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对比分析，本文所选择的典型墓葬单位均为诸侯王墓。分期所采用的年代标准为：西汉早期，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36年（汉高祖元年至武帝建元五年)；西汉中期，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87年（武帝建元六年至后元二年）。属于西汉早期的墓葬有江苏徐州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属于西汉中期的墓葬有江苏徐州龟山楚王墓、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和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
1、各墓葬的年代
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被认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54年。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被认为是在公元前175至公元前128年之间的刘郢客、刘戊、刘礼、刘道四代楚王之一。从该墓出土的一些玉器来看，如凸字形鳞甲状玉衣片和透雕龙、凤、螭虎形象的韘形佩，显示出战国和西汉早期的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北洞山楚王墓的年代下限不会晚至公元前128年(即武帝时期),其年代应与狮子山楚王墓相当，甚至还要早。广州南越王墓的墓主被认为是第二代南越王赵眜，为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下葬年代约为公元前122年。最近有学者认为该墓主赵眜为赵佗之子,赵胡之父，下葬年代为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笔者同意该论点，因为南越王墓出土玉器的风格与其年代相近的满城汉墓出土玉器的风格迥异，而与战国玉器风格极其接近，其年代应不会晚至武帝中期，在景帝末年或武帝初年。江苏徐州龟山二号墓由于出土了“刘注”铜印，可断定为第六代楚襄王刘注，下葬年代为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一号墓为二号墓的附葬墓，墓主应为楚王家属，下葬年代也相近。河北满城中山王墓为中山靖王刘胜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窦绾卒年略晚些，大约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被认为可能是昌邑哀王刘髆之墓,下葬年代为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综上所述，上述各墓的年代顺序为：狮子山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南越王墓、龟山楚王墓、满城中山王墓和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
2、各墓出土玉器分析
根据以上８座墓出土玉器的情况，现将各墓主要玉器种类、数量列表说明如下(选自《中原文物》2003年5期，表中符号*表示该类器物数目不详)：
|
墓
名
|
墓
主
|
下
葬
年
代
|
礼仪、装 饰 用 玉
|
丧 葬 用 玉
|
玉 用 具
|
备
注
|
|
玉
璧
|
玉
环
|
玉
璜
|
舞人玉人
|
心
形
玉
佩
|
组
玉
佩
|
其
他
杂
佩
|
玉
具
剑
饰
|
金缕玉衣
|
九窍塞
|
琀
蝉
|
握
玉
|
角形杯
|
高足杯
|
耳
杯
|
盒
、
卮
|
带
钩
|
|
狮子山
楚王墓
|
某代
楚王
|
前175～
前154年
之间
|
24
|
3
|
99
|
*
|
*
|
*
|
*
|
*
|
金缕
1
|
|
|
|
|
2
|
1
|
1
|
*
|
被
盗
|
|
北洞山
楚王墓
|
某代
楚王
|
不晚于
前154年
|
9
|
1
|
|
|
2
|
|
*
|
4
|
金缕
1
|
|
|
|
|
|
|
|
|
被
盗
|
|
广州南
越王墓
|
南越王
赵眜
|
建元四年前137年
|
71
|
32
|
13
|
10
|
7
|
11
|
7
|
58
|
丝缕
1
|
1
|
|
觿
2
|
1
|
1
|
|
2
|
4
|
|
|
龟山二号楚王家族墓
|
楚襄王刘注
家属
|
元鼎元年前116年前后
|
8
|
5
|
3
|
6
|
2
|
*
|
5
|
|
1
|
|
|
|
|
|
|
|
3
|
被
盗
|
|
满城一号汉墓
|
中山靖王刘胜
|
元鼎四年前113年
|
25
|
1
|
1
|
1
|
1
|
|
|
8
|
金缕
1
|
9
|
|
璜
2
|
|
|
|
|
3
|
|
|
满城二号汉墓
|
刘胜妻
窦 绾
|
太初元年前104年
|
18
|
1
|
|
1
|
1
|
1
|
5
|
|
金缕
1
|
9
|
|
璜
2
|
|
|
|
|
2
|
|
|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
|
昌邑哀王刘髆
|
后元二年前87年
|
28
|
|
1
|
|
|
|
2
|
6
|
|
5
|
1
|
猪
2
|
|
|
|
|
1
|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西汉早、中期玉器组合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装饰用玉器类和数量的消长。西汉早期的玉器仍然延续战国时期的用玉传统，装饰用玉在整个随葬玉器中占很大的比例，代表了当时玉器风格和工艺水平，不仅数量多，而且在造型和纹饰的做工上都极其工整和精致，在使用上也居于最重要的位置，是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以南越王墓为例，出土玉器达200多件，其中装饰用玉有140多件，所占比例高达70％。装饰用玉组合又以组玉佩和玉具剑饰为大宗，共有玉佩饰113件,约占装饰用玉的80％，玉器总数的57％。组玉佩共11套，包括15件玉璧、20件玉环、9件玉璜和9件玉人，并杂以玻璃珠、煤精珠和金珠，形成一串串色彩斑斓，大小有别，轻重有序的华贵佩饰，覆盖在墓主身上；玉具剑饰共58件，其中15件装饰在５把铁剑上，43件盛在一个漆盒中，仅有少数可见使用痕迹，多数还是崭新的，这应是墓主生前的心爱之物。
狮子山楚王墓虽然被盗，但出土玉璜约100件，我们不妨以南越王墓的玉璜与组玉佩的数目之比为例，来推测狮子山楚王墓的组玉佩数量。南越王墓共出土13件玉璜，其中9件为11套组玉佩的组件，约占玉璜总数的2/3，而平均八成以上的组玉佩上有玉璜。以此类推，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璜中，应有近70件玉璜为组玉佩上的佩件，而组玉佩的数量可能达到80多套。
西汉中期装饰用玉的数量和种类骤然减少，不但复杂的组玉佩消失，且玉具剑饰数量也比早期少得多。以满城汉墓为例，一号墓共有12件装饰玉器，包括附透雕饰玉璧、玉环、玉璜和心形玉佩各１件，以及８件玉具剑饰，没有组玉佩；二号墓仅有８件玉饰和１套由舞人、蝉、瓶形、花蕊形、联珠形等玉饰与水晶、玛瑙、及石质珠子组成的简单项饰。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共出土装饰玉９件，多数为玉具剑饰，也没有组玉佩。夏鼐先生曾指出：“汉代的组佩已经简单化，佩玉的品种没有战国时那么多。”所指应该是西汉中期及其后的汉代玉器。因此，笔者认为分析和统计组玉佩和玉具剑饰数目、组合、出土位置及其造型、纹饰，是认识西汉早、中期玉器变化的重要参考标准。
一些玉饰形制的变化也显示出时代的特征。西汉早期的心形玉佩仍保留着玉韘的许多特征，如北洞山楚王墓所出土一件，形体较厚，心形体两侧纹饰不对称；南越王墓共出土７件心形玉佩，心形体已呈扁平状，两侧纹饰有不对称的，也出现有对称者；西汉中期的心形玉佩形制基本一致，心形体扁平而中孔较大，两侧纹饰对称透雕云纹或凤鸟纹；西汉晚期时，心形体变得窄长，有的呈弧形，两侧纹饰宽大。西汉早期玉舞人的样式较多，既有单体的，也有联体的，还可见到圆雕的；西汉中期玉舞人的形制基本固定下来，为单体玉舞人造型，表现形式一种为方牌形，阴刻舞姿，另一种舞人作“翘袖折腰”状；西汉晚期又新出现一种刻划更为流畅生动的舞人形象。
西汉早期的诸侯王墓中，常常出土玉质或玻璃质容器，用料考究，制作极其精美。例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有玉卮、玉耳杯和玉高足杯；北洞山楚王墓出土有14件圆柱形平底玻璃杯；南越王墓出土有玉角形杯、玉卮、玉盒、铜框镶玉盖杯和铜承盘高足玉杯。玉质容器在当时是相当珍贵的器皿，常在一些重大的礼仪活动中使用，代表着使用者的等级和身份。如据《史记·高祖本记》所载：“未央宫成……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史记·武帝记》载：为求长生不老之药，于元鼎二年建“柏梁台”，上置“承露盘”，“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至西汉中期，诸侯王墓中已基本不见玉质容器。东汉时期个别墓中出土有形体很小的玉质容器，但在使用等级和制作工艺上已无法与西汉早期相提并论。
从西汉早、中期的葬玉来看，种类变化不大，都有玉衣、玉塞、玉含和玉握，但形制变化比较大。西汉早期的玉衣片形状和制作方式多样，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尺寸较小，玉质纯净，玲珑剔透，磨制精薄，是目前发现质量最好的玉衣片；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多为凸字形鳞甲状，编联方式亦有不同意见；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头部、手部和足部的玉衣片，在制作工艺水平上要高于其他部位，这种差异也引起对玉衣制作地的不同看法。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玉衣，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为完备的玉衣，其后各地诸侯王墓出土的玉衣（包括玉衣形制和玉衣片形状）均与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完备的玉衣出现于西汉中期。一套齐全的玉塞为９件，称九窍塞，仅见于满城汉墓中，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５件，但在西汉早期则少见。西汉早期的玉含和玉握似乎没有定制，如南越王墓墓主口含百余粒小珍珠，手握一对玉觿。满城汉墓则以口塞代替口含，手握一对玉璜。巨野红土山汉墓墓主的口含为玉蝉，手握为一对玉猪，而西汉晚期直至东汉，含蝉和握猪成为固定的葬俗，或可认为这一葬俗最早形成于汉武帝末年。
总之，西汉早期与中期的玉器，无论在日常用玉还是在丧葬用玉方面，区别是很明显的。若仅仅分析各墓玉器数量多寡和种类增减，是无法解释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的。
例如南越王墓出土玉器达200多件，其中包括制作相当精致的71件玉璧、11套组玉佩、58件玉具剑饰和５件玉质容器，而比南越王墓晚24年的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却乏善可陈，除玉衣外，两座墓玉器总数仅为南越王墓的1／2，实在令人惑解。从身份地位来看，南越王是不能与中山靖王相比的。汉初高祖刘邦封秦南海尉赵佗为南越王，实属安抚靖边之策，虽赏赐丰厚，但南越王毕竟是异姓诸侯王，吕后时又叛汉称帝，被汉王朝视为异己。汉武帝元鼎五年，汉军水陆并进伐南越国，第二年灭南越国，汉王朝于南越地置九郡。而中山靖王刘胜则是汉景帝之子、武帝庶兄，是典型的皇亲国戚。刘胜是第一代中山王，受封于景帝前元三年，在位长达42年。其妻窦绾可能与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刘胜祖母）有亲属关系。《史记·五宗世家》载：“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由此可知刘胜聚敛的珍玩宝物当不在少数。满城汉墓出土玉器虽不及南越王墓，但在墓室营造规模及铜器、漆器的精美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南越王墓。因此，如果要探究在玉器拥有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现象，只能依据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作出合理的解释。
3、社会历史背景举证
汉初，高祖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在翦除异姓王同时，把刘氏宗族子弟封为同姓王，欲以血缘关系的诸侯王为其政治支柱。当时诸侯王封地几乎占全国三分之二，富庶的关东之地多归诸侯王，“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中央直辖者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诸侯王在其自辖的领地内，“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有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煮盐冶铜，任免相、太傅、中尉等官吏的权力。其中最大的是齐、楚、吴三国。文、景帝时，诸侯王势力达到了高峰，开始与汉室争夺人口和权力。如汉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占有五十多城地，大兴铜、盐之利，“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百姓无赋，亡入吴地者益多，成为江南富饶大国。因此，大的诸侯王往往富可敌国，称霸一方。丰沛之地是刘邦的故里，高祖封庶弟刘交为楚王，治彭城（今江苏徐州），是西汉早期重要的诸侯国。从考古发现来看，西汉早期的楚王墓，如狮子山和北洞山汉墓，营建规模宏大，随葬器物丰富，虽经盗掘，劫余品仍琳琅满目，特别是玉器异常精美，反映出楚国雄厚的国力和发达的手工业，发掘者亦认为，当时楚国拥有一批技艺高超的制玉匠师，楚王墓出土的玉器主要是楚诸侯王室作坊制作的。这正是西汉早期诸侯王墓出土大量玉器的真正原因。
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举兵反叛，周亚夫率汉军平定叛乱，杀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诸侯，极大削弱了地方诸侯割据势力。以后分封皇子大国十余城、小国数城而已。中山靖王刘胜就是在此时被封王的，尽管他身份地位显赫生活骄奢淫逸，但在景帝削藩政策下，国力远不能与汉初吴楚等国相比。《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中元五年景帝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剥夺了诸侯王的一切军政权力，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景帝时诸侯王势力虽被大大削弱，失去叛乱的根基，但仍占据着广大的疆域，个别诸侯王因受恩宠或远在边地，权势仍很大。如梁孝王因平七国之乱有功，受到景帝封地的重赏。《汉书·文三王传》记载，梁地域略与汉等，孝王“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与皇帝礼仪一样。“多作兵弩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南越王墓中大量的随葬玉器也说明了当时某些诸侯王的强盛势力。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武帝即位初期。武帝即位后，朝政常常受到窦太皇太后的干预，并无大的作为。直到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武帝才开始励精图治，放手改革（本文亦将西汉早、中期玉器分期的绝对年代定于此时）。武帝亲政以后，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令诸侯自裂地分其子弟为“侯”，其辖地“别属汉郡”，由中央统一管理。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汉武帝时期一共有王子178人封侯。诸侯王势力被彻底削弱，汉天子与地方诸侯王的地位“尊卑”才彻底分明。武帝又将煮盐、铸钱、冶铁等权力收归中央，使得诸侯国在财力上逐渐由强转弱。
这一系列措施对各诸侯国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诸侯王没有能力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大规模地制作精美的玉器；二是在武帝强化中央礼制的措施下，诸侯王不敢再使用天子之制的玉器，所以随葬玉器被简单化了。满城一号墓和巨野红土山汉墓随葬玉器的情况十分相似，说明汉代的用玉制度在汉武帝时期可能被明确和规范化了。从满城汉墓所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出，占主要地位已不是装饰玉，而是葬玉。制作精良的玉衣并不是中山国生产的，而是汉朝廷赐予的，甚至置于墓主前胸和后背用组带编联的玉璧，也有可能来自汉朝廷，因为这是整个葬玉制度的组成部分。
汉武帝时期用玉制度的深刻变化，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尽管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的玉器造型和纹饰有所变化，但用玉制度基本没有变化，而且越来越严格。因此，所谓汉代玉器的风格，是在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形成的。
作者简介
古方，男，生于1962年，北京市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1997年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汉唐时期考古发掘和中国古代玉器研究。1997～2000年工作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从事馆藏玉器的整理、鉴定和研究等。目前工作于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任副社长，从事中国玉器的研究、调查、教学、出版、鉴定和展览工作。同时兼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玉器珠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职。其主要著作有：
《天地之灵——中国古玉漫谈》（1996年）《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2004年）《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005年）《中国古玉器图典》（2007年）《古玉之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盛世玉润——北京奥运与中国玉文化》（2008年）《古方讲古玉》（2009年）《海派玉雕大师精品集》（2009年）《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