40℃的夏日街头。为了降温，有些人会穿一件轻薄的长外套遮住身体的大部分，再穿上长裤，然后用一条纱巾把头包起来。 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有些女人会偷偷松开外套和面纱，但有时警察会设路障一个个排查，一旦抓住，可能是口头警告，也可能罚款甚至拘留。 我们需要的仅仅是选择穿什么的权利 2009年，由于得不到人身保障我被迫离开伊朗，旅居英国，还把儿子也「偷渡」了过来—他爸爸丢下他去了德国。我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读了新闻传播的学位课程，过着单身母亲的生活，学习的同时兼职做记者。 在英国的前3年里，我都戴着一顶大黑帽子，遮住大部分头发。这是为了表达身处异国对伊朗传统文化的尊重，这是我自己的选择。3年后，我决定不再戴它，这也是我的选择，但这不意味着我不再尊重我们的文化。 一切缘于一张我在伊朗拍的照片。照片里我取下面纱沿着马路开车，享受着迎面而来的风，吹起我那被重重的头巾闷了很久的头发。 前不久，我把照片发到脸书上，很多伊朗女人看了，都羡慕地说：「你能生活在一个不用强迫你戴面纱的国家真是太幸运了。」 于是我问她们是否也曾偷偷摘下面纱、拍过这样的照片？愿不愿分享自己的心声？然后，铺天盖地的照片开始源源不断涌进我的邮箱。 5月3日，我在脸书上创建了「我的秘密自由」主页，把收到的照片和她们的心声发布出来。为了分享者的安全，我匿去了她们的名字。 在大街上、政府建筑旁、地铁站等等公共场合，她们勇敢地摘下面纱。每一个勇于分享的女人，都在向她们自己的自由迈出一步。在一张照片里，一个女人在伊朗街头笑着把黑色头巾抛向天空，她写道：「我想要的是自由选择的权利，不是一块纱巾！看啊，摘掉了它，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而另一张照片里，来自德黑兰的一位女性写道：「我们的自由总是与恐惧相伴。」 一个月后，这个页面就有了近50万粉丝。反对强制着装的妇女们活跃于社交媒体，追求自由选择着装的权利，很快便掀起了一场针对已有35年历史的《着装法》的激烈争论。 现在我每天大概发布8-10张照片，之后会考虑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来发布它们。我们需要的仅仅是选择穿什么的权利，不管我们选不选面纱。正如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手拿一张标语，上面写着「我支持戴面纱，但反对强制人戴着它」。 我没告诉父亲关于「我的秘密自由」的事，他生活在家乡那个小村子里，有他的尊严和坚持，我不想触犯他的信念，更不想伤他的心。 我只想做伊朗的女人们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不可能出现在伊朗电视上的女人说话，并被社会听到。而我已经被来自伊朗和全球各地的女性的支持震撼了。 在「我的秘密自由」里，她们勇敢地摘掉面纱 我想要的，是不再秘密的自由 我们女人们渴望展示出揭下面纱后的伊朗，保守派和强硬派却总是试图用权力的枷锁把我们的头发锁在一块纱布之下，然后用虚假和偏见的新闻混淆虚实，创造出一个与事实相悖的平行世界。 「5月31日，马希赫·阿琳娜嘉德因受到精神药物的影响，褪去了自己的衣物，在伦敦被3个男人当着自己年幼的儿子的面强暴。」（YouTube上，这条新闻只有语音播报，和一张人工制作的图片—大本钟下，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用双手捂着脸，似在哭泣）。 我就这样被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一条两分钟新闻「强暴」了。而我本人，马希赫·阿琳娜嘉德，38年来，从没有服用过任何精神药品，更没有被恶意侵犯过！ 紧接着，电视名人、某保守派评论员在脸书上说：「马希赫·阿琳娜嘉德是个妓女。」他写道：「说她是异教徒那是抬举，她只是企图把那些还不是妓女的年轻女人拉成一伙，都变得和她一样声名狼藉，从而满足她自己的心理（或经济）需求。」 伊朗Tasnim通讯社的一个评论员甚至说：「强暴不戴面纱的女人是男人的权利，因为那是她们自找的，这种情况下男人也不必为自己的冲动负责。」 他们完全不懂强暴对于一个女人可能造成的伤害，不知道这对女人来说不是个玩笑。 现在我要用他们最恐惧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的诽谤：摘下面纱，在伦敦地铁站里—就是他们说我被强暴的那个地方—优雅地录下一首《我的故乡》，让所有人看到真正的我，健康的我。 这首阿富汗歌曲唱的是被夺去自由的阿富汗人民对故土的热爱和思念。我是一个失落的流浪者，人在英国，心脏却为祖国跳动着。 和千千万万伊朗女人一样，我想要的，是不再秘密的自由；是在西方、在中国的女性都拥有的，做自己的机会。 希望终有一天，我能够回到我的故乡。 ▎本文首发于8月号《人物》 ▎ * * * 我们是《人物》（renwumag1980），欢迎关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遇到喜欢的文章请分享到朋友圈或转发给好友。 关注博雅天下书店微信boyabookstore，保存下图后扫描可购买本期《人物》，前200名购刊读者可得360智键 ↓点击“阅读原文”，可在亚马逊商店中购买《人物》8月号 Kindle 版。要是觉得写得不赖，请把赞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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