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幼韵十八岁时曾遇到一个看手相的人，说她会度过精彩的一生，足迹遍布四方，身边的人非富即贵。百岁之后她回想起这段话，“每一句都应验了”。 她是上海滩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也是子孙们爱戴的Grandma(奶奶)。她是整个近现代史的见证人。严幼韵的一生，跨越了一个多世纪，并没有被岁月的沧桑淹没，而是沉淀得越发美丽。 名门之秀惊艳复旦 故事要从1905年讲起。这一年，复旦大学初建；而沪上的严家，也新得了一个女孩儿，取名严幼韵。 严幼韵的祖父严信厚(字筱舫)早年在上海的一家银楼学生意，后经人介绍，入李鸿章幕府，获其赏识，得到署长芦盐务帮办的官职，开始其以盐务起家，积累资金投资工商业的历程。在晚清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严信厚是一个在商海的浪潮中长袖善舞的弄潮儿。 严信厚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产，使得严幼韵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富家生活。在天津的中西女校毕业后，严幼韵随全家南下，回到祖父的发家之地上海。1925年，严幼韵进沪江大学读书。192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尚在艰难的起步之中。1925年这一年，全国包括专科学校在内的高等院校才刚过一百所，在校学生的总数是三万二千五百多人，大致与今日复旦大学一所学校的在校全日制学生数相近。因此，当年能进大学的女生实属凤毛麟角，大都来自富裕的家庭。沪江是一所教会学校，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但有严格的校纪校规，学生被要求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生性活泼好动的严幼韵呆得并不舒服。 适逢1927年，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严幼韵就和女性好友萧子雄一同转校，来到校园氛围宽松得多的复旦大学念商科。 女生初进校园，使复旦的男生如沐春风。笔者翻阅了当时在复旦就读的几位校友的回忆录，其中，校友齐云回忆道：“平常一般顽皮而天真的男同学们，骤然之间见了哪位典型的女同学，好似人力车夫见了交通警察一样，深恐触犯规章，不敢乱动一步，人人均谨言慎行，衣履清洁，内务整洁。在功课方面，亦较往昔加倍用功，不但白昼专心苦读，晚上还要开夜车，深恐成绩落在裙钗之后。” 严幼韵更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严家在南京路上开有“老九章绸布庄”，各色衣料随大小姐挑选，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因此，严幼韵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 她的同班同学章宗钰说，无法形容严幼韵美在何处，只是“好有一比，萧子雄同学和她寸步不离，一高一矮，一美一丑，例如邱正伦教授的公司理财课，她俩每次必迟到，门声响处，皮鞋答答，大家一定‘向右看’，弄得邱教授讲‘Issue Bond Issue Bond’接着说不下去，足证其魔力之一般”。 她于功课上并不大用心，但也自有应付的办法。遇到要交习题或报告，她会电话某位男同学，说借他的习作一看。闻者无不欣然听命，一位周同学整本报告被她拿去交卷后，甚至认为“受宠若惊”。在归还的习作上，她会洒上一些香水致意。 严幼韵转入复旦时，后来被称之为“东宫”的女生宿舍尚未建好，正合她不愿住校的心意。她坐自备轿车从静安寺的家中来校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车牌号是84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的“爱的花”。年轻的严幼韵喜爱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自己驾着车一路开过来。很多男生守在校门口，就为了一睹“爱的花”芳容。 这一外号不胫而走，名声更传出复旦校园，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红遍了上海滩。严幼韵的女儿杨雪兰于2012年末接受笔者采访时还提到，1980年她从美国回上海的时候，去拜访一位年长的朋友，老先生听到严幼韵的名字，脸一下子亮了起来：“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呢！” 郎才女貌“爱的花” 严幼韵和第一任丈夫杨光泩的相识，也和“爱的花”有关。 杨光泩出生在一个丝商家庭，其祖父也是在十九世纪末来到上海开丝行的。1920年，杨光泩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庚款资助赴美留学。四年后，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法博士学位。1927年，杨光泩谢绝了华盛顿美利坚大学远东史讲师的聘书回国，受聘于母校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并兼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28年年初，北京政府大势已去，杨光泩受邀南下，进入了南京政府外交部。 杨光泩第一眼见到严幼韵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路跟着她。很巧，他们是去同一个聚会的。他立刻请朋友介绍认识，随即对严幼韵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不断地送花，请她看电影、跳舞……两人情投意合。 1929年9月6日，严幼韵与杨光泩举行婚礼。婚礼就在他们经常去跳舞的大华饭店举行，这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有千余人出席，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婚礼的照片在报纸刊登后，成为上海滩众多青年男女向往的风尚。一直到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照片仍然被引为旧上海时髦婚礼的佐证。 1930年，新婚不久的杨光泩出使海外，严幼韵也随夫出洋，开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1938年，杨光泩奉命赴菲律宾，以公使衔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当时菲律宾尚未独立，中菲间没有互设使馆，驻马尼拉总领事就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最高外交代表。1939年初，严幼韵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也来到了马尼拉。 作为总领事的夫人，严幼韵亲手设计并操办了总领事官邸的装潢，陪同杨光泩出席各种外交礼仪活动，还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了菲律宾和美国的官员及华侨领袖。由她出任名誉主席的华侨妇女协会，发起了捐赠金饰、折复活节纸花的爱国募款活动，华侨妇女们走上菲律宾的大街小巷，向街坊、商店、工厂募款募药。此外，她们还为前线战士赶制了一百万个急救医疗包。虽然辛苦，但能帮丈夫做一些事，能为祖国尽一点力，严幼韵形容这段日子“非常美好”。 然而，幸福是短暂的。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两天后，3个日本宪兵踢着正步来到马尼拉饭店，对正在用早餐的杨光泩说：“你被捕了。”杨光泩十分平静地回到房间，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包衣服，告别了妻女。 被日军拘禁期间，杨光泩严词拒绝了日军要其向华侨募款的要求。4月17日，杨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杀害。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严幼韵才知道丈夫已经遇害。 杨光泩被捕后不久，严幼韵就带着孩子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作为总领事的夫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七位外交官的妻儿，况且那些外交官太太都比她年轻，孩子也小。于是，这栋有三个卧室的屋子，就成了这些外交官家属共同的家园。严幼韵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解决食物供给、平息争端，后来还带着一大家人几次搬家。她自小养尊处优，从来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的经验，但生活压迫下她便只能适应，从未有人听闻她抱怨。 几十年后，年逾百岁的严幼韵在自传《MyStory》中回顾这段日子，自豪地说：“现在回头想想，我们当时的确非常勇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又很担忧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完全茫然不可知。但我们做到了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与顾维钧相伴的幸福晚年 1959年9月，严幼韵与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这一年，严幼韵54岁，顾维钧71岁。 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严幼韵与他早就相识。1945年5月，严幼韵初到美国时，轮船停靠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她的二女儿急性阑尾炎需动手术。正在旧金山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顾维钧立即伸出援手。严幼韵在旧金山住了三个月，直到女儿身体恢复才赴纽约。 1946年7月，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严幼韵护照到期后，顾维钧还以大使身份亲自为她向外交部申请。退休后，顾维钧又赴海牙出任国际法院法官，两人两地分离。顾维钧有首诗写在此时，由严幼韵收录在《MyStory》中：“夜夜深情思爱人，朝朝无缄独自闷。千种缘由莫能解，万里聊航一日程。” 和严幼韵结婚的时候，顾维钧已经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了两年，一直住在旅馆里。杨雪兰记得：“当时的顾先生非常瘦，也非常严肃，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仆人专门站在他身后服侍，随时递上一块餐布。” 和活泼的严家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严肃的顾先生”也被“改造”过来。有一年全家一起去滑雪，两位老人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结果有一天孩子们回来时，发现顾维钧正喜滋滋地试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和孩子们一起滑雪去。《时代》周刊还为此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顾维钧谈养生心得，只三样：“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他习惯晚睡晚起，严幼韵担心他从晚餐到早餐间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不利，所以每天凌晨3点起床，为他热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就是在家安排牌局。去世那天(1985年11月14日)晚上22点左右，他还问严幼韵：“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 他们一起生活了26年。严幼韵(Juliana)的桌子上，至今摆着一对玻璃小猪，上面的纸条是顾维钧(Wellington)亲手写了贴上的：“Wadmiring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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