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世纪的民谣大神，不知为何原因自杀了，选择的方式酷烈又诡异，叫人费解之余，更萦绕而难于释怀：他在舞台上点了把火，众目睽睽下活活烧死了自己。 于是，他的几名南非死忠粉，震惊之下集了集资，开启了一段追寻真相的旅程——这是85届奥斯卡获奖纪录长片《寻找小糖人》片首处用悬念挖的一个大坑。 粉丝们要寻访的“神”，是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国民谣歌手罗德里格斯（没听说过？这不怪你）。他才气纵横，但身世成谜，凭着且仅凭着两张深具先锋意义的专辑《冷事实》和《从现实来》而红透南非半边天，大卖特卖，四十余年来被几代青年人奉为精神领袖，甚至启蒙了民智，间接促成了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勃发。 论才情，他的作品堪与鲍勃?迪伦一决高下；论影响力，他的名字在南非家喻户晓，他的词曲人人传唱，他的精神感召了万千南非民众，没有谁不是听着他那首《小糖人》的旋律长大。然而，故事总有不可预料的转折，天意弄人是：如此一位如日中天的神级人物，却在他的故土美国沉寂一生，唱片无人问津，名字无人知晓，被唱片公司驱逐，数度失业，只得靠出卖苦力艰辛谋生，在社会的底层辗转流离，贫困度日。 观众也许纳闷如此冰火两重天的遭遇怎么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但是故事中的主角本人，不仅没像八卦描写的那样厌世寻死，反而以谦和、羞涩、内敛的姿态接纳了一切，既不苦情，也不吐槽命运之委屈、上帝之不公，只平心静气地活着，依旧每天做着民工式的活计，设法糊口之外，也写写诗，弹弹他的吉他，逛逛美术馆，在清贫之中好好兼顾着尊严。 哪怕得知自己在世界尽头红得发烫发紫；哪怕得知几十乃至上百万张盗版CD的收益均被奸商侵吞，一个子儿都不曾接济过自己的钱包；哪怕最后受邀前往南非举办个唱巡演，引得万人空巷、醉舞狂歌，他依然能够脱下燕尾服，返身回到自己熟习的平凡生活之中，不妒不羡地继续安居着自家的破屋，粉刷着人家的豪宅，修剪着人家的草坪。 这并不是一个嗟叹“怀才不遇”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屌丝逆袭、快意恩仇”的传说。它的传奇性在于，一个人能够完全不让境遇左右心态，朴朴素素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回归到自己的初心；能够将“牛逼闪闪”和“默默无闻”两种看似矛盾、互不兼容的属性，同时共存于一身。 就像前阵子爆红于网络的学术界牛人中科院院士李小文，几十年爱打赤脚，敢一身旧褂子，踩双白底黑布老汉鞋现身全国研讨会，不修边幅地像个“做脱贫报告的农民”。但谁又有资格说他寒酸呢？那布鞋八十块钱够买两双，他穿得舒坦又坦然。他成名成家了，但并不觉得非得升级外部硬件才能彰显所谓身价，以漫不经心、不骄不卑、我行我素的姿态，大概每个读过他采访的人，都用鼠标贡献过一颗赞或一记转发。 这样的人，大家喜欢颂扬他们的事迹，附带赠送许多溢美之词和诗意的解读，却鲜少能够真的去仿效，并渴望与之相同的经历。因此他们的故事，注定不会出现在任何励志书籍当中，被当做成功范例拿去贩卖，组织观摩和培训。其中既提炼不出鸡汤，也不富含鸡血，再者也奇崛到不可复制、难于推广。之所以被挖掘和流传，其戏剧性仅在于那种根本不鸟所谓世俗成功的态度。他们也并非刻意通过苦行僧式的修炼，来升华出什么高大上的精神层次，活成这个姿势，只不过自觉舒服安乐。 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来源于手边踏踏实实在做的事情，并坚定地凝固于内心，不必依附任何外物。只凭每日完成着眼前该做的事情，重复着喜欢的事情，便能从当中获得意义和支持。 纪录片《梦与狂想的王国》拍摄了吉卜力动画工作室的日常活动与电影《起风了》的诞生过程。片末，已至古稀之年的宫崎骏困惑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些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幸福’？一个人怎么可以单单为了幸福而活。”他七十二岁才不情不愿地退休，临告别时怅然叹道：“真想再工作上十年啊！” 我想，这位老人并不见得讨厌幸福本身，而是警惕于世俗意义上所谓幸福的配套标准：声名、利禄、地位、权势…… 诸如此类对外物的强调。 他喜欢创作，是这个付出的过程，而非收益令他幸福。唯有一心一意做事情，把事情诚恳地做好，不在此之外贪求附加值，才能真正地牛逼起来。而真正的大牛，恰恰是那些并不在乎什么牛逼不牛逼的人。 再说得悖论一点：只有不执着追求牛逼的那天，牛逼的属性才能闪闪到来。而另一种意义上，能把事情做好，就已足够牛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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