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蜀都赋》之征实性略考

    
    一、《蜀都赋》所反映的当时四川的地域特征
   
    巴蜀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占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封闭式的自然环境，使之具有宜人的气候；干湿交替的亚热带气候，又使之获得了充沛的雨量；成都平原资源丰富，物产多样，加之人工改造，使得地理环境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晋史学家在《华阳国志》中记载“：于是蜀都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蜀都赋》记载：“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禹贡篇》把秦岭以南的地方定为梁州。说“：岷?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
   
    禹疏导治理过九条大水，其中对成都平原影响深远的岷江。所以《禹贡篇》中有记：“?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正因禹治大江劳苦功高，《华阳国志》开头就说“：昔在唐尧，洪水滔天，鲧功无成，圣禹嗣兴……”治水之后的成都平原从此便趋利避害，适宜于人生存耕种，农业发达，奠定了经济繁荣的基础。
   
    对于当时蜀的地域情况，《蜀都赋》所记载难以使人一目了然。且因历史变迁，古今差异甚大，现代人读来颇有难度。这里略作考证。
   
    “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台，火井龙湫……”巴賨，百濮實是西周时的两个部族，居于长江以北的江汉流域。
   
    “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乍一看，似乎无关地方。据《汉书·地理志》载“：临邛，仆千水东至武阳入江，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有铁官、盐官。莽曰临邛。”《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临邛，县有火井，井有盐水，取井火煮之。”又说“：宣帝时……增置盐铁官。”临邛，即今之邛崃一带，本在成都之西。据上可推知，此段所言“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当指川西的邛崃地区。
   
    “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岷山，即今川北高原的岷山地区，又《汉书·地理志》云：“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乐平。应劭曰：故白马氐羌。”此当指川北于今甘肃武都接壤地区。
   
    据上述可知，当时蜀地大致为今天的四川地区，不包括川西高原。
   
    二、《蜀都赋》所言及蜀都的经济状况及城市面貌
   
    1.经济状况
   
    《水经·成都注》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成都平原可能在李冰来蜀之前已有水利灌溉。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材料看，知战国时蜀已有铁器和纺织品。《常志》载司马错说：“其（蜀）国富饶，得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所以《战国策》说：“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从此可以窥见秦灭巴蜀之前，蜀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方面就有了高度的成就。
   
    读《蜀都赋》及其他史料，可知当时蜀都手工业商业极其发达。蜀地资源丰富，铜铁金银和玉器等应有尽有，这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备而充实的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说蜀的卓氏、程郑，都是六国灭亡后迁来的，他们都是以冶铸致富，到了汉代，无疑能家累百万了。《贡禹传》说“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岁费五千万。”颜师古注：“三工官。少府之属官。”如淳说：“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
   
    蜀锦自古闻名，此文中便可见一斑，“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絺弱折，緜繭成衽。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
   
    张詠说秦“分筑南北二少城以处商贾。”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以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
   
    普通人民也富庶殷实，家庭和谐，“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生活富足，无衣食之忧，且悠闲自得“，可以颐精神养血脉者，莫不毕陈。”
   
    正因经济发达，故人口众多，《汉书·地理志》说：“成都，户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有工官。”
   
    2.城市面貌
   
    《蜀都赋》所言“尔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间，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所谓“都门二九”，即为十八城门。《华阳国志》言“：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郭。”顾校云“，郭，当作门，见《蜀都赋》及刘渊林注。”《寰宇记》也引《周地图经》言成都“大城立九门，少城立九门。”想必，今日成都的少城路，少城公园或许还与那时结缘。
   
    成都两江，曰郫江，曰流江，即《禹贡》之“江”、“沱”。吕大防《合江亭记》云：“所谓二江双流者，沱（郫江）旧循男隍，与江（流江）并流以东。唐高骈斥广其城，遂塞靡枣故堰，始凿新渠，缭出府城之北，然犹合于旧渚。旧渚者，合江故亭。”
   
    所谓“九桥”，历来颇有争论。秦时之说为七桥，然而究竟哪七桥，也无定论。李膺《益州记》“：七星桥：一曰长星，二曰员星，三曰玑星，四曰夷星，五曰尾星，六曰冲星，七曰曲星。”而《方舆胜览》引李膺记亦同。鉴于扬雄《蜀都赋》最早记有“九桥带其流”之说，章樵于七桥之外并入龟化桥、升仙桥计之，适符九桥之数。毕竟时过境迁，众说纷纭，已难以确证。但《蜀都赋》所记载，至少可用告诉我们当时成都的基本事实，今人仍能据此提取信息，已属难得了。
   
    蜀都城市建筑发达，街道纵横错落有致，人流车马熙熙攘攘，“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隐轸轸”。巨商富豪云集，生活极尽奢华，“百金之家，千金之公……置酒于荥川之闲宅，设坐于华度之高堂。”
   
    总之，虽然汉赋常给人的印象是“虚词滥说”、“靡丽多夸”，但细读《蜀都赋》，却让人感觉不尽如此，较以相关史料及自然地理知识，则更觉其内容“类皆有据”、“却可信然”。《蜀都赋》不仅以其优美华丽的辞藻给了我们审美享受，对于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的四川和成都更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