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体而言，产生或者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问题涉及诸多因素，不是简单的哪个方面形成的。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首先，我们的食品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人们的食品观已经从吃饱发展到吃好、吃健康，因而对食品安全更为“上心”了； 第二，科技的发展使得食品的检测方法和技术标准发生了变化，使人们得以发现越来越多的隐患及隐含在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中的致病因素，人们对食物可能形成的危险意识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信息的传递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消息来源，由主要是报纸、广播，扩展到电视机、寻呼机、手机和网络。信息丰富了难免鱼龙混杂，我们的一些媒体有时候就会把境外虚假的或夸大了的信息“拿来”照用，以讹传讹，人家恐慌我们也跟着恐慌，闹出了不少笑话； 第四，相关法律发生了变化。我们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正日益完善，对食品经营企业的行为规范也越来越明确，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做法已被禁止(比如点心加工业回收点心渣再做)，食品标准日趋严格； 第五，老百姓维权的意识发生了变化，不仅监督食品，而且还监督食品生产企业。 从食品检查的结果来看：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根由在于食品加工企业，切实从源头上把好产品质量安全关非常重要。国家质检总局从酱油醋等五类食品安全入手，曾对全国所有的这种食品安全企业进行产品质量和国家监督抽查和专项调查。检查结果表明，全国这五类食品生产企业，当时是60085家，五类食品平均合格率为59.9—60%。大米的合格率比较高，为81.5%。食用油合格率为95.2%，醋的合格率只有74.4%，小麦粉的合格率为43.6%，酱油的合格率为31.6%。 针对上述不合格的现象，国家质检总局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查明了造成的原因：第一，绝大多数食品生产企业规模过小，基本上属于家庭作坊式的，根本不具备生产的工艺、设备和条件，所以也无法保证食品安全；第二，相当数量的食品企业不具备检验能力，原材料进厂不进行任何形式的生产把关；第三，企业管理混乱。大量的作坊式企业根本没有什么管理，一些企业属于无证生产，生产人员素质低，没有培训，更没有考核，难以保证产品质量；第四，一些企业见利忘义，过量使用增白剂、防腐剂、色素，甚至用冰醋酸勾现兑酿造醋，用工业食盐生产假冒伪劣食有油。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王伟认为，应积极、正确、客观看待食品企业出现的问题。可以说，中国食品行业的主流是好的，对于出现的那些问题，应认清不同情况和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区分不同性质和程度分别对待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会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而且从最终效果上也会实现消费者、食品生产企业和社会的多赢。仔细分析近两年来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阜阳劣质奶粉”、“苏丹红”等食品安全事件。制假、贩假把劣质奶粉卖给儿童，用工业原料“苏丹红”当作食品添加剂毒害消费者，这一类问题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行为要给予充分的揭露，必须全社会共讨之，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二是受假冒产品株连的优质产品事件。如龙口粉丝事件、“三鹿”奶粉受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和假冒产品株连并造成重大损失事件。对于这一类问题，应严厉打击危害食品企业健康发展的违规、违法行为，同时也要坚决维护无不良记录企业的合法权益，向全社会还受牵连企业以公道和清白。 三是有的食品企业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应须完善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或需尽快消除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对于这类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一方面，作为企业应有一个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公众和消费者做出解释和说明，提出解决问题和改进的办法。这样，既能得到消费者的理解，又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最终也维护了企业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应当以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看待这类问题：在指出其存在问题的同时，不宜对事件过度渲染，由有关部门帮助企业整改或由企业自身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等，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司的陈少洲处长介绍，去年该局督察督办了47个食品安全事件，其中有近三分之二是由于制假、售假所致。“从这个角度看，主要原因就是信用缺失。因而，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政府推动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保障食品安全长效机制和治本之策。” 他透露，2004年，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八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按照八部委对这项工作的目标要求，要在制度规范上，初步建立起食品安全信用的监管体制、征信制度、评价制度、披露制度、服务制度、奖惩制度等；在运行机制上，初步建立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如公开、便利的安全信用查询系统，科学、公正的食品安全信用评价系统等。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专家工作委员会顾问单绍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推动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正途。社会舆论、消费者保护虽然有着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须尽快推进“体系”建设，用长效机制解决问题。 食品安全不能仅靠社会舆论和消费维权等社会力量解决(人治)，而应通过制度化建设(法治)形成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来公平、公正、公开的解决。“因此我的结论是：对食品安全的工作重心和社会关注热点，应及时转移到体系建设上，将社会资源集中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才能事半功倍。” （2005年6月刊于《科技日报》1版） （评论）探寻上上之策 尹传红 “食品安全”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它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其实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采写《食品为什么老出安全问题》这篇稿件时，多位采访对象都跟笔者提到这层意思。 回想此前读过的一本名为《食品安全》的专著(美国纽约大学营养与食品研究中心主任玛丽恩·内斯特尔教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中译本)，直感叹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居然也存在如此之多之“黑”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有这样那样的恐惧、愤怒乃至信任危机，足可见“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事实上，近年来在欧洲发生的“疯牛病事件”和“二恶英事件”，以及在我国发生的“酱油风波”、“月饼风波”、“瘦肉精事件”、“奶粉事件”等等都清楚地表明：食品安全问题已超越了国界，不仅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还涉及整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声誉，而经济利益的损失则更不待言了；同时，这些事件引起的波澜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间的纠纷。其造成的有形损失有数字可以统计，而无形的损失则无法统计，并永远留在消费者心头。 因此，正如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潘蓓蕾所言：关注食品安全这一世界性的问题，用科技和法制的手段对危害食品安全的因素实施有效监控、加大食品安全科技投入、建立健全国家食品与生物安全监测体系及其控制网络，乃是中国食品界在21世纪必须要做的工作。 专家们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宜科学区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食品安全问题。具体而言，对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要不同对待；产品超标问题不能一概以下架召回为论(参考美国食品问题分类管理信息)。这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1)违法犯罪类，如阜阳劣质奶粉、苏丹红产品等；(2)子虚乌有类，如假冒三鹿、蒙牛被投毒、立顿茶氟超标、高露洁牙膏事件等；(3)生产质量偏离类：如雀巢奶粉碘超标等。 同时，还应正确认识食品工业的产业链特点：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工业产业链的特点，决定了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包括社会责任重、对社会安定的影响大、紧密关联三农，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食品安全的严峻现实揭示了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如何通过积极努力，用智慧来回答食品工业化的历史命题。的确，抓食品安全时，就检查而检查，就处罚而处罚，那真是下下之策，真正的上上之策应该是在发展中提升产业素质。这提示我们：在“治标”的同时，得设法将各方面的力量和关注转移到“治本”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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