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国务院在时隔八年后，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等改革举措。而此前，教育部也一直在酝酿此轮高校转型改革，将1200所国家普通高等院校中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将发生重大调整。
本次改革对于已经到来的201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季，以及扭转自今年春节过后全国多省份的企业技工荒，都是利好福音。然而，大批量高校的转型如何落实面临很多困难，还须从思想、政策、制度、操作各个层面逐一梳理、逐步推进，职业教育才能走进真正的春天。就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光明网记者采访了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主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教授。以下为访谈实录。
与其说“转型”，不如说“回归”更贴切
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型做职业教育，这既是高等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布局结构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和调整。调整的依据是按照人才类型来划分教育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型、研究型的教育，一类是应用型、技能型的教育。这是一种新的思路，也是一个新的信号。
引导本科院校转职教首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有必要，也有意义。就我国人才市场的实际情况而言，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大量缺乏，同时很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问题，就是一味地重基础、重理论，忽略了知识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市场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决定了教育的多样化，如何给教育分类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目前来说，在性质上对教育重新划分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本科转职教，其所依据的分类标准与国际接轨，有其合理性；政府及国家部委的重视和推动也给予此次改革极大的助力。国务院此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高等教育布局和职业教育体系划分做出规划安排，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教育部等六部委颁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对于改变职业教育“断头”教育的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导向。一句话，政府推动，这事儿就好办。
有一种说法，此次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与其他普通大学相比，办学历史相对比较短，办学基础和条件相对比较弱，硬件条件还不够好、师资力量还不太强，在社会的影响力和声誉度还不是很高。这600多所院校基本上是1999年后新建的学校，大多是师专、高职、电大等升格而来，它们建立之初在定位上就出现过摇摆的现象：一方面想往普通型、研究型教育上去靠，另一方面，其地方性很强，服务于地方、走应用型道路才是它们的长项。现在政府引导其转型成应用型大学，是一种纠偏，是对其本身应用型、行业性、地方性的一种强化，指引其走一条正确的路线。因此，如果是这些学校本转职，与其说是一种“转型”，不如说是“回归”更贴切一些。
事实上，这些新建本科和地方性院校多数处于现有的高等教育圈层化结构的外圈。所谓圈层化结构，是按照办学水平、影响力来划分的：第一圈是985高校，第二圈是211学校，第三圈是部分一本和较好的二本院校，第四圈是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即现在所说的600多所，第五圈是现有独立设置的1300多所高职院校，属于专科层次。如果让600所转为职教，我们不免担心这会给社会传递一个信号，即高等教育等级水平层次中相对较低的院校才会转型为本科职业教育，或称应用型大学。这也会给职业教育的社会评介起到不好的导向作用。
本转职首先要从体制上破除“谈职色变”的偏见
转型也好、回归也好，实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面对这一革命性的调整，社会环境和高校并没有完全准备好。首先反映在社会观念上，大众倾向于将学科类、学问型、研究型教育视为正规、正统教育，而将沾上“应用”、“职”字的教育视为层次较低的、等而下之的教育，甚至“谈职色变”；职业教育在社会上并不受待见，被称为“别人家孩子的教育”。
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重普教、轻职教，重学历、轻技能有关，也跟政策和制度的导向有关。有些是在政策制定上有意无意地产生了不平等的现象，比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缺乏选择性机制，在填志愿时分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等先后顺序，即使孩子本身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或特长优势，但面对这种淘汰性、选拔性的招生考试制度，也不会愿意、不敢优先去选择职业教育，因为这被认为是落榜生的归属。又比如用工制度，即使是对劳动技术含量要求并不很高的企业，在招聘广告中也会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将接受职业教育当成人才的底线设置，导致了拿不到本科文凭就没有更好的竞争力、而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无法等值等价的社会刻板印象。
职业教育办学的内在规律要求校企合作，目前我们国家校企合作的环境并不完善。企业没有办学的积极性，法律对此也没有强制性、保护性、倾斜性、支持性的政策。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生均拨款及经费拨付标准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职教的投资项目、生均经费拨款比普教少很多，这是外部环境。就内部办学水平来说，在我国具有当代意义的职业教育还是后发的，跟国外及普通教育相比，相对基础比较弱，办学条件也很有限。比如师资，职教倡导“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但是培养师资的“母机”却是以为普通高等院校培养师资为主的师范类学校，这些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即使到职业学校任教，实践能力、动手操作能力也比较弱，这样的师资很难带出能干、能解决问题、动手能力强的学生。职教在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上，包括管理规范、教学设备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综合外部及内部情况来看，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态度，一时半会儿很难转变。
这些年来，随着政府的引导、教育的努力，职业教育的地位在逐渐提升，但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还没有摆脱缺乏尊严、缺少希望的境遇，还无法跟普通教育平起平坐，实现只是类型的差异性而不是层次的优劣性。职业教育在社会上认可度不高的状况，也会使得大学本科院校极力避免在转型之后高职化，它们不想戴上职业教育这顶帽子。参与转型的这批院校难免会有一种“被转型”、被普教抛弃的不情愿感。而现有的3年制高职院校在定位上仍是大专层次，升格无望，也会有“被挤压”、“被边缘”的失落感。但是应该乐观地看到，国家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也会为之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我们可以期待，社会风尚从现在这种明显追求文凭、学历导向为上，向重劳动、重技能、提升职业资格证书含金量转变。
本转职在具体操作中要避免行政“一刀切”，要给高校自主选择权
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在具体的操作上也会有问题。比如，在教育部，高职的行政管理原来归高等教育司，后来转到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现在本科大学都在高等教育司，如果一部分转型为职教，行政管理怎么调整？还有，职业教育改革也不仅仅涉及教育部一家，还涉及到人社部及其他行业相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上，各部门各项工作怎么去衔接、配合必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本转职的提法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在实施策略和手段上还应注意科学性。政府导向体现了改革的制度善意，一刀切、划一条线也体现了行政导向的高效性，这是一种有力的手段。但正是由于在我们国家，主导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一直不是市场力量而是行政手段，而造成一段时期内职业型、实用型人才供求脱节的状况。如今本转职改革依旧是政府行政力量推动，而不是大学出于人才培养与自身发展的主动求变和对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去推动每一项改革，这是不可取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管办评分离，也就是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政府是管理教育、治理教育的主体，要管什么、怎么去管，需要研究。过去政府是“三员”一身，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又是裁判员，按照这一惯性，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及高校自身的发展调节，在管理上存在越位包办，以及因定位不准确而不到位的情况。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40字方针，其中包括“政府推动、市场引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在政府不缺位、要到位，而且行使责任主体的同时，更应该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尊重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利。《决定》还提到要“加强统筹、分类指导”，职教改革发展不光是教育部门、也不是教育部一家的事情，还牵涉到相关的其它部门，各部门的统筹、协调特别重要。对各类教育进行分类指导、分层次指导，这个原则也很重要。“系统培养、多样成才”，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每个层次、每个类型的教育都可以办成一流，各具特色、各显其为。而具体到每个高校，要办哪个层次、什么类型的教育，走何种发展道路，不能由行政部门一方面说了算。政府可以制定标准，学校应根据自身实力或第三方评价，自主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定位与发展归宿。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本转职还处于规划阶段，它还需要一个路线图，也需要一个时间表，需要就具体可行的操作步骤设计一个预案。在具体操作中，必须考虑到600多所转型学校面对改革既怕失去、又怕得到的心态，以及高职院校中100所“国示范”、100所“国骨干”在刚性的一刀切的改革中，对于升格无望的失落感。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的推动会产生一定的阻力。
职业教育不一定要追求学历层次和独立体系
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在学界、高校及社会舆论引发很多争议，都跟目前职业教育发展本身在研究上的滞后有关系。一些概念目前还比较模糊，导致观念上的混乱。研究、认识上的不统一，导致各说各话、各唱各调的局面，难以为转型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
比如《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到“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600多所转型后的职业教育学校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所谓“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是在原有的高等职业教育基础上建立的职业教育本科层次，本意为“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建立与普通高等教育并驾齐驱的、独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但学界对“本科职业教育”是不是就等同于“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存疑，对职业教育是否一定要追求独立体系也有争议。
从行政本意来看，通过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让学生可以从中等职业一直学到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到专业硕士，甚至专业博士，实现职业教育体系从大专到大本、甚至于研究生、博士生的构建，这是一个积极的措施，改变了过去职业教育是终结性教育、“断头”教育的状况——所谓“上断头”、“下断流”，上了职业学校就意味着缺少学历上升的空间和机会，因而招生时也吸引不了高质量的学生。一旦把职业教育到本科、研究生的路线打通，就将大大改变这种局面。
但是总体来说，我个人并不赞同将职业教育和学历捆绑在一起。职教的核心竞争力是学生的职业素质、职业技能，如果以学历等级为依据给职业技术划分层次，容易落入唯学历的窠臼。以学历等级为标准，在现有的淘汰机制下，职教仍难以跟普教平起平坐，仍是等而下之。回归的本意是，职教要以资格、职业技能的等级为依据来考虑其不同层次的划分。这才是此次改革的意义。
现在我国还没有摆脱学历社会、文凭社会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职业教育靠学历、文凭达到顶端来拉动，走另一条学历道路，是不是就真正做到了突围？我觉得不一定。盲目追求职教的学历层次，会助长新的学历主义，也不一定能真正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地位和价值。在目前争论尚存的情况下，不一定非要去纠缠职业教育的学历情结，或者追求其独立体系的存在。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先生日前接受采访也称，不赞成将应用技术型高校直接等同于职业教育本科层次。因为除了高职院校及应用技术型高校在进行职业教育外，在普通高校包括“985”大学里，也大量存在有着有职业教育特征的专业，本科职业教育并不是职业院校中的应用技术型高校所独有。在目前唯学历的教育环境下，职业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得到落实，把职业教育完全独立于普通教育之外，反而无法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
退一步说，职业教育的概念、提法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去培养。我们的目标是要按照校企合作、产学一体、工学结合的模式培养应用技术类型人才，只要方向走对了，就不一定要追求独立的学历体系。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一个类型，即使是叫应用技术型高校，而不叫本科职教，也不等于不重视职业教育。而在终身教育体系下谈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就会更加有光彩、更加有特色、更加有优势。所谓终身教育，是指人们在一生各阶段当中所受各种教育的总和，是人所受不同类型教育的统一综合，包括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方式，既有学校教育，又有社会教育；既有正规教育，也有非正规教育。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职业教育还没有摆脱“外忧内难”的局面。所谓外忧，是指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比如前边提到的社会认识问题、制度设计问题，职业教育体系问题，职业教育法律问题，以及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待遇问题，职业技术人才的地位待遇问题，等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跟这些外部环境还不是很理想有直接关系。内难，是指职业教育内部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专业设置是否能跟市场需求匹配，课程设置是否能满足企业、学生、家长的需要，教师能力能否适应职业教育要求，职校生源重数量不重质量，发展上不具备校企合作条件，等等。
此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重点解决职教发展外部环境的一系列问题，给我们带来信心。600所本科院校转型，只有真正有所作为、切实落地，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使其从“外忧内难”中突围，到达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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