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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来暑往。2005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又一届大学生毕业典礼正在举行。这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远远地站在后面，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这位74岁的老人叫孙敬同，原是中文系的教授，曾参与编写了《现代汉语常用词典》、《新华字典》(修订版)等。当他的儿子得了肾病后，为了拯救孩子，他毅然提前离休，做了一个专职“小货郎”，像老燕衔泥一样，为孩子一笔笔累计筹下了150多万元的巨额医疗费，两次为他换肾，硬是让孩子和常人一样，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和阳光…… 厄运埋下长久阴影，教授“下海”倾情救子 1976年3月的一天，北师大中文系的孙敬同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突然接到妻子王学芝的电话：“咱家小三发起了高烧，脸色白得非常吓人，你赶快回来把他送进医院吧!” 小三即孙家三儿子孙武，刚3岁半，正上幼儿园。夫妻俩把孩子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三医院。做尿检后，化验单上出现了4个“+”号。医生告诉他们，孩子患的是严重的肾病综合征，肾脏已严重损坏! 孩子这么小，怎么会得这种病?王学芝想起了孩子一周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原来，孙老师夫妇都是山东威海人，婚后最初几年一直两地分居，那时王学芝在威海一家橡胶制品厂上班，孙武跟着她生活。孩子一岁时得了一场重感冒，被送到厂医院治疗，由于护士疏忽大意，用成人用的注射器给孩子打了一针庆大霉素。没想到，这一失误给孩子小小的肾脏造成了持续慢性损害，它像一颗定时炸弹在两年后爆炸了! 一个多月后，孙武的病情得到控制，回到家后继续靠吃中药治疗，有时还要到医院做透析。孙敬同夫妇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花在了给儿子治病上。 1984年，已来到北京生活的孙武考入了北京市重点中学北师大二附中。但为方便儿子看病，孙老师忍痛把他转到了离医院近的北京市123中。几年下来，孙武住了七次院，每次肾病发作时都要送进医院抢救。孙武太爱上学了，每次住院都带上课本。看到要强的儿子，孙敬同夫妇总是禁不住垂泪。 1988年夏，孙武突然感觉到小便疼痛，尿量减少，饭也吃不下了，勉强多吃几口就会呕吐。孙老师马上带儿子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更坏的消息：孙武的肾病已转为严重的尿毒症，必须住院换肾，否则有生命危险! 孙武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他一边做透析，一边排队等待肾源。医院告诉他们，一次换肾手术费是3万元，加上后续治疗，至少要准备6万元。当时，孙敬同已是北师大中文系副主任，但月工资只有200多元，和在北京清洁车辆厂上班的妻子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就300余元，到哪里去弄这笔巨款啊?! 一些亲戚建议孙敬同出书挣钱，或者到校外做些兼职。孙敬同摇了摇头，以前他曾出版过几本书，但都是学术著作，不赔钱就很不错了;而兼职讲课学校更是明令禁止，他怎么能违反呢? 王学芝的一位同事对她说：“你还是做生意吧，孙武即使换了肾，他的病一个月要花几千块钱，你们光靠那点工资，无论如何是撑不下去的!” 回家后，王学芝将这个想法给丈夫说了，孙敬同吃惊地问：“我一个教授怎么能去做这种事情呢?你想想人家会拿什么眼光看我们?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北师大和北京清洁车辆厂领导得知他们家的困难后，分别为他们解决了1万元治疗费。北京电视台对他们家的故事也进行了报道，社会各界很快就为他们捐了4万余元钱。 拿着这些爱心捐款，孙敬同的内心却像针扎了一样难受，他对老伴说：“学芝啊，拿着这些社会捐款，我心里更不安，我们还是开个杂货店，就卖日常生活用品，可以趁节假日和下班时间卖，这样也不会耽误上班，为了儿子，我豁出去了!”望着丈夫通红的双眼，王学芝难过地点了点头。 孙敬同买来一辆二手的三轮小货车，到冷饮市场批发了冰棍等冷饮。第一次把小货车推到校园里，孙老师和老伴一个比一个难为情，他们把货物摆好，拿出折叠凳坐在车前，看着校园里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做了大半辈子的文人，而今要与“引车卖浆者流”一样沿街卖货，他在心理上一时还难以转过弯来。每次一看到熟悉的同事或学生走过，他都要低下头…… 王学芝的同事知道后，他们劝孙敬同夫妇：“做生意怕的就是不好意思张口，一定要学会吆喝，不吆喝，哪来的买主啊?你们可以到菜市场看看，只有那些会吆喝的人，生意才做得好。” 第二天下午上完课，孙敬同拉着老伴，来到了学校附近的自由市场，看着人来人往推车送货的人，听着满市场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孙老师的心一下子舒畅了许多，他握着妻子的手说：“管他呢，钱是儿子的命，为给孩子挣钱治病，我还讲什么面子呢?” 从市场回来后，一进家门，孙老师就扯开嗓子对着客厅吆喝了一声：“啤酒、饮料、雪糕—”看着丈夫一脸认真的样子，王学芝的眼圈都红了。 从此，在每个周末和晚上，北师大的校园里出现了一对特殊的“小货郎”—一对中年知识分子轮流推着一辆小货车，不间断地吆喝着向学校的师生们兜售小商品。 第一个月下来，夫妇俩挣了3000多元钱，相当于孙武大半个月的透析费。孙敬同数着这些辛苦挣来的钱，百感交集，他看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儿子生的希望啊。从那以后，每天见了熟人，孙敬同不再低头躲避，而是主动搭话;碰到不好意思买他东西的同事，孙老师就半开玩笑地说：“我都没有不好意思，你也不用替我不好意思。该买什么你尽管来，我决不会少收你的钱!”熟人都被他的话逗笑了，他们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不过，孙老师也有被人误解的时候。一次，一位年轻母亲领着孩子从孙老师的小货车前走过时，冷不丁地现场教育孩子说：“你现在不听话，不好好学习，老了就成这样!”孙敬同平静地看了这位少妇一眼，没有说一句话。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他得一门心思多卖货多挣钱，这样才能救儿子的命! 不仅如此，孙敬同还打开自家的后窗口，在一张牛皮纸板上写下“勤敬学食品店”几个大字，把朝北的卧室改成了小卖店。 “只要父亲的这把老骨头还在，你就会蓬勃地活下去!” 1989年5月，孙武终于等来了合适的肾源。此时，孙敬同和妻子靠做小生意挣来的钱除支付儿子每月的透析费，还攒下了8000元钱。加上以前的捐款，做手术的费用终于凑齐了。 北京友谊医院的领导专门安排国内著名肾脏治疗专家管德林教授亲自为孙武做肾移植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管德林教授对孙武的病史非常了解，术后他专门找到孙敬同说：“我知道你在大学教书挣不了多少钱，孙武得的是不治之症，这担子沉重得很，往你肩上一压，你就得担一辈子啊。你撑得住吗?” 面对管教授的一片苦心，孙敬同感激地看着对方，红着眼圈说：“管教授，你们只要有法子治，我就能想办法弄钱，哪怕是把我这一身老骨头搭上，谁让我是一个父亲呢?!”听了孙教授质朴的话，管教授禁不住潸然泪下。 第一次手术后，孙武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好转，孙敬同坚持不断为儿子寻医问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给儿子进行保肾治疗。令孙敬同感到安慰的是，孙武第一次手术成功后，已能帮他和妻子做些事，平时照看摊位，忙时还能坐公共汽车到红桥小商品批发市场进些儿童玩具和其它小东西。儿子非常懂事，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回报父母给他的爱。 孙敬同自1962年北师大毕业留校以来，大半生都献给了他热爱的教学工作。儿子患病后，他兼顾家庭和工作，两头奔忙，在中文系副主任职位上干得卓有成效。然而，在1990年，孙敬同却向学校递交了提前离休报告。 孙敬同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趁着自己身体好，他想抓紧时间为儿子挣些治病的钱。近年来，已经成家的两个孩子都给了弟弟不少帮助，但大女儿家里并不宽裕，二儿子刚成家买房日子也很拮据。他们都无力他顾，只能靠他和老伴全身心地照顾孙武。 孙敬同离休后，考虑到他家的实际困难，北师大校长特批为他们提供了一间15平米的平房，让他们在教学区和家属区结合部开了一间日杂店。 1996年秋天，孙武换肾后已坚强地活过了7个年头。此时，令全家人担心的事再次发生了：由于不断的排异反应，他的肾再也无法正常“工作”下去了。孙武又出现了尿量少、小便出血、没有食欲等症状。无奈，孙敬同和妻子再次把孙武送进医院，接受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不幸的事发生了。孙武在做了肾移植手术不久，被植入的异体肾便衰竭失去了作用，尿血症状重新出现。医院会诊后，认为是排异反应过分异常，植入的肾脏已失去作用，必须马上再次动手术取出。由于取肾手术造成大出血，身体严重衰弱的他差点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次生死劫对孙敬同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它不仅使孙家损失了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近10万元治疗费用(含5万元手术费)，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以前他还幻想通过换肾能治疗儿子的病的话，那么，他现在有些绝望了。孙敬同彻夜难眠，一个人躲在一边悄悄地流泪：“老天呀，你就真的忍心一个孩子这样受尽折磨吗?” 孙敬同的哭泣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孙武：“爸爸，我的病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孙敬同的心都要碎了，他迅速擦掉眼泪，笑着告诉他：“不，你要有信心，只要父亲的这一把老骨头还在，你就会蓬勃地活下去!”此后，为避免同样的悲剧，孙敬同决定只给儿子进行保守的透析治疗，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轻易给儿子换肾。 祸不单行。就在孙武换肾失败后不久，孙家的生意又遭受了一次惨重打击。那是冬天的一个深夜，孙敬同在家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返回了小卖店。刚走到店门口，他就发现门锁已被人撬开，推门一进去，一根木棒重重地打在了他的头上。他意识到不妙，忍着疼痛迅速拉亮电灯，见屋里藏着两个蒙面青年，其中一个手拿弹簧刀，恶狠狠地向他刺来。孙敬同感到头上一热，鲜血顺着脑门流了一脸。 歹徒就势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拴到了柜台上面，孙教授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歹徒迅速弄走了小卖店内烟酒及所有值钱的商品，并拿走了抽屉里仅有的200多元现金。 歹徒逃走后，孙教授用脚把桌子钩到身边，找出剪刀剪开身上的绳索，跌跌撞撞赶回家报警…… 看着父亲浑身是血，孙武伤心得大哭：“爸爸，都是我拖累了你们啊。”孙敬同安慰他：“没事，只是刺破了一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并强作笑脸打趣道，“常言说破财免灾，他们幸好没把我打坏，我还可以给你治病，咱们老三的病看来又有希望了。”孙武连忙拿来毛巾，帮父亲擦干血迹，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酒精为他消毒……这次失窃，使孙家损失了5000多元。 父亲遭歹徒袭击，也让孙武对父亲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从那以后，孙武每次看到爸爸出门，都会懂事地嘱咐他一路小心，并让爸爸少干些活，以免累出病来，自己每次做完治疗都赶紧赶回家中，帮父母清理货物，进货和记账。孙敬同以前总以为家里没值钱的东西，不怕被偷。现在，在儿子的坚持下，他找人给家里和店里都安了防盗门窗。他不想让有病的儿子为自己多操心。 婉拒善良人的捐款，所有困难都自己扛 常年的劳累，加上年事渐高，孙敬同常常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一天，他叹息着对老伴说：“我们都一天天老了，我一定要趁身体还能动，多挣一些钱，这样儿子以后就更多一些保障。” 2004年夏天，由于过度劳累，孙敬同引发了心脏病进了医院。住院后的第三天，他便找到医生说：“我感觉心脏已经不疼了，快让我出院吧。”医生不让：“老人家，你是国家离休干部，住院费全免，身体是自己的，还是多住些时候休养休养吧。”可心里装着患病的儿子，孙教授一天也不想多住，坚持出了院。 孙教授的双手结了一层厚厚的茧，收到了钱常会摸不出真假。为避免收假钱，他特意买了一个验钞器。有时，在去太阳宫进货的路上，经常还会有人欺负他年龄大了，在后面偷偷“卸货”。无奈，后来再进货时，老夫妇俩就一起行动，一个在前面蹬车，一个在后面看着。 由于长久做透析，孙武身体上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两臂的血管都被扎遍了，已没有地方可以再扎得下针。2005年初，孙敬同得知管德林教授已从国外回来，到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任副院长和肾病治疗中心主任。他马上带着儿子孙武赶到那里，请求管院长继续给孙武治疗。 见到孙武，管院长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惊奇地对孙敬同说：“真没想到，你儿子还好好地活着!我没记错的话，从那次我给他做换肾手术到今天，已经16年啦。你们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是啊，这么多年来，只有孙敬同夫妇知道，他们为给儿子治病都经历了什么：离休之后，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他们却没有休息过一天;儿子病重后，王学芝不到半年内头发全白了，因为每天蹬着小货车卖货，她落下了严重的腿痛病，现在走路不小心就会摔跤。从1988年到今天，除了亲人资助和社会爱心捐款外，孙敬同夫妇已为儿子花去了各种治疗费用共计150多万元。而这笔数字，都是夫妇俩为儿子一元一元地吆喝出来的，他们先后蹬坏了7辆三轮货车，像老燕子为雏燕衔泥做窝一样，用自己的辛劳，为身患绝症的儿子垒起了生命的防护墙，创造了一个“活着”的奇迹。 2005年4月，孙武住进了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准备接受第三次肾移植手术。经检查，发现孙武的抗体太高，为减低抗体，孙武开始吃进口药，住院两个月，先后做了3次血液置换，每次置换5公斤血液，平均每月的花销就得一万多元。 2005年6月下旬，北京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播出了孙敬同夫妇坚持30年如一日为儿子治病的故事，首都市民看了电视后深受感动，纷纷打来电话表示关注，许多热心市民还表示要捐款帮助他们。孙教授每次接到电话，都对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表示感谢，同时婉言谢绝了捐款。十几年前，他们曾接受过社会捐款，那时因为没钱，社会的爱心捐款对孙武第一次手术起了救命作用。可现在，他们认为靠自己做小本生意完全可以承担大部分医疗费，再让社会捐款于心不忍，他们要把所有的困难都自己扛。 6月22日，笔者在孙敬同教授家里见到了孙教授夫妇。两位老人告诉记者：“做父母的既然生了孩子，就要对孩子尽到自己的责任。面对孩子，我的身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便我不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而只是肩扛锄头在田间劳作的一介草夫，在孩子生病后，命运只赋予了我一个角色——那就是父亲。苦也好，累也好，只要孩子活着就好啊……” 接着，笔者特意通过电话采访了清华大学附属一院的管德林大夫。管大夫说，目前孙武的抗体已降低了不少，但胆固醇还有些偏高，等这两样都降到一定水平后，就可以为孙武做第三次肾移植了。 孙教授接过管大夫的话头说：“我已经再次把儿子交给了管大夫，并跟他说，孙武的病他们只管治，钱不用担心，花多少我会给他们多少。”记者问：“估计这次手术会花多少钱?你们的钱准备够了吗?”孙教授说：“具体数目医院还没说，不过估计也要10万元左右。我们手头现在有六七万，再跟亲戚朋友借一些，差不多也就够了。” 采访过程中，每当老人讲到动情处，记者常常听得双眼含泪。而孙老师却始终面带微笑，他脸上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线条，每根线条里都闪动着乐观和面对厄运时的坚忍。谈起这些，孙武泪流满面：“多亏了父母，以前我的6个病友都先后去世了，只有我还好好地活着，一活就是16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我的父母创造的!” 现在闲下来时，孙敬同常常拿起毛笔练练字，店铺里满墙的诗词字画都是老人的“偷闲之作”，书架上的旧书、桌上的废报纸，也落满了墨迹。记者在一张纸上看到了唐代诗人孟郊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正是这种博大宽广的父爱，不仅点亮了儿子的生命之灯，也细腻地书写了一段人间真情，并感动着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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