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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是因为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相对减弱，才会在第二次羌汉战争初起时，东汉朝廷弃守凉州之议甚嚣尘上。东汉政府在弃保之间摇摆不定，很大程度上因为朝廷这种徘徊不定的态度，再加上凉州“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和凉州的地方利益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并无守战意”、“畏恶军事”、“皆不肯专心坚守”。以至于原本起事时人数不多，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军事、政治意图混乱不一的“羌患”愈演愈烈。最终造成“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千里，野无孑遗……”，军费耗资达240余亿，连绵12载之久的巨大灾难。 在这次羌汉战争中，东汉政府虽然由于要确保三辅安全和防止凉州地方势力坐大等原因，没有采纳放弃凉州的建议，但实际上还是选择了部分放弃的政策：即在永初五年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这种部分放弃的收缩政策大大损害了凉州士民的切身利益。举家迁徙他乡对凉州百姓来说，不仅意味着心理和日常生活的不习惯，而且会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正像王符所说的那样：“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亡失财货……类多灭门，少能还者。”正因为如此，百姓多“不乐去旧”，不肯迁徙，于是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徙民，“发民禾稼，发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其为苦痛，甚于逢虏”，在兵祸之外，又遭受了更大的苦难。这种部分放弃的收缩政策不仅无助于“羌乱”早日平定，反将凉州广大民众推到了东汉政府的对立面。所以在下诏内徙后不久，即永初五年九月，就有汉阳郡百姓杜琦、杜季贡、王信等率众起义，对抗东汉政府，投向羌人一边。这样一来，羌汉战争已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战争。东汉帝国的内部冲突深深卷入到羌汉战争中来，使局势更为复杂，平定“羌患”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困难。 东汉政府的收缩政策和在羌汉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凉州地方利益的漠视，引起了凉州地方势力的强烈不满。王符认为那些抱持关东本位主义、轻言放弃凉州的公卿大臣是“痛不著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故兢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杀主上之民以羌”，如果“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兢言当诛羌矣”。痛斥那些“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他呼吁中央政府抛却狭隘的关东本位主义，平等对待东西之人。既然东西皆为帝国子民，那么“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灭没之民乎!”，“圣王之政”就不能厚此薄彼，而应“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 可以说正是东汉帝国内部东西矛盾的存在、东西地位的升降以及与此相关的收缩政策加大了平息“羌患”的难度，成为羌汉战争长期延续的一大主要原因。反过来，羌汉战争又必将加剧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长期而频繁的羌汉战争不仅使地当边陲的凉州饱经战火，连山西的腹心地带---三辅也是屡历兵燹之灾，五次羌汉战争，后四次均波及三辅。由于战乱，山西居民大量死亡或远避他乡，导致这一地区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王符在《潜夫论?实边篇》里描述第二次羌汉战争刚刚平息以后凉州的情形时说：“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万里，空无人民。”顺帝永和五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三辅人口只及西汉最高峰值的22%(和帝末，东汉总人口就已恢复并接近西汉的最高水平)。东汉的总人口在经历了殇、安、顺、冲、质诸帝时期的停滞不前之后，到桓帝永寿二年又恢复并超过了和帝末的纪录。但广大的山西地区，由于羌汉战争持续不断，局势仍很严峻，缺乏人口增殖的有利环境，所以人口恢复乏力。以三辅地区的长陵县为例，西汉盛时曾拥有和户数50057，口数179469，而到东汉末灵帝光和年间，领户竟不盈四千。虽然后汉的户口隐漏情况比较严重，但数字相差如此悬殊，也可见羌汉战争对山西地区破坏之大。 战乱本已使很多山西官僚世家遭受重创，逐渐败落。而自和帝以来，东汉政府又规定郡国察举以人口多寡为标准，这一改革看似公平，实际使人口最稠密的山东地区在入仕机会上占有了更大的优势。山西人口的大量减少，直接后果便是山西人士入仕机会的降低。山西官僚世家的没落以及山西人士入仕机会的减少，都使东汉帝国的中央政权中能够代表和维护山西利益的政治势力大降。山西的政治影响力在立足于关东本位的东汉帝国大大减弱了，山西势力似乎再也无力向关东独尊的政治格局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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