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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之因

 慧读书院 2014-08-26
郭志坤作品集
  著名法国文豪伏尔泰于1753~1755年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成为新剧本,名为《中国孤儿》,1755年8月20日开始在巴黎各家剧院上演,盛况空前。随后,英国谐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及马约瑟的本子,重新改编了《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引起极大的震动。所改编的《中国孤儿》,其故事情节与《赵氏孤儿》有所不同,但基调大致一致。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把《赵儿孤儿》与《窦娥冤》并列,称之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还有人把它同莎士比亚的杰作《哈姆莱特》作比较,由此可见《赵儿孤儿》影响之大。
  
  《赵氏孤儿》是一部杰出的悲剧。其全名为《赵氏孤儿大报仇》,又名为《赵氏孤儿冤报冤》。译者是法国传教士马约瑟,他于1731年在广州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原作是元代纪君祥(一说为纪天祥)所作,法译本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翌年《中华帝国志》先后刊发,在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伏尔泰就是以马约瑟神父的法文本为素材创作出《中国孤儿》的。《赵氏孤儿》是传入欧洲的第一部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播传世界有赖于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改编。
  
  伏尔泰为什么要改编《赵氏孤儿》?有的说,伏尔泰“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见识不广,对《赵氏孤儿》的改编是猎奇之所为。”此言失于偏颇。
  
  《赵氏孤儿》剧情曲折多变,矛盾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剧中描写的勇士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尽管身份不同,地位有异,但自我牺牲的壮烈精神同样震撼人心,他们一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正如《史记》所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其品德,扣人心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程婴是贯穿其中的主要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刻动人。他从知恩酬报到拯救无辜,从抚养孤儿到忍辱向仇人献媚。
  
  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并非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也绝非所谓“猎奇之所为”。从伏尔泰在剧本题目下着意所加“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的五幕剧”一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有三:
  
  根据孔子的教导之一,就是无征不信,“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也就是不凭造作,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伏尔泰编剧有一条宗旨,那就是“以前世历史事实感召后世人为力”。他非常讲求“以真实的历史事实感人”。将中国题材引入戏剧创作是出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一贯的关切和向往。欧洲诸国喜欢收藏中国文物,其宫廷内外出现了一种对“中国风尚”的特殊嗜好,而这种“东方趣味”风行的迹象已为伏尔泰亲眼所见。当时,来自中国的丝绸布料早已成为贵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奢侈品,中国也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丝绸之国”的美誉。在悠长的岁月中,中国的典籍、火药、炼丹术、造纸术、航海术、雕版印刷术、建筑技术、医学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曾这样写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这股由法国兴起的“中国风”,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在欧洲大陆愈演愈烈,“中国兴味”正是欧洲人趋之若鹜的时代风尚。伏尔泰在这股劲吹的“中国风”之中,了解和熟悉了中国,并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由此萌发了创作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的戏剧的心愿。正在寻访题材之时,读到了《赵氏孤儿》的译本,并认定,“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及其感染力的好剧”。
  
  《赵氏孤儿》的故事来源于《左传》和《史记》。《左传·宣公二年》在“晋灵公不君”一文中,写了晋灵公与其大臣赵盾之间的冲突,晋灵公派刺客刺杀赵盾,赵盾出逃,赵盾之弟赵穿诛杀晋灵公,赵盾复官。《史记》中有多处记载这段故事,《晋世家》中的故事与《左传》基本一致。《赵世家》则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屠岸贾、韩厥、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主要写了赵盾与屠岸贾两家的仇杀,以及“搜孤救孤”的故事,情节复杂曲折。此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史记》是部信史。作者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史家。有不少原先不相信的史料,经地下发掘证无误。细读《史记·赵世家》,有关“赵氏族诛”一事占了大半的篇幅,整个事件的过程、人物的对话详细而生动。如此生动的描述离不开口口相传,也离不开司马迁的如椽妙笔,显然不是司马迁的凭空臆造,无非是对赵氏后代有关这段历史传说的剪裁加工。
  
  再说,“藏孤救孤”的祠庙兴建也是物证。藏山,位于盂县城北18公里处,距太原121公里。名其山曰“藏山”,盖以“藏孤”得名也。后人为颂扬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舍身取义之壮烈事迹,遂在藏山立庙祭祀,代代香火不绝。藏山庙名曰“文子祠”,以赵武之谥号“赵文子”命名。祠庙始建无考,现存碑碣中有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重修碑记。现存的古建筑中除寝宫为元代所建外,其余大都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和清代多次修葺与增建的。
  
  根据孔子的教导之二,就是“取譬”乐教、“六艺之教”,也就是说作品应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换言之,要抓形象生动而又可歌可泣的故事。《赵氏孤儿》震人心魄、催人肝胆的悲剧美与伏尔泰“感人肺腑”的审美观正相符合,他的《凯撒之死》和《查伊尔》等十五部剧作都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善与恶的激烈交锋来弘扬道义,借用悲剧的形式唤起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前文所述,《赵氏孤儿》故事采自《左传》、《史记·赵世家》等书。经作者提炼、改造,故事说的是,晋国国臣屠岸贾谋害忠臣赵盾,除赵盾之孙——襁褓中婴儿被门客程婴设计将赵氏孤儿救出外,将赵家300余口满门抄斩。当屠岸贾发现有人偷偷救出孤儿后,竟下令将国内所有一月以上半岁以下幼儿残杀。程婴为保全孤儿和全国幼儿,毅然献出己子冒顶孤儿,其至友公孙杵臼为开脱程婴救孤之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孤儿由程婴扶养成人,20年后,赵氏孤儿手擒屠岸贾,报了血海深仇。戏剧冲突扣人心弦,气氛激越慷慨。这正是伏尔泰孜孜以求的“感人肺腑”效应的剧作题材。
  
  到了宋朝,因宋朝皇族为赵氏,就认为是春秋时晋国赵氏之后代,于是,从宋神宗开始,不断对拯救赵氏孤儿而做出牺牲的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加封为“忠臣义士”,并立庙予以祭拜。北宋末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至北方后,“救赵孤”、“存赵孤”就成为南宋军民抵抗金人侵略的一种精神力量。当南宋处于风雨飘摇中,“救赵孤”、“存赵孤”更是成了鲜明的政治口号。辛弃疾对程婴等人“救赵孤”的功绩仰慕有加,他在《六州歌头》写道:“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文天祥也以程婴为榜样,在被俘后写道:“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无锡》)还写道:“祖逖山河志,程婴社稷功。”(《自叹》)南宋灭亡之后,不少怀念宋王朝的人,以“存赵孤”来抒发他们的恋宋之情。于是,“赵氏孤儿”的故事成了反元复宋的舆论素材。
  
  剧中虽有封建宗法色彩,但不掩其光辉。剧有元刊本(四折)和明刊本(五折),元刊本无科白,明刊本科白齐全,且十分出色,其人物语言的洗炼和性格化,在整个元杂剧中也属上乘。正是《赵氏孤儿》剧情扣人心弦,才屡被不少剧种改编上演,更有英、法等多种译本,登上欧洲戏剧舞台,受到世界注目。
  
  根据孔子的教导之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在著作和书信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子,对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诲人不倦”、“尊尊亲亲”、“忠恕”、“中庸”、“礼乐”等等之说充满着崇拜。他认为,“孔子是真正的圣人,是人类的立法者,绝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1734年,伏尔泰因秘密出版《哲学通信》再次遭到驱逐。在女友夏特莱夫人家中避难期间,他开始着手写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这部史学著作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也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尔泰指出:“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相当先进,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则用以褒奖善行。…尤其是宽恕。”他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恕”思想特别赞赏。
  
  伏尔泰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方面写了大量的著作,有近百卷之多。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诸如狄德罗、卢梭、孔狄亚克、布封等人,无不是他的后学,对他推崇备至,公认伏尔泰是他们的导师,推崇伏尔泰的宽容之心,“宽恕”之说。
  
  “宽恕”是伏尔泰一次次遭受打击之后的一种呼唤。伏尔泰原先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即把改变社会风貌的希望寄托在上层人物身上,于是致力于“上层交好”,他与波兰前国王“交往甚密”,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过“忘年之交”,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有书信来往,还深得瑞典国王和英国国王的赏识。但在同这些利益集团的交往中深刻看到人世间竟是那样残无人道的勾心斗角,“非要把人弄个你死我活”的丑陋嘴脸。愿望成了泡影后,特别是在颠沛流离中产生一种盼望,想在中国文化宝库中获得了忠诚献身精神以及“宽恕”的品格。他之所以如此景仰中国古典文化,对《赵氏孤儿》充满激情,那是因为中国儒家的思想与他倡导的“宽容”本质精神有许多相似之处。伏尔泰还有一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种话的权利!”后世的人们为体现自己的宽容和公允,时常慷慨激昂的引用这句话。也就是说,伏尔泰希望借助道义的力量,去战胜君王的霸道。
  
  伏尔泰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了《赵氏孤儿》,应该说原剧的情节,特别是赵氏孤儿的境遇及其复仇,也符合西方宫廷世家的权位更迭,充满着因复仇而带来的血腥味。但是,善良的伏尔泰,凭自己的良知,在改编时悄悄地把孤儿的“复仇”改成了“谅解”、“宽容”和“尊重”。
  
  时光流转,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上演英文版《赵氏孤儿》,已经变成了一部十足的百老汇喜剧,幽默和诙谐,只能让观众自始至终发笑。据报道,《赵氏孤儿》将要拍电影了,导演说,不再让赵氏孤儿报仇雪恨。此为明智之举。从《赵氏孤儿》复仇到谅解、宽容和尊重的转变,显然是人的意识、愿望和品格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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