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 对阿来的认识，是十几年间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他的骨子里有些傲气，宁折不弯。比方说《尘埃落定》出版时屡屡碰壁，在全国的各大出版社转了一圈，被编辑们提出各种修改意见，阿来就认准一条：除了错别字，别的不改。最终，《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出版15年来发行上百万册，可以佐证阿来对文学的认识和自信不无道理；比方说他的另一部作品没有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媒体采访他时，他正在高山看云。他一口回绝：这些与我毫无关系。得奖能解决什么？肯定有很多好处。我最想得到的好处，是把小说写得更好。得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阿来写了一部硬气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 “如果没有《瞻对》，阿来是优秀的作家，《瞻对》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在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他的书写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同时也承担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其文化、生活赋予作家的全面的责任，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大作家。”这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2014年3月15日阿来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研讨会上的评价。他的评价得到了在座很多评论家的认可。 可是“大作家”也难免遭遇尴尬。先是“五个一工程”评选中，《瞻对》落选；后是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遥遥领先初评全票的《瞻对》，终评时得票为“0”。阿来对此事发声明三问鲁奖，期待质疑获合理解释。 阿来的追问结果与否暂且不说，他的直白令人刮目。 写小说 坚持靠自己打拼 阿来的起步不算早，自22岁开始写作，写作之后经历无数次退稿。周围很多写作的人走了捷径，找到知名的同行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 阿来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到北京去了，认识谁了。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坛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鲁迅文学院等等。阿来没有报名。“我觉得那些内容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不像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不追求这个。” 只是阿来没有料到，在人情网络流行的社会，完全凭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确实很难。同时写作的人二十多岁就出名了，阿来得到十年以后。“我觉得没关系。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选择文学，不伤害我的自尊。我本来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干这么一件事。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和阿来一起写作的都走红了，他还默默无闻。虽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但是因为不在那个“圈子里”，即便有作品发表大家也不大谈论阿来，会“假装”他不存在。阿来不服气，他坚信靠自己打拼一定会在文坛有立足之地。 他的写作看上去因执着而艰难，但是，对阿来而言又特别享受。昆德拉说，写作也是一种高智商的游戏。很多作家因为写作太投入，把自己写病了。如果说写作完全没有功利心也许不够客观，但是实际上，阿来的写作充满乐趣，因为写作、阅读本身都是有意思的事情。“我常常讲，写作要有乐趣，阅读要有乐趣，如果写完小说就住院了，如果是这么苦的事情，我就不干了。”所以阿来每一本作品的创作，都是旅行、读书、写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也正是因为享受，他的坚持充满韧性。 三十而立。三十岁这一年，阿来出版了两部作品：他的小说集被纳入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家出版社），四川出版社则出版了他的诗集。大家都觉得阿来已经“写出来了”，可是阿来拿到这两本书，却觉得非常空虚。他看到的文坛现象是，大部分写作者只是在写作而已，如果自己也这样，从此后也走上这样一条写作之路，写一本之后再写一本，有多大意义？ 写历史 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 萨特说过，他也想舒舒服服写一本书，但是，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这使他的写作和国家的宏大前程有了关联。 阿来写作追求的变化，与萨特有着某种隐秘的相似。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重大事件之后，阿来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跟你的写作有关。他对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有三四年时间再也没有写作，这样写下去怎么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是读书，二是旅行。 “我在老家徒步旅行，接触民间生活。我常常想说，我们爱国家、爱土地，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怎么建立？你要寻找，要感受，要体现，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有。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困惑之后，阿来写成了《尘埃落定》。 用阿来的话说，当时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编辑没有直接退稿，对阿来的要求是“改改”。阿来的回答没有回旋的余地：《尘埃落定》可以改—错别字！他就是这么自信。 此后，阿来陆续完成《空山》、《格萨尔王》和《瞻对》等。他说，不是自己在寻找题材，而是线索之间的牵连，写完一部历史题材，会带出一部现实题材。《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空山》从上世纪50年代写起，写完之后，觉得更遥远的历史和现实一定有某种关联，就写了《格萨尔王》。《瞻对》写的是历史，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的现实问题。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写每本书，阿来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困惑。 “我为什么写作？”阿来常常自问。他希望自己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能够有所解答。做调查、研究理论问题、包括写作，都是为了梳理对于历史的认知。如果写作没有解决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某种疑问，那么写作毫无意义。写历史，实际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 “不随和”的阿来也柔情 阿来参加某次文学奖颁奖时，有记者采访另一位作家，说着说着扯到诺奖了。那位作家说：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回过头来记者又问阿来，阿来说：自己主动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文学史长还是文学奖长？李白为什么写，写《诗经》的人为什么写，写汉代乐府诗的人为什么写？我是文学“原教主义”，我坚持文学根本。 不妥协、不盲从，阿来的“不随和”恰是他赢得尊重的原因之一。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家乡时总是依恋，总是不舍。阿来也称故乡为“肉体与精神的原乡”，但却否认一贯的说法：“路上哪里有弯道，哪里有棵大树，都太熟悉了。回去也是很正常的来来往往，不过是一天的车程，不能说一抬脚就到，至少油门一踩就到了，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继而，他谈到这是中国文学中有趣的问题：把故乡的依恋渲染到难以割舍的程度。“很多人一生的努力就是离开乡村。当然会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大概也和古代文学传统有关。”他举例说，在古代，因为交通问题或者其它问题，可能走一次就不回去了，有的像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的人们再这么表述就有些夸张了。 阿来的很多著作是厚重宏大的史诗性作品，但是写起花花草草，也不乏妩媚多姿，摇曳生情。为什么要在《草木理想国》中将镜头对准一草一花？阿来说，中国人特别喜欢大道理，关于爱国家、爱民族，爱自己所出生或生活的城市或乡村，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环境保护，尊重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一花一草。一花一草是什么？不知道了。于是他来告诉大家所“不知道”的。 阿来谈到自己与文学的情感时所打的比方，既有趣，又令人感动。《尘埃落定》获奖，阿来说，有点像结婚，入洞房当然高兴，但是更高兴的是第一次拉手，第一次KISS的时候，他更看重这个过程。写完《尘埃落定》之后，他有六年时间一个字都没写。阿来又说：“就像一个人刚轰轰烈烈地谈完一场恋爱，让他马上跟另外一个人再这么铭心刻骨地恋爱做不到。”问他的语言何以精到，他说：“我精心对待文字，也是我对语言表示尊重和敬意。爱什么东西，就在还拥有她的时候珍惜她。文字也是如此。” 阿来的“小我”活得很滋润，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也时刻关注“大我”，他的书写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同时也承担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他的切入很小，就像他在《草木理想国》中将镜头对准一草一花；可是他的心很大，装着大千世界，他对某一处微观历史的透彻挖掘，见微知著，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阿来是一个“比作家大的作家”，“他有一种品格、头脑、担当。在写作上有一定成就的人，缺少的不是才华见识，而是缺少对天下对民族的担当。”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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