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上古文明史的颠覆与重构

《华夏上古神系》 朱大可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年6月版

读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是一种探险，为这部大作写书评则是一种冒险。这部著作糅合了人类学、考古学、语音学等多学科理论，学术面向非常广泛，理论构建极为缜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轻率的评论，都可能对作者及其著作构成误读。

不过可以肯定，这部著作是朱大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这部“神作”不仅一反他个人书写的路径，从不按牌理出牌的文化研究，进入了“一本正经”的学术研究，而且极大地挑战着读者的知识框架，直抵“毁人三观”的程度。

朱大可认为，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存在着两个原型：一个“巴别神系”，来自于人类的共同祖先非洲智人，但这个“第一原型”因无文字而无从追溯；另一个是同样来源于非洲，但在人类迁徙过程中经过再创造的“第二原型”，包括“西亚神系”与“印伊神系”，即涵括两河文明、叙利亚文明、南亚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等的“第二代神话”。这些上神话随着人类的迁徙，分作多条路线往东亚传播、嬗变，构成华夏文明（华夏上古神话）的神秘来源。

在这其中，很重要的学科支撑就是新兴的基因考古学理论。根据生物学基因研究的结论，所有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其迁徙南线，是沿着南亚至中南半岛，经过越南进入中国南方（荆楚）。据此，朱大可重绘了全新的华夏上古神谱。

本书立论的核心，是朱大可的一项重要发现：在所有的上古文明体系中，神名开头的辅音相对坚固，历经数万年而不变，可作为辨认标记，称为“神名音素标记”，又叫“文化基因”。例如全球水神的名字，几乎都以N开头，而日神都无一例外地以H或S开头，等等。朱大可还发现，以非洲为起点，各民族主神的名字，会随着迁徙路线的延伸而变长，音素数量不断递增。他把这称为“主神音素递增效应”，并认为这正是神话起源于非洲的重大证据。

在现有学术体系下，学者就像工匠，往往只能做一些拾遗补缺的活儿，满足于在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水线上，完成自己的那一道工序，而不敢逾越专业雷池一步。在《华夏上古神系》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充当“学术农民工”，而是从人类文明的发端、迁徙、传播路径，关联到两河文明、印伊文明等几大文明板块，将华夏上古史直接置于世界史框架下进行审视，从而突破华夏文明的本位，以去中心化的研究方式，独辟蹊径地还原了上古神话的真相。

本书还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虽说该书重点是文化人类学，但采用的学术工具可谓琳琅满目，不仅涉及考古学和人类学，而且动用生物学、上古语音学以及文化符号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整理分析和“修复”来自上古的丰富信息。

这部著作还颠覆了华夏上古文明的传统概念。葛兆光先生指出，宋以后，随着中国意识的兴起，以及在华夏本位的话语模式笼罩下，历史研究长期难以摆脱“华夏、四夷、朝贡、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见葛兆光《宅兹中国》）。《华夏上古神系》却彻底跳出旧有框框，论证了华夏文明多元起源和华夏文明本身的开放特征。

长期以来，在“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主流观点统治下，中国文化的开放性遭到了蓄意遮蔽。“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疑问：具有二千多个单字且结构复杂的甲骨文，何以突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朱大可这部书中一些看似具颠覆性的结论，其实是沿前人的脚步往前推进的结果。他的研究与结论，可以从李济、顾颉刚、苏秉琦、岑仲勉等前辈学人的著述中找到精神源头。从这部著作出发，期待更多的同好丢弃传统陋见，一起去探寻华夏上古文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