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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文先生的《寄庐杂笔》中有一篇文章，题目看似平常，只叫《漫话钱锺书先生》，然其中议论有极警辟者。比如谈及钱锺书先生在书札中每每对人奖饰溢量，刘先生说：“当知我国传统的交际礼节和客套用语，于己当示谦卑，于人则当加称颂。这是已成惯例的。倘不明白这一悠久传统，死在句下，那就误解太甚了。”这话讲得实在对得很。钱锺书先生说的那些夸赞相识者的话，即便不是完全做不得准，也往往是要费些思量的。恶乎然？恶乎不然？有时不容易说得清楚。刘衍文先生举钱锺书为卢弼的《慎园诗选》作序为例，认为钱公把近代光宣以后的湖北著名诗人樊增祥、陈曾寿、周树模等都说得无甚可取，各有弊端，而只有卢的诗“机趣洋溢，组织工妙，情文相生，且学人而为诗人”，这就未免是所谓“米汤大全”中行货了。
一 实际上，除了《慎园诗选》的序言外，钱锺书还写过另外一段评价卢弼旧诗的话。这段评语收录在1961 年秋油印本《慎园诗选馀集》中，原文应该是钱锺书在致卢弼的信中写的，卢氏截取以为诗集题词。文曰： 快读数过，逸气如泉涌地，好语如珠走盘。瓯北不能专美于前。所谓“千秋两字骗人多”者，当易为“千秋两字与公分”。“健康美”三字入诗，公真顽皮。《弹指》十首有“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观。 不用说，“逸气如泉涌地，好语如珠走盘”云云，怕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话。接下来，忽谓“瓯北不能专美于前”，本来某某“不能专美于前”是句赞语，可是清人赵翼不能专美于前是怎样的赞语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赵翼是“学人而为诗人”的样板，不过，我们也不妨参考《谈艺录》中的断语：“瓯北诗格调不高，而修辞妥帖圆润，实冠三家（引者按：指赵瓯北、蒋心馀、袁子才）。能说理运典，恨锋芒太露，机调过快……”那么，所谓“不能专美于前”，是该取“修辞妥帖圆润”“能说理运典”这一部分，还是该取“格调不高”“锋芒太露”那一部分呢？我想，不同的读者或许会心处有异罢。 《慎园诗选馀集》中的一首诗题为《瓯北有千秋两字骗人多之句戏作》，钱锺书说的“千秋两字与公分”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卢弼堪与赵翼相颉颃。 “健康美”云云则出自集内《戏和雪纭消夏原韵》之一，诗云：“竞美健康繖不张（自注：晒黑为健康美）。天公有意戏炎凉。海滨洗浴温泉胜，试较杨妃孰短长。”依我看，钱锺书这句“公真顽皮”的考语，才真顽皮！我也当真相信，此诗是“瓯北不能专美于前”的。 至于“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初看似为称誉之辞，但我们还是得再参考一下《谈艺录》：“施愚山《蠖斋诗话》自比其诗于‘人间筑室，一砖一木，累积而成’，渔洋之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有一顿一渐之别。《渔洋诗话》亦载厥说。则愚山又为妙悟之说所欺；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其迂缓实有倍于愚山者。”如此说来，“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是欺人之谈了。然则钱锺书用这话来夸卢弼，是不是又有什么皮里阳秋呢？自惟谫陋，无法遽断，相信这也如刘衍文先生所说，“是非细细咀嚼、反复思考不能得的”。 二 钱锺书先生于书札往来中摇笔即来写下的那些赞语，恐怕算不上正经的批评，也禁不起严格的推敲。然而，偶有心眼实的收信者，就拿它们当了真，或者即便心里清楚这些只是虚应故事，也觉得聊胜于无。他们将此类应酬话裁剪出来，印在自己的诗集里，当作名家品题，自然是颇能长自家的威风，夺人家的目睛的。我疑心钱锺书先生评彭鹤濂《棕槐室诗》的那两句话就是“尺牍精华”来着，后面一句“读子言先生撰序，名流鉴赏，月眼无花，传后信今，不待赘说”似乎尤堪玩味。 这样的“品题”，我最近又读到了一则。陈伯庄《卅年存稿》戊集《愚园诗草》卷末所附评语中，即有钱锺书先生的一段： 尊稿细读再过，潘（编者原注：潘伯鹰）评语尤精密，但未搔着痒处。先生欲诗界维新，而两君（编者原注：潘伯鹰、黄尊生）不免以陈法相绳。如司马相如所谓“鸿雁已翔 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生气伟词奇情妙想，两君皆已注出，不才独喜其善言名理，如《明月》、《兆丰公园小池》、《君道》、《人性》等篇。唐人论文曰载道，宋人论诗 曰理趣，不外乎是。…… 《卅年存稿》是陈伯庄1959 年8 月在香港的自印本，书前有胡适的序，里面提道：“伯庄和我都是四十九年前（1910 ）考取了留美官费同船出国的。那时侯他叫陈延寿，只有十七岁，我那时还不满十九岁。今年三月一日，我同当年同船出洋而现在都在台北的六个老朋友——杨锡仁、赵元任、周象贤、程远帆、伯庄和我（引者按：原文如此。似有语病。）——在锡仁家里聚餐一次，我们都觉得我们都还没有老，都还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园地里工作。” 检《胡适日记全编》，1959 年2 月16 日记“陈伯庄先生自香港来”，也同样说了他是留美同学中的一个。3 月1 日记“在杨锡仁家晚饭”。3 月12 日记“下午陈伯庄来谈”。此后，似乎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3 月12 日那天谈话的内容，说不定就与请胡适为《卅年存稿》撰序有关——序言末尾署的日期是5 月31 日。 陈伯庄先生，不是儒林文苑中的人物，因此得多介绍几句。他原籍广东番禺，赴美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工程。回国后，在大学当过教授。1927 年11 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煤油特税处处长；1928 年11 月，任铁道部建设司司长，1929 年12 月去职。后来当过粤汉铁路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交大研究所主持过社会经济调查工作，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任委员及交通组长。1933 年1 月，任立法院第三届立法委员；10 月，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棉花统制委员会委员。1937 至1938 年任华南米业公司总经理。1939 年1 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同年，孙哲生二次因公赴苏，陈伯庄都是随员之一。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后方。1946 年6 月，陈伯庄辞立法委员，任资源委员会委员。战后，直至1949 年初，他担任京沪区铁路局局长一职。 为何如此不惮烦地罗列他的履历？其实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陈伯庄是实业界、政治界的人物，他本应跟钱锺书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可是，他们的生命轨迹却真的交会过。 …… 四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前引钱锺书先生的《愚园诗草》评语中涉及到潘伯鹰，而潘伯鹰与陈伯庄主持的《京沪周刊》关 系更为密切。从1947 年到1949 年，《京沪周刊》上一直有一个由潘伯鹰主持选政并亲自誊写的旧诗栏目，叫“饮河集”，章士钊等人的旧诗便常在此发表。《谈艺录（补订本）》页三四六又有这样的记载：“《谈艺录》刊行后，偶与潘伯鹰同文酒之集。伯鹰盛叹黄诗之妙……”这即是说，恰好在潘伯鹰主持《京沪周刊》“饮河集”这段时间，他跟钱锺书是相熟的。那么，会不会是潘伯鹰将钱锺书介绍给陈伯庄的呢？ 可能性倒不是没有，然而实未必。因为钱锺书《且住楼诗十首》并不是发表在“饮河集”这个栏目中。《卅年存稿》里有一篇《友声集介辞》，附注曰：“笔者长京沪铁路时，办有《京 沪周刊》。每隔一周有潘伯鹰君主编的‘饮河集’数页。潘君选诗自具准绳自成格局，雅不欲以友人投稿乱其阵容，故另辟‘友声集’以别于‘饮河集’。”假若潘伯鹰真的非常欣赏钱锺书的诗作，为什么不拿来发表在自己的“饮河集”里呢？ 我想，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或许是钱锺书既认识陈伯庄，也认识潘伯鹰，但却不一定是因潘伯鹰之介才与陈伯庄结识的——潘伯鹰有必要将自己不见得赏识的诗人介绍给上司吗？ 五 现在回过头来读那段《愚园诗草》的评语，我们没准儿能品出更丰富的意味来。钱锺书说：“潘评语尤精密，但未搔着痒处。”这话便很有意思，本来都“未搔着痒处”了，还有什么“精密”可言呢？ 潘伯鹰的评语是这样讲的：“龙门之桐，龙渊之剑，愿以高枝之百尺，益之精金之百炼。”这又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话，何“精密”之有？潘伯鹰的评语，跟钱锺书对潘伯鹰评语的评语， 其实都够幽默的了。接下来提到的黄尊生，是陈伯庄的老友，《卅年存稿》有 《黄尊生诗序》一文。据叶元章、徐通翰编《当代中国诗词精选》，黄尊生，广东番禺人，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后居香港。著有《小沧桑斋诗草》。我在上世纪60 年代中期香港出版的《亚洲诗坛》杂志上读到过黄尊生的诗，起初居住地写“澳门”，后来才冠“香港”，也许他是先移居澳门，后转至香港的罢。黄尊生评语主要是说“作者原为霸才”，可惜就是有点泥沙俱下了。 “先生欲诗界维新，而两君不免以陈法相绳。如司马相如所谓‘鸿雁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这听上去很像是称赞，可我们都知道钱锺书对所谓“诗界维新”是不怎么感冒的。他认为黄公度的诗“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 而陈伯庄写诗恰恰爱点缀些西洋名物，比如《井羊哀词》云：“呜呼！国魂酣醉谁能唤？振聩起颓在一贯。费希特兮岂异任，天不假年应有憾。”这是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字嵌进去了。再如钱氏标举的《人性》一诗中又就有这样的句子：“阳抑必潜溃，外驯则内斗；升其力比都，谛视终此兽。”所谓“力比都”， 即弗洛伊德理论中的libido ，现通译“力比多”。 到底钱锺书先生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的“诗界维新”？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这就算是“善言名理”？对此类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也找不到确凿的答案了。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以自己理解的那个整体的钱锺书来推测、来判断那些枝枝节节的钱锺书，而矛盾就在于，我们的整体印象恰恰是建立在枝节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我们这些读者，也经常是仅仅交会一次之后便要分道扬镳：例如，在陈伯庄诗集评语的文本上交会一次，在什么才是钱锺书的真实想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不过，更吊诡的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所谓“钱锺书的真实想法”这么一回事。我们所能说的，也许只有“公真顽皮”这么一句。 （原刊于《万象》2005 年4 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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